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为何轻视“民主”：未能够挽回道德沦丧的局面核心提示：在他看来，民主论者虽然时髦，但仍然未能挽回风俗颓败，道德沦丧的局面，不值得去探讨。
陈寅恪 资料图 本文摘自：孔子研究院网站，作者：曹景年，原题为：《陈寅恪先生的儒学思想》 【编者按：】陈寅恪先生资质过人，读书甚多，吴雨僧以其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然此与先生之风骨节义相较，犹为次一等事。今年逢陈先生诞辰双甲，本刊特设专栏纪念。曾子逐日三省其身，凡志儒业辈，最须反省者为传习与否。而斯文传续，端赖读书人之切己自反与去就取舍，概言之，即体认与践行是也。先生之体认或有不足，然对儒家道德理想之持守罕有其匹。读先生之书，省一己之过，亦一快事也。 陈寅恪先生是当代著名史学家，他学识广博，治学精深，其研究成果对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主要精力虽用在史学考证方面，对思想史哲学史较少关注，如他自己所言：“寅恪平生颇读中华乙部之作，间亦披览天竺释典，然不敢治经。”(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序》)又云：“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但实际上，在很多重大的思想史的问题上，陈先生都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其深刻性足以跟专治思想史者相媲美。尤其是儒学方面，陈先生虽然没有专门谈这个问题，也无意参加相关的学术争论，但其著作中对儒学的历史现状以及优劣都有明确的判断和认识，本文拟就陈先生的儒学思想作一述论，以求教于方家。 一、儒家思想具有历史之通性 儒家学说影响中国几千年，虽然它有很多历史性的东西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过时，但更重要的是它还有具有贯通历史之永恒价值的东西，这就是它的根本精神。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陈先生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按《白虎通》卷八详论三纲六纪之义，三纲者，“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三纲六纪是“张理上下，整齐人道”的总纲，三纲的理想是刚柔相济，阴阳和谐，即所谓“阳得阴而成，阴得阳而序”。六纪的理想是“敬诸父兄，六纪道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陈立：《白虎通疏证》）这些都是极为抽象的理念和理想的状态，而儒家学说甚至整个中国文化无不是围绕这个“三纲六纪”的理想而展开，故陈先生提出“三纲六纪”为中国文化之定义，貌似偏颇，尤其是在“三纲五常”已被定性为封建糟粕之今日，更易引人误解。然而先生所说之文化精神，是就抽象贯通之性而言的，这种抽象的理念，即先生所谓道，所谓仁者，是一种通性，古今一贯，中外一贯，不但中国如此，整个世界亦是如此，不可废弃。正如吴宓在1961年再次见到陈先生时感叹的：“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但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世界。”（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正是因为它有一种通性在里面，所以对世界都有裨益，即所谓永恒价值，西方的“民主”、“自由”等理念被公认为是永恒价值，对全人类都适用，而中国儒家思想中也有此种具永恒价值的东西。 陈先生认为一个民族的复兴和强大，必须要有这种精神上的抽象学问，即所谓的形而上学，来作为支撑。放在中国的古代学术环境当中，就是所谓的“天理人事之学”，这种学问抽象，所以具有普遍性，是对各种问题的一个根本解决。他说：“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太过关注现实，只重视实用的东西，而“不图精深之救药，势必致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其实探究天理人事的学问，自古以来就有，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为其目标，宋代邵雍也说：“学不际天人，不足谓之学也。” 二、宋明理学之思辨理论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大成果 由于儒家思想从一开始产生，就以现实社会和人生作为它思考问题的核心，现实感十分强烈，而缺乏抽象之思。陈先生说：“中国孔孟之教，悉人事之学……专趋时用者，则乏远虑，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短处即实事之利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这里的孔孟之教不是指整个儒家，而是特指的先秦儒家。陈先生对包括孔子在内的先秦学术评价甚低：“至若周秦诸子，实无足称。老、庄思想尚高，然比之西国之哲学士，则浅陋之至。”（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也就是说，中国哲学的形上之思在先秦是很不发达的。但后来的宋明新儒学却具有了高度的思辨性，而为陈先生所大力称道。陈先生把新儒学的出现称为“一大事姻缘”。他说：“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传衍而已。”（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他十分称扬宋代的文化成就，在《赠蒋秉南序》中说：“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又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而宋代文化的最主要的成就便是新儒学，可见他对宋代新儒学的认同和高度评价。陈先生认为，宋代的新儒学的产生，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顶峰，虽然现在中国衰落了，但并未完全失去生命力，后来的中国文化的复兴，必然是宋代文化的复兴，“终必复振，譬如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先生对新儒学的殷切希望，于此言中表露无遗。 宋明儒学的所具有的思辨的特征绝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其深刻根源，陈先生认为主要是受佛教和道教的影响。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至巨，新儒学实际上是吸收佛教思想而产生的。佛教一传入中国便以它特有的精密理论风行南北，而使中国的固有学问儒道二家相形见绌。韩愈辟佛，就是因为佛教在社会的影响已经逐渐开始超过儒家，所以儒家要重新建立自己的学问，而佛教精深的义理之学正可以补救中国旧儒学的缺失。他举例子来说明佛教实为宋明新儒学的先导：“如天台宗者，佛教宗派中道教意义最富之一宗也，其宗徒梁敬之与李习之之关系，实启新儒家开创之动机，北宋之智圆提倡中庸，甚至以僧徒而号中庸子，并自为传以述其义，其年代犹在司马君实之前，似亦于宋代新儒家为先觉。”（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他又具体分析了程朱吸收佛教义理建立新儒学的逻辑过程：“宋儒若程若朱，皆深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复夏也。乃求得而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才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避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佛教之宗传，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故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大。”（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把宋明儒对佛教既批判又吸收的心态揭露无疑。但陈先生并不因此对他们持鄙夷态度，因为他们的行为是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发展，是有功劳的，十分符合他所主张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文化观念，他又说：“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故宋、元之学问文艺均大盛，而以朱子集其大成。朱子之在中国，犹西洋中世之Thomas Aquinas，其功至不可没。而今人以宋元惟为衰世，学术文章，卑劣不足道者，则实大误也。欧洲之中世，名为黑暗时代，实未尽然。吾国之中世，亦不同。甚可研究而发明之也。”（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对宋元时代的文化成就进行了充分肯定，并对过去人们把宋元时代为黑暗时代的观点提出了批评。 他认为道教对宋明理学所产生的影响也非常大。“新儒家之产生，关于道教之方面，如新安之学说，其所受影响甚深且远。”（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凡新儒家之学说，几无不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也。”（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但是道教本身就吸收了很多的佛教思想才发展壮大的，实际上它反而为宋明理学的成长塑造了一个先导和范例，他说：“综观二千年来道教之发展史，每一次之改革，必受一种外来学说之刺激，而所受外来之学说，要以佛教为主。”（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故新儒学所受的影响归根结底还是来自佛教。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陈先生的独具特色的既有开放性又不失民族特色的文化观。他认为中国文化得以发展的最大动力就来自外来文化的影响，并通过思想史的考察认为：“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这就是他一贯主张的“中体西用”，这与过去守旧顽固派对“中体西用”的理解是完全不同。 三、儒家思想的本质是“贬斥势利、尊崇气节” 陈先生强调儒家的抽象性，突出儒家所具有的通性之道的作用，那么他所认为并要求坚持的儒家之大道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尊崇道德气节，贬斥势利小人。他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所谓的古今“仁圣”自然是儒家的道德高尚、气节独拔之士，他们是摆脱世俗利益和欲望，引导世道人心归之淳正的楷模和精神力量。如他所言：“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陈寅恪：《赠蒋秉南序》） 其实他认为不仅是那些标榜儒士的人，一般的人，甚至是女子，只要具有崇高的道德和气节，都是真正的儒者，都应该表彰，这使他事实上摆脱了后世儒家迂腐教条的束缚，而从更高的精神层次上来坚持儒家的理想。先生晚年自嘲“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陈寅恪：《陈寅恪诗集》）因为他看到了传统的士大夫已经严重腐化和顽固，被名利二字冲昏头脑，失去了儒家本有的精神面貌，变得可恶和可憎了，“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而在那些被人忽视和轻视的女子中，却不乏崇高伟大之人格。先生在论到《再生缘》的思想时说：“则知端生心中于吾国当日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皆欲藉此等描写以摧破之也。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抱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时代，其遭逢困厄，声名湮没，又何足异哉!”（陈寅恪：《论再生缘》）通过这段话有人会认为他实际上是极力反对三纲的，这就与前面所说的赞同“三纲六纪”相矛盾了，其实产生这种疑问是因为没有真正理解陈先生的意思。《白虎通》所说的三纲是抽象理想，是根本精神，其主旨是“阴阳相和，刚柔相济”，但是后代之三纲已经根本违背了它的本来精神，变成排斥自由，束缚人心的枷锁，是要“摧破”的，所以陈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才更为陈先生所珍视。在另一部类似的著作《柳如是别传》缘起中，他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馀，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缘起》）他正是要通过为一个小女子立传来表彰道德和气节，贬斥迂腐和势利。 有这样的理想，陈先生对时事的变幻包括一些时髦的理论等看得很淡，他最关心的是世道人心，这也是他判断世事的根本标尺。对于一些激进的改革者与一些时髦的理论，他说：“九县三精，飙回雾塞，而所谓民主政治之论，复甚嚣尘上。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在他看来，民主论者虽然时髦，但仍然未能挽回风俗颓败，道德沦丧的局面，不值得去探讨。而对于一些旧势力的沉渣泛起，他尤其痛恨：“忆洪宪称帝之日，余适旅居旧都，其时颂美袁氏功德者，极丑怪之奇观。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他不在乎是民主还是君主，他关注的正是如何来挽救“廉耻道尽”的让人痛心的情形。 综上所述，对于儒家思想，陈先生既有深入的理论的探讨，也有在思想上的提倡和尊崇。他对抽象理想的追求和强调，事实上揭示了一个真理，即一个民族只有精神上强大了，它才有可能真正强大起来，民族的精神就像一个指路明灯，引导我们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陈先生不但提倡儒家之道。而且处处践行之，作为立身行事的准则，这是至关重要和至为难得的。在《赠蒋秉南序》中他对自己一生的行事总结说：“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陈寅恪：《赠蒋秉南序》）这正是他的气节的真实写照。孔子云：“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陈先生在建国后备受批判和打击，但其立场从未改变，依旧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正是传统儒家的气节之士的所为，也因此永为后人敬仰，他虽然不是专门的儒家学者，但对弘扬儒家思想却又有莫大功劳。 （曹景年：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