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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亮与永康学派： 江左学术的演进则体现于事功主义者的陈亮。 陈亮（1143—1194）字同甫，婺州永康（浙江永康）人，是南宋事功学派的代表人物，其学派称永康学派。 陈亮创立的永康学派则反对空谈性理，带有明显的反理学性质。全祖望说：“乾、淳之际，婺学最盛，东莱兄弟以性命之学起，同甫（陈亮）以事功之学学起”（《宋元学案·说斋学案》）。 陈亮(1143-1194)字同甫，称 陈亮争辩义理，又曾明确指责： “元晦之论，只是与二程主张门户；而尊兄乃名之以正大，且占得地步平正”（文集卷二一与 陈亮思想的渊源，如陈亮自述： “亮自十八九岁（公元一一六一至一一六二年），获从故老乡人游；故老乡人莫余知也。而陈圣嘉、应仲实、徐子才独以为可。圣嘉之与人交，仲实之自处，子才之特立，皆余之所愿学也。晚与一世豪杰上下其论，而三人者每每不能去心。”（文集卷一五送徐子才赴富阳序） “绍兴辛巳、壬午（公元一一六一至一一六二年）之间，余以极论兵事，……复以古文自诡。于时道德性命之学亦渐开矣。又四五年，广汉张栻敬夫、东莱吕祖谦伯恭，相与上下其论，……新安朱元晦讲之武夷，而强立不反，其说遂以行而不可遏止。齿牙所至，嘘枯吹生，天下之学士大夫贤不肖，往往系其意之所向背，虽心诚不乐，而亦阳相应和。若余非不愿附，而第其品级不能高也。”（文集卷二八钱叔因墓碣铭） “往时广汉张敬夫、东莱吕伯恭于天下之义理，自谓极其精微，而世亦以是推之，虽前一辈亦心知其莫能先也。余犹及见二人者，听其讲论，亦稍详其精深纡余，……晚，得从新安朱元晦游，……余为之感慨于天地之大义，而抱大不满于秦、汉以来 看来陈亮没有一定的师承。成年后和他论学最多的是张栻、吕祖谦和朱熹三个人，但在“相与上下其论”之间，不但没有师承关系，并且因了观点之不同，不能附和。在这三人中，和他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吕祖谦： “亮平生不曾会与人讲论，独伯恭于空闲时，喜相往复，亮亦感其相知，不知其言语之尽。伯恭既死，此事尽废。”（文集卷二○丙午复朱元晦秘书书） “伯恭晚岁于亮尤好，盖亦无不尽，箴切诲戒，书尺具存。”（同上又甲辰答书） 陈亮往来于道学家之间，并非道学。宋史把永康列入儒林，而不列入道学，保存了思想史的真实。陈亮的理论，从他的军事学说事功之学以至某些哲学的理论概括，都自成一家之言，是反道学的“异端”学派。 乔行简说： “陈亮……皇帝王霸之略，期于开物成务，酌古理今，其说盖近世儒者之所未讲。”（文集卷首奏请谥陈龙川札子） 叶适也谈到： “同甫既修皇帝王霸之学，上下二千余年，考其合散，发其秘藏，见圣贤之精微，常流行于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开物成务；其说皆今人所未讲。朱公元晦意有不与而不能夺也。”（龙川文集序） 全祖望和黄百家在宋元学案里所论永嘉之学出于二程，虽未必尽合事实，但指出了陈亮是学无师承的： “永嘉之学，薛（季宣）、郑（伯熊）俱出于程子。是时陈同甫亮又崛兴于永康，无所承接。”（宋元学案卷五六龙川学案） “永嘉以经制言事功，皆推源以为得统于程氏。永康（陈亮）则专言事功而无所承。”（同上） 陈亮学无师承的这种论断是正确的。 和陈亮的见解最为接近的是诗人辛弃疾，他们有着共同的恢复中原的抱负，他们都鄙弃空谈而祟尚实践，两人风格的豪迈，意气的纵横，更是十分相似的。辛弃疾那首有名的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就是“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而作的。辛弃疾的另一首词贺新郎（“老大那堪说”）的结语是“看试手，补天裂”，是两个伟大爱国者的共同愿望。所以陈亮回答辛弃疾的词里有“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文集卷一七贺新郎“老去凭谁说”）是两人志同道合的真写照。 陈亮思想震撼了经院哲学： “当乾道淳熙间，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皆谈性命而辟功利。学者各守其师说，截然不可犯。陈同甫崛起其旁，独以为不然。”（宋元学案卷五六） 陈亮的理论充满了“异端”的叛逆性格，它是当时各种唯心主义的对立面，他自己说： “司马迁有言，贫贱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亮之生于斯世也，如木出于嵌岩嵌崎之间，奇蹇艰涩，盖未易以常理论，而人力又从而掩盖磨灭之。”（文集卷二○又甲辰答书） 陈亮对朱熹也说过他自己是“口诵墨翟之言，身从杨朱之道，外有子贡之形，内居原宪之实”（同上）。他更论到“异端”之学有“其脱颖独见之地”（文集卷一一，子房、贾生、孔明、魏徵何以学异端），可以学习，可见他自己也是以异端自命的。朱熹曾批评陈亮是“才高气粗”（朱子语类卷一三）、“血气粗豪”（晦庵先生文集卷三六答陈同甫书）。 李贽反驳说： “异哉，堂堂朱夫子，反以章句绳亮，粗豪目亮，悲夫！士唯患不粗豪耳，有粗有豪，而后真精细出矣；不然，皆假矣。”（<藏书 名臣传>） 陈亮在《中兴五论》提出一些具有反封建反特权的主张，例如： 他指出：“发一政，用一人，无非出于独断”、“朝廷有一政事，而多出于御批；有一委任，而多出于特旨”，认为这种专制的局面扼杀国家机器的生机； 他指出：“群臣救过之不及，而何暇展布体以求济度外之功哉！”（《上孝宗皇帝第三书》）他要求皇帝放弃个人独裁，一切政事“付之会议”，提出“重六卿之权”、“置大帅以总边陲”、“住文武以分边郡”。 他指出：南宋萎靡不振，与”任人之道”不当有密切关系，表现于“以儒立国”（《上孝宗皇帝第三书》）以儒家经典促使士子“宛转于文法之中”、“而不知事功之为何物”、“不知形势之为何用”（《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造就了大批的“儒庸萎琑之人”；认为用人应该“虚心以待之，推诚以用之”，“疑则无用，用则勿疑”、“与其位，勿夺其职，任以事，勿间以言”做到人尽其才，促使有真才实学者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反独裁，重人事，重实务，事功主义者的陈亮的主张具备了近代资产阶级政客的典型的特性。 永康之学代表人物是陈亮。陈亮（1143—1194年）字同甫，世称 经济思想方面，陈亮在《四弊》中提出了他的行业分工认识： “商籍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 这不同于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而主张农商并重。他主张富民，为富人说话，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反对“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批评王安石变法“惟恐富民之不困也”，“惟恐商贾之不折也”，要求朝廷保护富民。 在义利观方面倡言功利，提出：“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何以具四德？”（《宋元学案》卷56《龙川学案》） 他说“人生不能无欲”，（《龙川文集》卷23）与要求“去欲” 的观点不同；《四弊》中有“利之所在，何往而不可哉！ ”他与朱熹进行著名的 “王霸义利之辩”，长达数年，相关材料主要在《朱文公文集》卷三六和《龙川文集》卷二○（《陈亮集》增订本卷二八）中，是其义利观念的集中体现。他不满朱熹规劝其为“醇儒”、要他“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等，复信反驳，《又甲辰秋书》重申“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辩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故亮以为……谓之杂霸者，其道固本于王也。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如亮之说，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二人互辩不已。 此后，陈亮又在《丙午复朱元晦秘书书》中说：“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矣。”陈傅良在《答陈同甫》中，概括其主张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止斋文集》卷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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