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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浩：心与理的辨析--从鹅湖论道说起 [注]本文首发在煮酒论史，还在续贴中，贴在这儿之前又进行了删改和调整。 0. 序 南宋孝宗年间（淳熙二年），在信州铅山（江西上饶）的鹅湖寺上演了一场关于儒学之道的超级辩论。这场辩论的主辩手，一方是所谓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先生，另一方是所谓陆王“心学”的开山祖陆九渊先生。这两个人在中国儒学史乃至中国思想史上的名头之大，无须多言。而这场双峰对决，正如金庸笔下的绝世高手之华山论剑，令人心驰神往，菲思冥想不已，恨不得跻身现场，一睹为快。然而，对这场千载难逢的盛事，史料却大多语焉不详，特别是未能记录下双方论辩的细节，又令人抱恨连连。 时近千年再来回望，愈发觉得这次辩论实为中国文化及学术思想发展的一个重大关节。宋元明六百年的儒学，上承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学义理，下启始自清末、当前正热的儒学第三季（杜维明言），内在的发展脉络清晰可见。而“理学”与“心学”的对峙，则是宋明儒学发展的主轴，也是其对儒学的独特贡献。在鹅湖论道之前，“理学”与“心学”的分歧还若隐若现，不甚明朗。经此一论，则双方分歧大白于天下，从此再难调和。因此，鹅湖论道正式开启了“理学”与“心学”长达数百年的学派纷争，并深刻地影响了近现代儒学的发展。 这场论辩的胜负优劣也一波三折。就现场效果而言，象山先生意气风发，似略占上风。而就学派的后世影响而言，朱子一系的“理学”在短暂的沉抑之后，成为南宋末年，及元明清三代的官学，成为正宗儒学的代表，明显占了上风。而“心学”一脉，在明中叶之后，一代旷世大儒王阳明（守仁）横空出世，将“心学”推向最高潮，一时间“心学”一派门徒广众，从者如云，及至明末，其声势影响超过了“理学”。但总体而言，并未动摇朱子“理学”作为儒学正宗的地位。到了近代，情况又有了变化。特别是儒学大家牟宗三先生经深入辨析，自成一家之言，断言陆王“心学”才是孔孟之道的正宗，朱子的“理学”体系却是别支。因此，“心学”与“理学”的纠缠和纷争，自鹅湖论道开始，起起伏伏，不曾落听，迄今已有八百多年。 鉴于鹅湖论道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后文拟从此关节入手，梳理一下宋明儒学中“心学”、“理学”之争的缘起、要点及发展脉络，敬请砖家拍正。 1.盛世 鹅湖论道发生在南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的六月。这一年，偏安江南的南宋王朝在曾经的战乱与动荡之后，正迎来久别的盛世。此时距上一次宋金之间的大规模战事已有十三年，距岳飞被冤杀已有三十三年，距导致北宋灭亡的靖康之难已有四十八年。自十二年前的“隆庆和议”后，宋金两边各自在其明主的带领下，休兵安民，和平建设，双边无战事达四十余年。 南宋这边，时下主政的是被史家称为南宋一朝最有作为的皇帝赵眘，庙号孝宗。孝宗于绍兴32年（公元1162年）即位，是南宋的第二任皇帝（第一任就是号称中兴之主，冤杀岳飞的高宗赵构）。上任之初，孝宗赵眘就一改前朝对金委屈求和之风，首先给岳飞平凡，追封岳飞为鄂国公，谥号“武穆”，削去了秦桧（已于七年前去世）的官号，恢复了主战派胡铨的官职，拜当时的抗金名将、主战派的精神领袖张浚为相，筹备北伐。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孝宗的志向追求完全不同于高宗，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然而，于隆兴元年开始的北伐并不顺利。宋军在开始小胜之后，终在符离之战中溃败。隆兴二年（1164年），南宋和金国签订了“隆兴和议”。 之后尽管孝宗北伐之心不止，却再也没有机会北伐了。最初他依赖张浚，张浚去世后，他又寄厚望另一名将虞允文，结果积极备战的虞允文没来得及出征也去世了。北伐终究成为泡影。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战事不起，与孝宗而言会有些失意，但换来的却是双边民众的安居乐业。孝宗也专心内政，整饬吏治，终于成就了南宋的一段清明盛世，史称“乾淳之治”。亁，即亁道（公元1165-1173年），淳，即淳熙（公元1174-1189年）。这是孝宗在位期间，继隆兴之后的另外两个年号。尽管这段所谓的盛世在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来看实在短暂，而且笼罩在靖康之变的巨大屈辱中就更不起眼，毕竟盛世还是到来了。 通常说到盛世，一般人必然会想到大汉与大唐。但单从经济发达、文化思想灿烂、人民富足等方面看，两宋在很多方面其实都超过了汉唐。之所以两宋给人的感觉是底气不壮，主要是“武功”（开疆辟土，对外用兵）方面的孱弱。先是北宋对辽进贡岁币，后来南宋对金称臣，总让人觉得与大国盛世的标准有些距离。而“文治”方面，宋代实不输于任何一个朝代。其学术思想尤为繁荣，从北宋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到本文的两位主人公（朱熹、陆九渊），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在人们的印象中，只有乱世才出思想家。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和清末民初的新文化运动，都适逢乱世，也都是思想大家频出的时代。但两宋期间学术思想之繁荣，是此种说法的有力驳斥。实际上，并非乱世才出思想家，五胡乱华期间恐怕是最乱的乱世，也没见有份量的思想家出现。大思想家涌现的时代，基本有以下特征：（1）社会秩序大调整；（2）外来文化的冲击；（3）言论思想的宽松自由。春秋战国时期，经历的是从周制向秦制转化的社会秩序大调整；两宋时期，是儒家文化回应佛教文化的冲击；民国期间并延续至今则是既有帝制向共和转化的社会秩序大调整，又有传统文化回应西方文化的冲击（这段时间更应是思想家辈出才是，然而共产主义新中国的成立截断了民国以来的思想潮流，言论思想不再自由之故）。而言论思想的宽松自由，则是三个时代（春秋战国、两宋、民国）共同的特征。对于春秋和民国时期，这种宽松自由多少是由于大一统政权的崩溃，而两宋期间的宽松自由，却是施政者的方略所致。宋太祖的太庙秘誓“不杀大臣与言事官”，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宋代皇帝们也大多乐道好学，思想开放。以宋孝宗为例，主张“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体现了一种兼容并包的胸怀。纵观两宋，若论言论开放和思想自由的尺度，实在是秦制（封建社会）推行以来的最大化，也远超后来的元明清。这种开明自由的政治环境为经济、文化及学术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土壤。事实上，学者们认为两宋的文化发展已经到达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其“声名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迈越汉唐，直追三代（即夏商周，参见余英时著：朱熹的历史世界）。这一成就与其言论与思想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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