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立法避免见死不救

蒋林

　　内容提要 广东佛山的两岁女童小悦悦被两辆车先后3次碾轧，而在7分钟内竟有18名路人不闻不问，直到拾荒阿姨陈贤妹经过，将悦悦搬离街心。无独有偶，武汉一名15岁学生扶起一被电瓶车撞伤的中年妇女，却被伤者指认为肇事者。

　　一边是路人漠然而去，一边是好心人被诬陷，当今社会的公共道德良知再次被严厉拷问。如何避免类似道德悲剧重演？如何保证好心人行善“零风险”？为此，有律师提出，有必要把道德问题上升到法律责任。实际上，在美欧诸国，都有类似“见死不救罪”的法律规定。

　　美国：遇人受伤不打“911”算疏忽罪

　　美国有两个法律是要求和鼓励人们助人为乐的，分别是《救援责任法》和《善行法案》。《救援责任法》规定了特殊关系人之间的责任，比如消防人员、急救人员有责任救助危境中的公众，配偶之间互相救援，父母子女之间的救援，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州将此法律延伸到普通百姓，任何人需要对求助的陌生人予以协助。《善行法案》保护的是施救人员，如果施救人员在帮助他人时造成意外伤害，可以免除法律诉讼。

　　在美国，如果一个人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原则上即使遇到需要急救的情形，也不要轻易动手。但一些州规定，发现陌生人受伤时，如果不打“911”电话，可能构成轻微疏忽罪。

　　美国还有一条专门法律《好撒玛利亚人法》，是为好人做好事量身定造，避免其惹麻烦上身。好撒玛利亚人意为好心人、见义勇为者。虽然《好撒玛利亚人法》的法律细节在联邦和各州有各种司法变化，不过一些特点是共同的：陌生人对受伤者进行紧急医疗抢救中出现的失误，给予法律责任上的赦免。这种情形必须是在紧急事件发生现场，而且这种救助是无偿的。

　　欧洲：见死可不救有前提

　　在欧洲不少国家，对于不负法定职责的普通人来说，“见死不救”的确是一种“罪与罚”。

　　法国1994年修订的《法国刑法典》就有“怠于给予救助罪”：“任何人对处于危险中的他人，能够个人采取行动，或者能唤起救助行动，且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均无危险，而故意放弃给予救助的，处5年监禁并扣50万法郎罚金。”

　　在欧洲的其他国家，如德国、挪威、瑞典、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法律也规定，任何有责任能力的成年人具有营救危难的法律义务。《德国刑法典》第323条c项就规定，“意外事故、公共危险或困境发生时需要救助，根据行为人当时的情况急救有可能，尤其对自己无重大危险且又不违背其他重要义务而不进行急救的，处1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国家规定“见死不救罪”时，无一例外地都有着大同小异的前提性限制：救助他人对自己或者第三人并无危险。之所以法律要为对“见死不救”的法律设置这样一个“天条戒律”，根本原因在于法律的平等保护原则，即法律从来都不能强迫互相之间不负法定救助责任的当事人之间，以牺牲一方当事人安危为代价来救助处于危险境地的另一方。

　　加拿大：为保护施救者立法

　　加拿大也有类似“好撒玛利亚人法”，但主要是属于省司法权，例如安大略省2001年颁布的《见义勇为法》规定：“自愿且不求奖励报酬的个人，不必为施救过程中因疏忽或不作为所造成的伤害承担责任。”制定该法是为打消施救者担心的因施救不当而惹上官司的顾虑，以防止他们事后成为被告。

　　“见死不救罪”立法需谨慎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王仲兴认为，针对中国目前的状况，“见死不救”不宜入罪。他认为，小悦悦事件反映出的更多的是道德层面的事情，法律是把“双刃剑”，设立“见死不救罪”更应慎之又慎。

　　王仲兴认为，18位过路人见死不救，应该遭到道德谴责，起码这些见到小悦悦伤势的路人应该打120，或者将其转移到马路一边的安全地带。

　　但他也强调，这18个路人可能也存在谴责不下去的可能性，肯定会有人为他们辩护。因为他们的情况不完全一样，一些人可能是没看清楚，不知道小孩受伤，一些人怀疑是设的“局”，担心将事情赖在自己头上。

　　王仲兴还提到，国外的“见死不救”罪名成立有着非常严格的前提，比如要充分界定救助者与被救人之间的关系，如是否为亲属或者恋人等；以及在救助者是否造成伤害等一系列前提下，才能立罪。

　　王仲兴表示，出现“见死不救”不应从个人身上寻找原因，只是给个人治罪，有失公允。中国出现“见死不救”的情况，实际上是整个社会诚信的缺失，以及国家相关制度和法律的欠缺。这种恶劣的现象从法律和道德层面迟早要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