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谈创作,确有几分妄自尊大的感觉。因为在我的整个生涯中既未写出什么脍炙人口的语句,也从未像模像样地发表过多少所谓的“大作”,只会追风附雅瞎编胡诌,吟咏些残章半读,拗唱些夹文带白的“四言八句”,尽管常令人嗤之以鼻,但自己一直认为那就是诗。这还不算,少年轻狂的我还会经常沾沾自喜,“目空一切”,在自我编织的“独立王国”中孤芳自赏、清高自傲。 早在学生年代,我就甚喜语文课,特别喜爱古典文学,曾一度博得任课教师何安丽、魏存瑶、朱诚学等的厚爱。但是,真正步入“古体诗词”的写作,还是得到了先师桐秋的指点。桐秋原名蔡选燚,自号“梧桐院主人”,其意取自南唐后主李煜词中的“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他是龙头山人,曾任我初中邻班的语文代课老师。他自幼家贫,早年丧母,青年时期命运坎坷却又勤奋好学,在古体诗词创作上比较有造诣。与他相识原本早在1976年,那时的我尚未年满11周岁,刚进农村完小附设初中,虽然也曾在这位才华横溢的老师身后追随过一阵子,毕竟年少无知,获益总是极其有限的。直到1984年夏,桐秋老师暂任县文化馆主办的油印刊物《百草园》临时编辑时,这才有机会经常走在一起,聆听先师的教诲。这时的忘年之交促膝侃谈,云山雾霭,海阔天空,完全忘记了辈份的阻隔。渐渐地秋师劝我不时写点东西,丰富一下枯燥的业余生活,我依言一口气写了3首“短诗”,写完之后连自己者都忍不住喷饭了。交给秋师点评时,他首先对我的写作态度给以了高度肯定,然后提醒我学习和掌握平仄韵律,学会立意和用典等等。大凡初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情怀,那就是最忌迎头冷水,而我则幸运地在桐秋老师的谆谆教导和耐心点拨下蹒跚学步,渐渐开始对古体诗词的写作规律有了一个粗浅的认识。 古体诗词看似简单,但写起来十分难以掌握。特别是写律诗绝句,要押平韵,要讲究平仄对仗,要规避四声八病、孤平孤仄等等。加之字数限制,声韵严格,对于初学者是一大难题。通过秋师不断耐心地通俗讲解,我终于悟到了其中一些“死框框”中的“活套路”,大致就像下棋那样,车走直线、马踏斜日、炮打翻山、象飞田角……楚河汉界整个局盘都是死的,但一样可以下出精彩的棋路来,这是最为近似的一种理解了。 俗话说“好景不长”,就在这年冬天,文化馆因故终止了《百草园》的编印,桐秋老师也参加招工考试被分配到龙头山区公所任合同制司法干部去了。临别之际,彼此依依不舍,他写下了两幅扇形的字惠赠于我,都是他刚写的诗句。一幅是“沉沉秋色满秋城,随风杨柳乱纷纷。折取黄花一枝瘦,略近归客方寸心。”另一幅是首词:“枝头黄多青少,秋风相约早,暮阴时候无端孤鸿叫。最怕闲愁来恼,偏又是与君分缟。切莫劝酒,山路正遥遥。”出于对秋师惜别的真情实感,我写下了一首算是调寄《鹧鸪天》之类夹文带白的所谓“词”送给他,大意是“蛛丝结织绕蓬纱,洗囊空壶对窗暇。释卷无心咏铭座,但闻嘶雁逝南涯。惜春人,莫折花,歧途何须话桑麻?流泉映得人依旧,四海毗邻胜归家。”没想到这首东拉西扯的“词”竟然得到了秋师的喜爱,并来信说“书于榻下,时常品读”。在以后两地相隔的书信往来中,我与秋师相互赠诗不断,并经常就各自对于古体诗词的创作心得进行交换,慢慢地,我把自己的身世沉浮、离情别趣、辛酸苦楚等肺腑之言融进诗词的字里行间,一次次地向秋师诉说。尽管每次都写得自我感觉极差,比如声律不谐、意境浅淡,但始终还是越写越觉兴趣盎然,甚至还产生过一种久不写诗言志便不好过的危机感。每次秋师都抽空于信函中对我写的诗句进行细致点评,增强了我要继续写作下去并且力求写得更好的信心和决心。 “诗者,志之所知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固嗟叹之,嗟叹之不足固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写诗是感物言志,没有真情实感,最起码写不出感动他人的诗句。平生几次有幸外出,我都寄情于山水、感怀于田园风光,用诗的智慧去抒发自己的情绪。在水富金江岸边,我写下了《题金江孤渡照》:“富丽江波接秋城,山色向晚日渐昏。无字长歌乏舟晚,疲帆遥醉归客心。”在有着“万里长江第一城”之称的戎城宜宾,我写下了《咏宜宾》:“残叶犹尽薄雾霏,山色青黛渐自微。一江两岸各不同,客逾柏溪不思归。”在昆明,我写下了《旅昆明七日抒怀》和《仲冬游大观楼》;在昭通,我写下了《昭城夜》《昭通季秋》;在鲁甸乡镇,也写了《重回龙头山》等诗句,畅抒了我对山川风貌、人情世故的热爱和对家乡的眷念。 我还常常这样想,古体诗词是我国古老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这一笔源自华夏民族古老传统的宝贵文学遗产,不应该在我们这一代文艺振兴时期的青年人身上佚失,理应有人去继承它、发扬它。古体诗词因为本身有着较为严格的格律限制,句子中的信息容量大,很不容易被当今的作者和读者特别是中青年受众所接受,而且不具备相当的古典文学造诣和熟练掌握声律对仗知识是很难驾驭它的。这样一来,随着建国后中国新文化阵营逐步占领华文文艺领地的主导权,新旧现代诗歌之间便产生了巨大的缺环,古体诗词的创作随时面临被淘汰的危机,甚至有人说“诗被唐人写绝,词被宋人吟尽”,摆在古体诗词创作者面前的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就是改革。一方面要保持古体诗词本身最闪光的东西,譬如押韵和抑扬顿挫。元代杨载说过:“押韵稳健,则一句有精神,如砫磉欲其牢也(《诗法数字》)。”可见韵脚是古体诗词形成的基础,而抑扬顿挫,不犯孤平孤仄,也是古体诗词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唐朝成伯瑜说:“歌有折中,音有清浊,音律相谐,即乐之用也(《毛诗指说》)”。要使一首古体诗词具有音乐感,让人读起来有气势磅礴的质觉,就要充分利用汉字声调的阴阳上去,使之既变化又和谐。只有声调的跳跃得到协调和统一,才不致使一首诗词读上去象念咒语,成为一潭波澜不兴的死水,失去可读性和形式美感。另一方面,要走一条符合社会发展的道路,所谓“改革”就是要打破僵死的格律束缚,走出一条与当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相适应的路数来,并且尽可能规避句子中出现的晦、涩、生、僻的字词,让远不及作者人数之众的读者易于理解和接受。 宋朝著名诗人黄庭坚说过:“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题意可诗后》)。”清朝谢堃也说:“《随园诗话》专主性灵,言无所谓格律,一时风气遂为之颓靡。独不思《孟子》云:‘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格律何可废也!’陆放翁曰:‘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斯言是也(《春草堂诗话》)。”由此可见,在有律可循的基础上冲破格律束缚,与古人的言论是相互印证的。当然,这种“改革”并不是创新,而是走一条较为积极的道路;不是要打倒老祖先的理论,而是要在他们的理论中寻求一条较接近于今天读者的道路。要写好古体诗,仍是非下苦功夫不可的事。我虽然在此道中还很肤浅,但既然爱上它,就理应为之在今世的发扬光大尽一份绵薄之力。 记得有位外国学者说过一句话:“愤怒出诗人!”这说的是艰苦环境乃是造就诗词作者的熔炉。我没有过于艰难的生活环境,有的却是诉说不尽的惶恐与酸辛,在我的整个生涯中,有过悲欢离合的记忆,有过不泯追求的执着与坚持,更有过面对未来无限美好的憧憬与向往。我把那些不合时宜的酸楚和痛苦都写进诗里,写在我不停与之叫板和冲撞的平仄韵律间,让每一次的躁动都能平添新意。关于自己对古体诗词的创作体会,写不完也无法写完,于是我便借助李煜那首令世人耳熟能详的《乌夜啼》结束这篇略显牵强的短文。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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