【注】本文为宋石男先生《乾隆禁枪》下篇，点击此处查看《乾隆禁枪》上篇。
触发乾隆厉行保甲、全面禁枪的1774年王伦叛乱，其实质并非马列史学家所称的农民起义，而是宗教起义。
因为许诺不同于现世生活的来世，中国的民间宗教总是寻求与现实的差异，这与固守传统、不离现实的儒学正统形成鲜明对比。也正因如此，宗教往往含有革命的因子。
王伦所信奉的白莲教，具有千禧年意识形态，它预言，在无生老母的指引下，极乐世界将降临世间。但在极乐世界来临之前，世间将经历大劫，暴力不可避免并迫在眉睫。
王伦在自己的庭院里祭天，自称是紫薇真星，宣告来自无生老母的末日启示“今岁有四十五日屠戮劫数，随我道可免”，其制造的神圣之魅，竟令部分绿营士兵“胆怯手振，枪不得施放”（戚学标《记妖寇王伦始末》）。这必令乾隆震惊警惧。
美国学者杨庆堃在其巨著《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中指出，垄断祭天仪式以及天象征兆解释权是中国皇朝统治者的传统策略。祭天仪式被严格限定为皇帝特权，民间不得僭越。通过对祭天仪式的严格控制，皇帝成为天人之间的惟一中介。对天象征兆的解释，即是对神的制裁力量的解释。官方垄断这一解释权，也就将神的制裁力量吸收于己身。
现在，王伦公然祭天，发出末日启示，是对皇帝垄断祭天权和天象解释权的巨大挑战，尽管其制造的波澜不够壮阔，但如不严以待之，则皇帝合法性所系之最重要根基——天命，可能会坍塌于无形。
将类似王伦的危险人物及其可能制造的不稳定因素扼杀于萌芽之中，就成为当务之急。厉行保甲正是出于这一考虑。禁枪也是出于这一考虑。而只有加强保甲控制，禁枪才可能真正务实推行。
尽管王伦的叛乱队伍并未有效利用火器——或许是他及其教徒过于相信无生老母的力量，或许是寿张、临清地区火器不易购得，他们主要使用冷兵器，但乾隆不能不未雨绸缪：没枪的王伦都这么恐怖，有枪那还了得？何况，民间已经大量持有火器，不能不防。
火器大量进入中国民间，是在18世纪雍、乾年间。军队广泛使用火器（据王兆春《中国火器史》，清代军队火器装备率超过50%），也许对民间起了一定示范作用。学者邱捷指出，民间火器普及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匠籍制度在清初逐渐瓦解和废除。人身不再受官府控制，从事铸造、制铁等行业的手工业者有机会私自制造火器出售。在《阅微草堂笔记》等清人著作中，大量载有社会下层人物持有、使用火器的记录，说明当时民间制造、销售火器已具相当之规模。
领兵镇压王伦起义之后，参赞大臣舒赫德上书乾隆，请求明令严禁民间铸造私藏鸟枪。奏折称：“此次寿张逆匪王伦滋事一案，虽由满汉官兵鼓勇向前，得以早行剿灭，而亦因贼无鸟枪一项，搜捕较易。是知民间藏匿鸟枪所关甚巨，若不实力查禁，恐日久滋生事端……”，请收缴民间鸟枪，且不许私自制造。
舒赫德的奏折在当时颇遭清议非难，他的外甥、礼亲王昭梿在《啸亭续录》中记，其疏“为言官所纠，比以秦皇销兵云”。但乾隆可不管什么言官非议，他深知，民间若能禁枪，国家就垄断了火器使用，在镇压民间上可以取得绝对优势。
很快，乾隆将舒赫德的建议付诸实行，并且议定处罚条款：“民人逾限不缴，杖一百，徒三年；私行制造，杖一百，流二千里。每一件加一等。其不实力稽查之地方专管文武各官，罚俸一年。”
奇怪的是，不到一年，乾隆四十年（1775年）七月，乾隆忽又下旨说：“小民之守分与否，更不在鸟枪之有无”，“所有内陆查禁鸟枪之事，并著无庸办理”。
乾隆是真要放弃禁枪了吗？当然不是。学者高翔指出，这时乾隆正筹划解除民壮鸟枪武装，因担心收缴民壮火器与查禁民用鸟枪同时进行，未免触及面太广，故不得不分缓急，徐徐为之。
民壮即乡兵，是地方士绅经营、控制的汉人武装力量，主要职能是巡缉盗匪、防护仓监，本是清代正规军的一个补充。民壮演习鸟枪始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首倡者是山东巡抚崔应坚，当时获得乾隆赞许。但十年之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山东巡抚国泰奏请严令各属民壮操演鸟枪，军机大臣高晋奏请将武科舞刀改用鸟枪，都被乾隆严词批驳。
他先发上谕斥责国泰：“各省地方设立民壮……原欲其协助营兵，同资守御。但民壮之设，本系由乡民招募充当，虽系在官，究与入伍食粮者有间。况火药所关甚巨，亦未便散给人役。若概使演习鸟枪，并令熟练进步连环之法，于缉暴防奸之事并无裨益。况各省训练纯熟火器者多人，则又不可不预防其弊。即如前年山东逆匪王伦滋扰一案，幸若辈乌合之众，不善施放枪炮，可以一举歼灭，此其明验也。国泰此奏不必行”。
又发上谕批驳高晋:“鸟枪一项，原系制胜要器，而民间断不宜演习私藏。即如山东逆匪王伦聚众之事，幸群贼不谙放枪，易于剿灭，此显而易见者。……曾令谕各省督抚不动声色，将鸟枪改为弓箭，……高晋岂遂忘之耶？若如高晋所奏，武科改用鸟枪，则应试之武生势必时常学习打靶，凡应禁之火药铅丸，俱难禁民间私相售卖。且一县中添无数能放鸟枪之人，久而传习渐多，于事实为有碍”。
民壮虽是官府可利用的准军事力量，但其主要成员是汉人，且受雇于地方士绅，与“入伍食粮者”不同，并非国家机器的正规成分，乾隆不能完全信任。谁能保证，装备了火器的民壮，有朝一日不会临阵倒戈，把枪口对准朝廷？王伦的追随者中，有一些原来就是民壮。此外，民壮演习鸟枪，武生学习打靶，势必助长火器普及，而会用枪的百姓越多，统治者就越不放心。在威权统治者眼里，人人都是潜在的反叛者。皇权时期的所谓统治术，其核心之一就是防民术。对神经质的狮子君王来说，他必须确认所有臣民都是没有爪牙的驯服羔羊。
有意思的是，在推行民壮武装去火器化时，乾隆特别强调要督抚“不动声色”。寥寥四字，传神道出统治者心理。如今我们常听当权者说“外松内紧”，这与“不动声色”异曲同工。
民壮鸟枪问题基本解决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一月，乾隆借口“近阅各省招册及题奏案例，常有火器伤人、鸟枪拒捕之案”，再次发出谕旨，严禁民间鸟枪：“民间私铸鸟枪，向有明禁……著传谕各省督抚，嗣后务须督饬各属员实力严查，毋许工匠私行铸造售卖。并令道府州县于因公巡察之便，留心稽察，谆切晓谕，如有民间私藏者，即随时缴销，总须不动声色，设法办理，并于每岁年终汇奏一次”。
在这里，乾隆再次要禁枪政策执行者“不动声色”，其处处防民而又心虚紧张之态，跃然纸上。
此谕一下，禁枪运动便在全国严格推行。除了个别边远地区因防兽御贼之需而允许百姓量为留存，以及满洲地区、蒙古地区“概免收销”之外，全国民间鸟枪均予收缴。学者左步青据故宫所藏清代档案统计，从乾隆四十六年到乾隆五十九年，全国共收缴民间存留鸟枪达四万四千余杆。
然而，清政府禁枪的效果并不理想。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石峰堡回乱，乾隆末年湘黔苗乱，嘉庆初年（1796—1804年）鄂、豫、川、陕、甘五省白莲教起义起事，反叛者均有使用火炮、抬枪、鸟枪等火器。到太平天国崛起，火器的应用已相当普遍。及至晚清，一些地区甚至将火器铸造原料作为新生儿礼物。据《清稗类钞》，“乐平属江西，人皆剽悍……其俗：凡产一男丁，须献铁十斤或二十斤于宗祠，为制造军械之用。戚友之与汤饼会者，亦以铁三斤投赠。以故族愈强者，则军械巨炮愈多，惟用硝磺铁弹，无新式之火药弹丸耳”。
在禁枪同时，乾隆还进行了长达十九年的禁毁书籍运动（笔者将另撰《乾隆禁书》述论）。与禁枪的“不动声色”不同，乾隆自称禁书“光明正大”，堂皇行之。
禁枪是削弱民间武力，试图将民众的手捆起来；禁书是禁锢民间思想，试图将民众的头脑捆起来；保甲则是限制民众自由，试图将民众的脚捆起来。但这些看似滴水不漏的维稳措施，并不能化解根植于王朝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之中的危机。维稳机制运转的前提是：政治、经济与社会局势基本稳定。这就使其处于悖论之中，稳定时它可以维护稳定，不稳定时它则率先崩溃。
就在乾隆倾力维稳之际，“乱事已种其根苗矣”（萧一山语）。乾隆六十年以后，苗民发难于湖南、贵州之间，白莲教徒纷然并作于川陕甘等省。与此同时，海疆不靖，天理教继起。数十年中，叛者如毛，此起彼伏，殆无宁岁，而大清国势，终于渐至衰矣。
（图注：乾隆命宫廷画师绘制的《万国来朝图》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