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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这三个字，在中国凡识字的人，该没有不知道的吧。我们一向把王羲之尊为“书圣”，看作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人，这是没有什么可争议的。《兰亭集序》历来被喻为“天下第一行书”，而王羲之，正是把写字的意义从“实用”提升到了“意境”，是书法史上真正的“艺术的觉醒”。
或者正因为这“圣”名，外加我们对古圣先贤总是心存敬畏，一千多年来，王羲之的形象也总是光辉高大得近乎神明，无论文艺作品还是影视，都找不出半点瑕疵，“好”得仿佛非人一般。
然而，历史上的王羲之真是这样吗？当然，真实的王羲之也的确是很“好”的，只是这里的“好”，却是另外一番意义了。无论如何，他还是个凡人，他的“好”，那只是一个凡人的好，甚至还处处都透着一股凡人的痴憨劲。他能把书法搞得近“圣”，可自己却万不是个“圣人”，就像苏东坡能把《前赤壁赋》写得近“圣”，可真到了现实中，却又不是那么回事了一样。
看王羲之的一生，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这是一个可爱的人。可爱又简单，于是他就拥有了比大多数人都快乐的人生。他一辈子真率无比，但有时却会钻钻牛角尖，干点让人啼笑皆非的事；他一生追求逍遥，意气来了，万事皆空，恨不得白日就能升仙，可一转脸，却又忧心忡忡地关怀起了国家大事；他一会是笃信道家的放达名士，而一会却又拿出儒家那一套，大批起了《庄子》……就是这样一个怪异、矛盾而又风趣的人生，跟文艺作品里那个近“圣”的光辉形象还真是颇有差距。然而可贵的是，在这样的矛盾当中，王羲之自己却浑不觉得，想议政就议政，想逍遥就逍遥，快快乐乐地度过了一生。比起那些一向内心坎坷的文人们，真可称得“幸福”了。
王羲之生性爱鹅，他曾费了不知多久的功夫，给一个道士写下一部五千多字的《道德经》，就为换来一只极富神韵的“好鹅”。道士做成了一本千万利的好买卖，而在抱鹅回家的路上，他也同样欢天喜地。二十岁时，叔父王导要和郗鉴联姻，郗鉴就派人来，先期相看王家的公子。众兄弟听说，纷纷小心应对，个个仪态万方。倒只有王羲之，独个衣衫不整地倚在东厢房的床上大吃大喝，好像全不知晓一样。而最后，郗鉴偏偏就看上了他这“袒腹东床”，欣然把女儿嫁给了他。
因为这些故事，人们都说，王羲之是个“真率”的人，然后纷纷地喜欢并推崇他。不过，如果让我从后人角度来评判的话，其实无论“换鹅”还是“袒腹东床”，这类型的“真率”，对大多数魏晋名士来说，还并不算多么新鲜，很多人都干出过类似的事。王羲之真正最有特色的，却是他对待政治的“真率”，这才是他最不同于当时的名士，也完全不同于后世文人的。
王羲之不是个政治家，甚至对搞政治还不怎么太懂，但是，他却全不在乎，总是一面沉醉于自己的逍遥人生，而另一面却还时时刻刻惦念着朝堂。一看朝廷有哪件事干得不够好，他就立刻“真率”地出来仗义执言，有时还颇有裨益，朝廷也多有采纳；当看到殷浩和桓温争权，搞得国家不得安宁，他就分头给两边写信，真诚地加以劝说。当然，那等权力争夺，岂是王羲之几封热情洋溢的书信就能感化，殷浩和桓温自然是谁也不听，但王羲之自觉心情尽到，再无遗憾，于是便依旧快乐；甚至他最好的朋友谢安喜欢“清谈”，而他却认为“清谈误国”，他也直截了当地向谢安提出，要谢安带头废了“清谈”，给天下士人们做个表率。不想谢安也极有主见，断不认同“清谈误国”的说法，王羲之这满腔的热忱，最后也没讨得半分好看。但王羲之依然不往心里去，话已说了，心已尽了，我还得去过我的逍遥日子，听与不听，那就随你的便。
也许看上去，王羲之就仿佛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忠臣”，这样的人在历史上还真是颇有一批。但是，我们不能把他划到这个“忠臣”的行列里来，因为王羲之和那些“忠臣”们并不一样。王羲之的热忱是不需要结果的，或者他的目的原本就在这热忱本身。他的忧国忧民，那不是为了“忠义”，而只是为了自己的心情。他才不会为了国家一时半会解决不了的问题而痛心疾首，最后把自己的人生搞得一团糟。
王羲之大约做了二十多年的官，对老百姓来说，他也无疑是个好官。会稽郡闹饥荒，他也不请示朝廷，就自己决定开仓放粮，赈济百姓，还上疏有司，力争减免百姓的赋税。然而，如果把他看成那种忠正无私的民之“父母”，那就不对了。同在会稽任上，当还在隐居的谢安给他写信说，自己练书法，可家里的纸不够用时，他就立刻来了兴致，当即清点会稽仓库，把九万张库存的公家纸一把都送给了好朋友。桓温听说了这件事，忍不住哈哈大笑，说：逸少真是“不节”……（注：王羲之，字逸少）
这就是王羲之，始终的真率、正直、热情、善良、由性。在他眼里，天下无一处不好，于是他就一天比一天过得更加快乐，也一天比一天地更加被人们喜欢。后来，他辞去太守的官职，一心一意地隐居。终日和一群仙朋道友，或泛游海上，或服药炼丹，高兴得不亦乐乎。而当朝廷又发生了不尽如人意的事，他也依然仗义执言。玩到得意忘形处，他就在那山水间欣然放言：我终将快乐而死！
好一个“快乐而死”，这大概也是王羲之的最终哲学。也许对他来说，除了写字以外，任何事他都不曾真的执著过。国要爱，但不必爱得痛不欲生；人要做，但也不必做得畏首畏尾；唯有性情，却是一定要张扬！因为，这才是人生的本真，才能成就最真正的艺术。魏晋这个混乱又血腥的时代，竟神奇般地造就出了文化与艺术的空前辉煌，也许这其中的真谛，从当时的“头号艺术家”王羲之的快乐人生里，我们也就能窥出几分来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