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研究王阳明的思想，不以可用“唯心”、“唯物”的概念将其与当今主流思想加以对立。王阳明强调“心”，故学说就被称为“心学”。“天下无心外之物”是王阳明心学的精粹，更是王阳明心学判断是非的标准。王阳明心学理论的核心是：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研究阳明心学之“心”应从人的感性出发，学会做心田的园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行合一。
关键词：和谐社会 王阳明 心学 致良知 知行合一
早在十六届六中全会党中央即提出“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现实课题抓紧抓好”，但时至今日，人类社会面对人心的迷失、人性的萎缩、道德的沦丧、生态的危机等现代性困境以及官员腐败、权钱交易、偷税漏税、走私贩私等不和谐的因素分明束手无策。笔者认为，构建和谐社会，除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思想指导之外，广泛研读并推广“阳明心学”，应该也能够起到净化心灵、教化民众的效果，不失为根除当前社会弊病的一剂良药。
笔者认定，每一种积极进步的哲学思想，都应该有其永久的生命力，虽历经千年万载而仍能呈现其现实意义，这并不是说这种哲学思想的提出者具有先知先觉的大智慧，而在于大凡一种积极进步的哲学思想都拥有无限的拓展空间。正如我们今天的主流思想马克思主义，它是一门不断发展的科学，属于一种不断再生的理论，阳明心学也是如此。
马克思主义认为，没有任何一种学说，包括它本身在内，是由“终极真理”构成的。真理包含在认识过程当中，人类认识不断深化，但不可能穷尽对真理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要论精选－导言》）。阳明心学作为一门哲学，强调主体意识和自主精神，反对迷信权威、依傍书本，影响到从张居正、海瑞、黄宗羲到陶行知等诸多著名人物，跨越明、清及现当代五百多年的历史，甚至流传到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和欧美，在世界各地开花生根，能够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因而也绝不是一种终极的真理。我们研究王阳明的思想，也应该持有发展性的观点，从社会的需要出发加以分析和吸收，而不可以片面的用“唯心”、“唯物”的概念把它与今天的主流思想对立起来。在很大程度上，阳明心学中“致良知”的提法和我们今天普遍推广追求至真至纯的“真”、“善”、“美”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知行合一”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几同一词，有极大的相通之处，因此极有必要将二者联系起来加以认识。
下面笔者就自己对阳明心学的粗浅理解，以求与同仁交流的目的。
一、阳明心学产生的综合原因。
明朝初年，为了强化思想统治，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以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使之成为明王朝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思想工具。明太祖朱元璋为强化其个人独裁，在思想文化领域构筑了强硬与严密的文网，明成祖朱棣更是下令用朱学观点篡编《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以之作为天下士子读书的准绳。
程朱理学认为“天理”是万物的本源，一切人伦道德、尊卑等级、三纲五常都是“天理”；要“存天理，灭人欲”。所以他们认为人们应该克制自己的感情，让道德理性来支配和指导行为。在认识论上主张“格物致知”，通过探究万物，更好地理解天理，从而达到明德为善的目的。应该说，在前明时期，面对战乱所留下千疮百孔的混乱局面，程朱理学对于维护政治的稳定以及追求社会各阶层的和谐，起到了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但到了16世纪以后，明朝的封建统治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东西边陲无年不战事，全国各地无年不民变，明王朝专制政治体制内部矛盾日趋尖锐，以至经常发生皇族叛乱、军队反水、士兵哗变等重大事变，从思想领域寻求整体变革，已成为挽救当时政治危机的必然选择（《中国通史简编》）。一股个性解放以及启蒙主义的思潮自然而然的获得了赖以滋长的土壤。
而此时，程朱理学也确实失去了教化人心的作用，许多知识分子读书不求甚解，胸无大志，甚至寡廉鲜耻，丧失人格，伦理道德甚至成为一些人营私舞弊的工具和打击反对派的棍子。腐朽的理学在当时已支撑不住局面，阳明心学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应运而生了。
在全面继承和批判儒家人性论的基础上，王阳明着重对孟子“尽心”说和陆九渊“心即理”说进行了吸收和改造，创建了以注重人的内心为特征的新儒学--阳明心学，从而达到理学发展的高峰。
二、 王阳明心学判断是非的标准是“以吾心之是非为是非”。
王阳明强调“心”，故其学说就被称为“心学”。他把朱熹认为绝对至上的“理”移植到每个人的“心”里面，因此他说：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传习录》）。意思就是万事万物存在于我的心里，关于万事万物的那个“理”也存在于我的心里，因此，我们要认识万事万物，认识万事万物的“理”，用不着向外界去探求，而是到自己心里去找答案。
《传习录》中载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是阳明游南镇时，他的学生指着岩中花树问他：“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 王阳明回答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
在王阳明认为，作为客观存在的花，在山中自开自落，独立地存在于人的主观意识之外。无论我看到它与否，它总会存在于此，与我心无关，此时的花，只能是作为毫无“意义”的自然之物而存在，因而他说“与汝心同归于寂”。而当你看它时，是你的体验，此时的花就与你的生命一气流通，并成为确证你生命存在的对象，因此花便在于你心之中。
在这段对话中的“天下无心外之物”，正是王阳明心学的精粹所在，王阳明心学判断是非的标准，就是自己的“心”。他认为“理”是存在于你的心里面，每个人都有，你去发现它就是了。
他说：“求诸心而得，虽其言之非出于孔子者，亦不敢以为非也；求诸心而不得，虽其言之出于孔子者，亦不敢以为是也。”（《明儒学案·东林学案一》）并且提出：“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传习录》卷中－《答罗整庵少宰书》）。在明朝社会这种以孔子为万世师、提倡八股、尊崇程朱理学的阴暗时代里，这种思想无疑破除了长期以来禁锢在人们头脑里面的很多条条框框，有其划时代的进步性。而在寻求思想解放、追求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意识的今天，重新探讨阳明心学，以“心”来体验社会、认知社会，不人云亦云，不压抑个性，就更能体现出积极意义。
三、王阳明心学理论的核心是：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
1、心即理。
“心”，在王阳明思想体系中无疑据于起始地位，他反复强调“心”，其目的就是要确立“心”即人之主观精神的本体地位。
从王阳明的分析来看，“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 (《王文成公全书－答顾东桥书》）。 “天地间诸事万物，举凡纲常伦理、言行举止，成败荣辱等等，无一不是根于吾心而森然毕具”，即“心外无物，心外无义，心外无善”，“天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理需从自己心上体认，不假外求始得” (《答顾东桥书》）。
他指出：“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 (《王文成公全书－答季明德》)。他把心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论证世间一切事物都在人心内，依心而有，心外无物，心是一切事物产生的根源，心是外物在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理就存在于心中，要存天理，存的就是人们心里天生具备的真善美，而要灭的是蒙蔽内心真实感情的那些污垢、欲望，要人在心上“做功夫”，到心中去求“至善”的本体。
王阳明的学生徐爱问他：“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他的回答是：“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传习录》卷上〈徐爱引言〉》）。在王阳明看来，这些孝顺父母、信任朋友之类的品德，就是存在于人心的天理，我们不是在学习这些规则，只是在去除蒙蔽内心的灰尘，让这些品德呈现出来而已。
2、致良知。
“良知”最早由孟子提出来，他所指的良知是指人生来具有的、不需要学习就可知的那种内在品质。作为普遍的伦理标准，“良知”就是“理”、就是“道”、就是“义”，即把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转化为人的自觉的意识和行为，强调主观立志和主体精神的力量，强调人的自我更新，倡导学习要自求自得，提倡人们“发明本心，固受自操”，使人明明德，修自身。“致”就是“体验”、“实践”。“致良知”也就是体验良知、实践良知。就是用自己全身心的情感、生命等去体验、去发现、去构造世界。王阳明认定“良知”为心之本体，能生天地、万物和人类；它“动静一源”。因此，“良知”也就是“天理”。
王阳明将其心学思想凝成四句话，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传习录下》））。我个人的理解是，人心本来如同一张白纸，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这就是天理，是自然存在的“良知”（“无善无恶心之体”）。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由于外部环境及各自经历的不同，这样就产生了有善有恶的想法（“动”，活动，这里引申为“想法”），从而就出现了符合天理或不符合天理的区别（“有善有恶意之动”）。而一个人通过学习加以修养，知道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不应该做，从而达到体验良知、实践良知的目的（“知善知恶是良知”），进而在日常生活中穷究事、物，有好的作为并及时去掉恶行（“为善去恶是格物”）。应该说“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两句高度概括起来就是“致良知”，这正是阳明心学最核心的要义，前者简明概括了所谓“良知”就是“知善知恶”，后者重在表达一个“致”字，即“格物”，即“为善去恶”。他所提倡的“致良知”显然不只是针对知识分子，而是面向士农工商社会各个阶层，不是要人们去做多少学问，而是简单的反求内心，他断言：“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心明便是天理” （《传习录中》）；否认心外有理、有事，有物。认为为学“惟学得其心”，“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学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删锄之者也，无非有事于根焉而已。” （《传习录中》）要求用这种反求内心的修养方法，以达到所谓“万物一体”的境界。
“致良知”论，作为王阳明关于认识方法的核心思想，是他等心学命题的理论概括与升华。作为个体的特殊的道德价值判断，“良知”就是“自我”，人人只需运用出自其内心的评价标准，就可以对是非、善恶、美丑等进行自我评判。也就是所谓“凡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之。其善欤，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欤，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无所与于他人者也”（《王阳明全集》卷26钱德洪笔录《大学问》）。
王阳明不仅把“良知”作为人类社会的普遍道德原理，而且还将其视为宇宙存在、运动的法则。他说：“天地间活泼泼地，无非此理，便是良知的流行不息” “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 （《传习录》下）。他将道德准则与客观规律都内化于心，成其为“良知”，在他看来，人们只要体认、扩充这“良知”，便能使“天理”昭然。王阳明说：“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 （《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他的意思就是要把“良知”扩充、推及到万事万物之中，予以发扬光大，从而将人的潜在道德意识转化成现实的人生价值。
3、知行合一。
是说认识事物的道理与在现实中运用这一道理，是密不可分的一回事。很明显，“知”指认识，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指实践，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因此，知行关系，也就是指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的关系，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包括以下两层意思。
1、）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王阳明认为知行是一回事，他说：“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他极力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突出地把一切道德归之于个体的自觉行动，认为知与行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不能算真知。他认为：良知，无不行，而自觉的行，也就是知。这种提法与我们今天的主流思想辩证法则无疑是一致的。
2、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王守仁说：“……知犹水也，人心之无不知犹水之无不就下也。决而行之，无有不就下者。决而行之者，致知之谓也。此吾所谓‘知行合一’者也”，“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他的意思是说，道德是人行为的指导思想，按照道德的要求去行动是达到“良知”的基本途径。在道德指导下产生的意念活动是行为的开始，符合道德规范要求的行为是 “良知”的完成。
应该说，“知行合一”论是王阳明心学的落脚点，懂得了“心即理”，明确了“致良知”，都只是理论思想上的升华，是意识范畴内的事，因此他说“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 “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传习录上》) “知行并进”， “知”、“行”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而如果我们认真比较，会发现王阳明更注重的是“行”，是实践，这也正是他的学说历经数百年而不衰的根本原因所在。
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在社会上有一番作为，但现实又往往让我们无比困惑，在物欲横流的今天，人们往往容易迷失自我，自己的理想每每不得施展，心中的美好愿望因为要面对权钱交易的大局无所适从。我以为，作为一门自我修养之学，阳明的心学应该能为我们提供一条战胜自我的途径，一种与社会歪风邪气相争的可能性，他注重思想修养，注重体行实践，强调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上都要保持自己生命的本真，在人格修养方面讲求日有所进、月有所增，从内心深处去发掘自然天赋的真、善、美，时时牢记“为善去恶”、“致良知”，以求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这是值得我们学习并身体力行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对阳明心学认识的再思考。
当然，阳明心学必竟是一门唯心哲学，它永远不可能上升为当今时代的主流思想地位。我们学习阳明心学，只是把它作为对当前主流思想的有益补充，因此，必须批判继承，取其精髓，剔其糟粕，要摒弃其在理性认识上的缺点，并从其对于感性方面的积极意义加以升华。
笔者以为，在现代社会理解王阳明的心学，首先应该认识到人的双重属性。每一个社会人，都应呈现出理性与感性两种存在，前者是社会属性，后者是自然属性。阳明心学更加注重的是人的感性认知，王阳明心学中提出了“心即理”，这里的“心”不应该是接受各种人为的伦理思想、道德观念约束之心，而是自然之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我们常说：万恶的封建思想与道德观念毒害、压制了中国人民几千年，所以封建社会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心”属于理性之心，是受封建思想大染缸浸染过的，这样的心，断无真“理”可言，而阳明心学之“心”首先应该是从人的感性出发，是发乎天然之心，是无功利之心，是追求和谐自然之心，是构建和谐社会之心。王学中无论是“致良知”还是“知行合一”都是在追求人的感性突破，追求上与天合的理想境界。
因此笔者以为，感性世界里人的自我可称“心我”，“心我”存在于“心界”。
心界之中有“心田”、有“心路”、有“心花”、有“心灯”……
心田常绿、心路长在、心花常开、心灯常明。
心田里有心草、心灯上有心尘，心界常为心魔所困，“魔”由心生，心往往因饱食理性的血液，承受超负荷的封建思想而生“魔”，从而丧失“心志”，沦为“心奴”，被心魔主宰心灵。
因此做为心学的践行者必须学会做心田的园丁，动用“心智”，常除心草、常拂心尘，正确把握“心气”，从容限制“心机”，妥善安置“心眼”，抵制心欲诱惑，不使“心气”太高、不使“心机”太重，不使“心眼”太多，虚心求进，诚实做人，做心灵的智者。笔者以为，这一过程就是“致良知”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知”，也是“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行合一”。
新世纪的今天，胡总书记为我们提出了“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正是我们时代的良知，是划分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如果我们每一个公民都能用“心”加以体验，以实际行动加以践行，那么，良好的社会风气和正确的价值观念不难形成，真正意义上和谐社会必会成为并不久远的现实。
参考书目：
《传习录》肖刚、沈顺葵 广州出版社
(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明）谢廷杰辑刊《王文成公全书》
黄宗羲：《明儒学案·东林学案一》
高哲、温元著、贾建梅主编《马克 思恩格斯要论精选》中央编译出版社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