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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让作为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传说，到底是否存在，从顾颉刚“古史辨派”起，争论了多少年也无定论。而传说中实行禅让的尧舜在历史上是否存在都还有争议，更何况禅让？关于禅让传说最早出现在《尚书》的一些篇章里，此后，《论语》、《墨子》、《吕氏春秋》、《韩非子》、《史记》等书都肯定禅让制度的存在。关于尧舜禅让，有“授贤说”、“畏劳说”、“拥戴说”、“篡夺说”等，流传至春秋战国人们开始在书中记录它时，便已经出现了各种说法。近人在讨论尧舜禅让问题时,或信或疑,或作出种种不同的解释。这些观点不乏启迪意义,但却难作结论。而诸子百家对尧舜禅让所持态度不尽一致，但各异说中也隐含着共同之处。如今，大多人认为禅让制比世袭制更为民主优越，个人认为实不然也。
一、诸子百家与禅让
春秋战国时期，儒、墨两家都以尧舜为圣德之人，极力宣扬。儒家的禅让观念包含着天命思想。孟子曾说“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是故“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孟子·万章上》）。国君更替选择，只有“天与贤”和“天与子”两种情况。无论是“与贤”还是“与子”，儒家注重的是天命，也即“君权神授”之意。孔子在《论语》反对战争，曾因卫灵公问战阵而离卫（《论语·卫灵公》），曾赞南宫适反羿等武夫尚战（《论语·宪问》），赞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赞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为“至德”（《论语·泰伯》），这都明确地表现出孔子反对战争、反对以暴力手段改朝换代的态度；孔子又大赞泰伯“三以天下让”“其可谓至德”，明确地表现出孔子赞成以“让”来改朝换代。孔子赞成“从天命而让天下”。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禅让”观念，并将“天与之”推向显著位置。《孟子·万章上》记载：“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
而战国末年出现了提倡“制天命而用之”的另一儒家大师荀子。荀子在《正论篇》中把尧舜禅让传说斥之为世俗之说、虚妄浅陋之言，说“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不知逆顺之理，小大、至不至之变者也，未可与及天下之大理者也”（《正论篇· 十八》）。荀子所言实则是承继孟子反对现实社会中“好名”之辈迭起效仿，为克服儒家理论与现实社会的矛盾而故意将天命思想隐晦，避免在政治宣传中起误导作用。禅让在战国时代便已经成为“好名”的手段，《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对名声的追求近乎痴迷的燕王哙曾听从鹿毛寿之议，让国于贤相子之。燕王是想重演当年尧曾经要把天下禅让给许由，许由不答应，结果尧得了禅让之名，又占了天下之实。可是子之并不像许由那么清高，接受了王位并且实际占有之，引发了燕太子与子之的混战，齐国乘机破燕，成为战国时期实践禅让的失败事件。这一事件表明，在战国时期，上古传说中的禅让已经变成了实际掌权者为赚取名声的权力游戏。
墨家则将儒家的“天命禅让说”改为了“尚贤禅让说”，墨子认为“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墨子·尚贤上》），主张“选举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墨子·尚同上》）。并且墨家还把禅让制付诸实施，其首领“钜子”的承继便严格按照禅让制进行。
法家和道家对禅让的看法趋于现实。韩非子在《说疑篇》中言：“古之所谓圣君明主者，……逼上弑君而求其利也。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而天下誉之。”韩非强调“禅让”的实质是“逼上弑君而求其利”，看似批评舜禹，实则是抨击战国时期“陪臣执政”、“家臣知国”的现实政治。法家比儒墨两家认识到禅让在现实政治下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因而批评和反对禅让说。道家认为君王让天下不仅无可称颂，甚至还是强人所难的“辱行”，有失为君之道，道家崇尚无为而为，连国君的更替也应该顺其自然。
尽管儒、墨、法、道四家对禅让的态度不同，但均不否定尧舜禅让传说的存在。儒家至荀子时已注意到了宣扬禅让传说会起到的政治误导作用，而荀子的弟子韩非更明确坦言担心后人效仿，“皆以尧舜之道为是而法之，是以有乱臣,有曲父”（《韩非子·忠孝篇》）。道家庄子也认为“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庄子·庚桑楚》）。后世的历史恰如法道两家所担心的那样发生了。儒、墨、法对禅让的态度传承而递变，从对上古美好政治的向往到对现实残酷政治的担心，虽不能说皆由“人心不古”所致，但上古禅让传说是否如我们想象般美好值得深思。
后世所发生的禅让，如王莽篡汉，曹丕建魏，司马氏夺曹，等等无不是打着禅让的旗号逼上弑君、篡权夺位。如张鸣教授在《骗术与禅让》中所言，有史可考的禅让，“不仅有抢的含义，还有骗的内容。”
二、禅让与世袭
从读书知道禅让与世袭起，我也认为禅让制比世袭制更为民主优越。但随着阅读的增加，越发认为禅让是披着美好政治外衣下的政治谎言。禅让被儒家借以宣传自己的政治理想抱负，一厢情愿地忽视了政治的残酷性。儒家在为恢复“礼崩乐坏”以前的上古政治而相信传说中的禅让，等到他们认识到不能再奢望圣人能执掌政权，于是只得希望执掌政权的领袖能成为圣人，也即所谓“致君尧舜”。儒家在无法控制逼上弑君、篡权夺位的现实政治之后，只得不断对其施加道德上的压力，试图以道德作为约束。然而曹丕的一句“舜禹受禅，我今方知”又把这种道德上的包袱也彻底丢掉了。后世发生的最像禅让的“禅让”，也大概只有李渊让位于李世民，乾隆让位于嘉庆，可这都已经是家天下之后发生的事情，是“与子”而非“与贤”。
禅让与世袭，都只是在特定范围内选择继承人，与如今全民普选的民主制差之千里。禅让是少数人的游戏，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参与禅让过程，具有受禅的资格的。即使禅让在上古确实发生，而禅让给谁，尧舜的决定、部落联盟首领的个人意见则是至关重要的，受禅对象也只会在部落首领中选择，这与在子嗣中选择继承者又有多大的区别？无非是天下为“公天下”还是“家天下”的区别。谁又能保证禅让选出的首领肯定比世袭选择的继承者更为圣明？
而在上古时代，权力是意味着付出，这与后世占有权力即为占有利益截然相反。尧舜不能从手中的最高权力里获得丝毫个人利益。尧当上部落联盟首领后，同样和大家一样住茅草屋，吃糙米饭，夏穿粗麻，冬披鹿皮，与即位之前别无二致，这是可能发生禅让的社会背景。而后代帝王身居富丽堂皇的宫殿，享尽人间富贵，谁又肯定将皇位禅让给别人？权力从付出变成获得时，谁又会热衷禅让？个人不能长久地占有，便传子传孙，让子子孙孙永久占有，世袭也便不可避免地出现。禅让被世袭取代，也便是对权力是付出还是获得的认识转变所致。
禅让在后世，只是作为了如曹丕之类的强权者为夺位而作的粉饰，或者说是如乾隆般的好名者为名声而作的表演。禅让是后世体制内的统治者崇尚的权力和平更替方式，而体制外的人只有暴力革命的方式才能实现改朝换代。与暴力革命而言，禅让的和平演变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国家政治经济的平稳性和连续性。 而为了实现禅让，也必须为受禅者脸上贴金装点门面，让篡权表演得更像是禅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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