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书店的年轻掌柜

真友书屋 2014-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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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爱看书的人，对书店都会莫名生出一种敬畏感，想那坐在柜台后的老掌柜，或许是这样一副模样——他应该是个老学究，带着厚厚的眼镜，开口闭口“之乎者也”；还应该手执一把折扇，案前摆一个古旧的茶盏，茶气缓缓氤氲，店掌柜就这样与买书的人隔开，沉浸在他的书海里。

所以当我看到正阳书局的老板崔勇时，心里不禁小小“咯噔”了一下，因为身为书店老板的他，实在太与众不同。

那是在傍晚的正阳书局西四分局里，店内光线些许昏暗，角落里飘出悠扬婉转的古筝曲，书架上各种北京历史文献、老物件让人眼花缭乱。坐在电脑后面捣鼓着自己事儿的崔勇，看见我的到来，像老朋友似地抬头，道“嗨，您来啦”。正是这位笑起来如阳光般灿烂的80后年轻掌柜，让这间旧书局瞬间亮了起来。

用崔勇自己的话说，其实他的光芒不大，只是“这书局里所有的物件都是旧的，只有我是新的”。

甘井胡同11号：“胡同串子”在这儿长大

那年崔勇24岁，甘井胡同面临拆迁，他被迫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胡同，搬到一个四周都是水泥板的楼房去。这种“变迁”让年轻的他生出一种苦涩的伤感。

“我们家到我这代，七代没有动过窝，一直就住在大栅栏。”

说起自己的家史，崔勇到现在都还透着一股自豪感。这个年轻的掌柜刚过而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北京。

崔勇的祖上属官宦之家，他的高祖崔师范曾为清代翰林，曾祖父还曾留洋海外。到了祖父崔兴祖这一辈开始走下坡路。新中国成立后，家中房产及家业交归国有，数口之家衣食所需全靠公私合营前自家经营的铁工厂的股息和变卖祖产来维持。

以前崔家老宅在前门外大安澜营胡同，是一座三进的院落。后来家道衰落，到了崔勇父亲那一辈，已经搬到了大栅栏地区的甘井胡同11号。崔勇打这儿出生后，就没离开过大栅栏。

“我打小儿就跟在爷爷身边长大。”

一口京腔，两句二黄，三餐佳馔，四季衣裳……老北京人的生活习惯、情趣爱好，都能在崔勇身上找得到。

“看书？不爱！我就是一不消停的‘胡同串子’。”

男孩儿生性好动，崔勇也喜欢在胡同里跟同龄人一起玩儿：拍洋画、斗蛐蛐、拔老根儿……放学回家扔下书包第一件事就是上房哄鸽子。大栅栏的胡同儿数不清，然而整日在其中穿梭，崔勇闭着眼都能找到回家的路。

大学时，崔勇在信息工程学院读理工科，毕业那年他是学校里第一个签了工作的人——到一家外企做技术类的工作，待遇不错，工作轻松。闲暇的时候崔勇喜欢背着包去旅游，“玩一点儿，吃一点儿，喝一点儿”，传承了老北京的“三点儿”之风，崔勇当时的小日子过得很不错。

但是在2007年，他的平静生活发生了改变，因为他的家突然“没”了。

对于很多在胡同里长大的北京人来说，胡同拆迁是残忍且决绝的。它把童年的记忆一下子就斩断了，崔勇也逃不过这一“劫”。

“都拆了，才知道珍惜故人旧物。”

那年崔勇24岁，甘井胡同面临拆迁，他被迫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胡同，搬到一个四周都是水泥板的楼房去。这种“变迁”让年轻的他生出一种苦涩的伤感。胡同拆迁的当晚，崔勇趁着没人，偷偷跑到工地里把写有“甘井胡同11号”的门牌拆了下来。如今这门牌儿被崔勇摆在书局里，作为童年的一个念想。

也就是那年，崔勇在整理房屋的时候，还从床铺底下翻出了一批自家的资料，里面就有一张近百年的全家福照片。

这照片从哪儿来，照片里都是些什么人，这些人以前是干什么的……一连串的疑问在崔勇脑海里如排列组合一样展开。

“过去见天儿地吃爆肚、炸酱面，玩虫玩鸟，每天都生活在‘胡同、院子’那种气氛中，也没有想过应该让自己的长辈讲讲过去的事情。”突然有了这么多疑问，却没法儿得到答案，崔勇只好自己去“寻根”。

于是从小不爱看书的崔勇开始流连于旧货市场，大量收集和阅读图书。随着读的书越来越多，知道的东西也越来越多，看着老北京一点点的变样，崔勇像很多人一样，开始琢磨着用自己的方式，把老北京留住。

“有的人拿起摄像机拍北京，有些人开始给老北京写传记，我也有过很多纪念北京的想法。”

一次，崔勇无意中邂逅杜定友先生在《图书馆学概论》中的一句话，“良以地方文献，非特为掌故史料之宝藏，亦且读之发人深省，使祖述先贤，爱护乡邦之念，油然而生。其影响于一国之文化，至深且巨也。”

“地方文献不就是自己正在读的书吗？”似醍醐灌顶，崔勇瞬间做出了决定：开一间书店，收集与老北京有关的一切“记忆”，以此来纪念逝去的老北京。

廊房二条76号：正阳书局开张记

崔勇决定以“正阳”二字为书局命名，一来表达自己传承京味儿文化的心愿，二来也藏着一点野心，希望自己的书局能成为北京的文化地标。

书局要开在哪儿呢？

“当时想了好多个地方，五道营、南锣鼓巷、什刹海、琉璃厂等等，也不知道哪个最好。”

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实地考察。

当时的崔勇还没辞职，既然工作日要上班，那双休日就别闲着。崔勇背着包，拿着笔和纸就跑到物色好的几个地方“蹲守”，为此他还列了一个市场调查明细表，对每块区域南来北往人流的消费习惯、人员构成、投资、预算、收益回报等多个方面进行分析，极大地发挥了一个工科男擅于同数据打交道的特长。

“没事儿我就上这些地方去，一呆就一整天。”

通过近两个月的仔细分析，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大栅栏最不适合开书局。

“但我还是想回来，因为这里是我长大的地方，没有什么地方能比这儿更有北京味儿了。”

位置选好了，崔勇背着父母辞了职，决定大干一场——他拿出自己积蓄付了房租，将家中的藏书也一点一点搬了过来……随着动静越来越大，眼瞅着瞒不住父母了，崔勇只好老实交代自己辞职开书局的始末。

家中顿时炸开了锅。

崔勇是独生子，父母希望他能过得轻松简单一点，然而儿子却在实体书店纷纷关门的时候，决定辞职开书局，而且这书局还不卖盈利的畅销书，专门卖旧书。父母不同意，便开始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到不留面儿的“呲儿”，十八般武艺轮番上阵想拦住崔勇。可儿子如同射出的弓箭一样，铁了心做就不打算回头。看到实在劝不动，当妈的心一软，最后选择了妥协，还掏出了一笔钱给儿子作资金。虽说是妥协了，但她还常常忍不住质疑崔勇：“你一打小不爱看书的主儿去开书局，还真是新鲜。”

不仅是父母，书局旁的街坊邻居都觉得崔勇怪怪的：“这么好的地段不搞餐饮不卖土特产，却开一破书店，实在是可惜。”

那时的崔勇满身心地投入其中，哪里顾得上旁人的眼光，眼瞅着资金、物件都到位了，可是书局还没有名字。崔勇想到北京虽有很多地标建筑，但在他心中，只有那斑驳城墙和城门最能代表北京文化。

“正阳门乃北京城墙的九门之首，喻为北京的地标性建筑。”——猛地一拍脑袋，崔勇决定以“正阳”二字为书局命名，一来表达自己传承京味儿文化的心愿，二来也藏着一点野心，希望自己的书局能成为北京的文化地标。

2009年4月，正阳书局终于在廊房二条76号开张了，可是问起刚开张时店里的经营状况时，崔勇自己都不好意思地笑了，因为“很惨淡”。

父母好几次想来店里看崔勇，他都拦着不让，“实在太冷清了，都不好意思让他们看到，怕他们担心。”

既是生意人，就得学会抓住机会做买卖。有一日，一位老太太在儿子陪同下逛前门大栅栏，正巧路过正阳书局，店门口的一摞书吸引了老人的目光。老太太在这一摞书里翻翻看看，最后将王永斌老先生写的《话说前门》捧在手里。可是一看到定价为25元时，老太太犯了难，边嘀咕着边把书放下了。“以前就几块钱的东西，现在翻了好几倍，不买不买。”崔勇是个性情中人，看到老人离开的背影，他毫不犹豫地追上去，把书放在老人家手里说：“这书您收着，就算我送您了。”老人家的儿子死活不肯白拿，硬要塞给崔勇10元钱算作成本费。也正是这桩买卖，让正阳书局开了张。

为了省钱多买点书，夏天守在店里的崔勇不舍得开空调，因为雇不起人，看书店、洗衣做饭、逮耗子……这些都得他自己来。困难归困难，可是书店也一天比一天红火。当然，红火的原因是因为这家书局不仅仅是个卖书的地方。

“以前人家上同仁堂抓药，去瑞蚨祥拿丝绸，经过我这家书店，就顺便进来看看。”崔勇的书店里满是记载北京旧闻的书，还有那捡漏淘来的石砖、拓片，见缝插针摆着的兔儿爷、砖雕……让很多人一进门就感慨不已，再加上年轻的崔勇还特爱跟人聊，用那一口字正腔圆的京腔儿，带着人侃完东城的地儿便聊西城的天儿，所以但凡有一点北京情节的人，都爱上这来。久而久之，正阳书局的回头客越来越多。

“现在很多人来大栅栏，都是直奔正阳书局，顺道办货买东西啦。”

京城废品站：淘旧有妙招

古籍、旧书、旧期刊、单据文契票证、金石拓片、舆图、老照片、各式建筑构件、古旧家具、老物件……只要是跟北京沾边的，他都收。

崔勇压力不小。

毕竟辞了体面的工作开家小书局，在不少人眼里也不算是正儿八经的事儿，再加上开店用了不少钱，日子一下就变得紧巴起来。可这儿既然是书局，那就不能没有书；看到好书不买下，那就不是一个好掌柜。

“为了支持我，当时姑姑送了我一辆电动自行车，我就骑着它去进书、驮书。那时出门我都把帽檐儿压得低低的，不好意思被人认出。”

一开始，崔勇和很多淘旧的人一样，成天往报国寺旧货市场、潘家园跑。每周他都会开着自己的电动车，前胸和后背各背着一个大包去转悠。高大的个头加上年轻的身影，让崔勇在旧货市场里特别扎眼，慢慢地小贩也就都认识了他。

随着了解的东西越来越多，崔勇开始把眼光放大：古籍、旧书、旧期刊、单据文契票证、金石拓片、舆图、老照片、各式建筑构件、古旧家具、老物件……只要是跟北京沾边的，他都收。久而久之，他还生成了一套自己的淘旧窍门——和废品站老板交朋友。

“逢年过节，别人走亲戚看长辈，到人家送礼的时候，我就提着好酒好菜往废品站送。”

崔勇不讲究不嫌弃，坐下来就能和废品站的老板们喝酒吃菜，侃天说地地聊上一整晚。就这样，他和京城好几个地方的废品站老板都交上了朋友。崔勇为人爽快，身为老北京的他还爱讲究个“面儿”，不仅不爱压价，还经常大胆“放话”——“有值钱的东西都交给我小崔，不管多少钱，我都收。”所以当废品站的老板们遇上好东西，也爱第一时间给崔勇打电话。

有一年冬天，寒风瑟瑟，正在家里窝着看书的崔勇突然接到了废品站老板的电话，老板告诉他“有好东西”。崔勇二话不说，背了包就往外跑。当时路上的积雪还没有化透，因为天气太冷，街上的行人少得可怜，崔勇骑着个小小的电动车在宽大的马路上“狂奔”，因为出门着急忘戴口罩，鼻涕流了一路。等到收完书回到家里，却怎么也进不了家门——手指冻僵到握不住钥匙，更别说拧开门把儿了。回想起当年收书的冲劲儿，崔勇自己先笑了，“冻得就一植物人儿似的”。

都说淘旧货不仅需要好眼力好学识，还得让资深的师傅提点提点，可是在崔勇这儿却没这么一说，因为他捡漏全靠自己独特的眼力、敏锐和直觉。有一年，前门地区拆迁改造，崔勇闻讯跑到这儿转悠，于乱石堆里，无意中看到几块“异样”的石块，当时崔勇就觉得这个石块应该有故事，当即不动声色，花了100元钱，雇了几个工人让他们把石块抬回店里。工人一走，他立马关门清洗石块。随着灰尘被一点点除去，石块开始露出本来的面貌——竟是一个被拆除老铺的匾额，写有 “中华兴”三个大字——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个爱国商人给自己的商店起的名字。

“这三个字和我创业初衷是一样的，我当时就把这牌匾摆在了书局里，说什么也不卖。”崔勇说起自己的捡漏史，还会不自觉露出一丝得意的笑。

有同行谈起这个年轻的掌柜，也不禁竖起大拇指“年轻人，懂行！”

西四南大街43号：“我也是读者”

崔勇也挑顾客，有时遇到不把书当书的主儿，他会不留情面地说：“对不起，这书我不卖。”因为在崔勇的心里，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卖书就如同嫁闺女，这书我就交给您了，我得送给真正需要这书的人。”

正阳书局从开业到现在，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在实体书店摇摇欲坠的今天，这早已成了一个奇迹。

随着知名度的提高，北京西城区文化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2013年底的时候，到前门大栅栏的书局里找到了崔勇。

原来，为了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探索文物空间的合理使用，西城区决定将位于西四南大街43号的元万松老人塔院加以改造，希望依托古塔深厚的文化积淀，将小院打造为立足于传播北京文化的非营利性公共阅读空间，盘活现存的历史文化资源，这位年轻有为且深爱北京文化的崔勇自然而然成了“守护者”的不二人选。

崔勇也高兴，他能够搬到老文物边上开书局，还不用承担租金，自然而然鼓起了十二分干劲儿。因为装修时间仓促，从来没学过设计和布局的崔勇决定亲自上阵，从整体布局到内沿装饰，崔勇全凭自己的感觉来设计，效果竟也出乎意料的好。

今年4月，正阳书局西四分局开张了。随着书店的面积扩大，藏书量的增加，要处理的事也开始多到十个手指数不过来，崔勇觉得需要找人帮忙了。

“这儿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曾经是我的客人。”

“现在西四分局的负责人，就是我书局的老主顾。”

当年，这小哥第一次到崔勇的店里买书，只挑了两本，其中有一本是《蛐蛐谱》。“原则上我是不卖的，但是那时候经营状况太差，需要钱，所以只好忍痛卖了。”可是崔勇还没等别人走出200米，便反悔了，于是他赶紧追了出去，叫住这小哥后就开始连声道歉：“哥们儿，真不好意思，这书我不想卖了。”这位小哥也理解，于是就原价退给了崔勇。这一来二去的，志同道合的俩人成了朋友，常常一起漫天的侃大山，满京城的淘宝。西四分局开张后，这小哥受崔勇之邀，便辞了职到这儿来当掌柜。

或许是受万松老人塔历史气息的吸引，很多人路过此处，都忍不住进来逛逛。遇到好书，他们就坐在店里看上一整日。崔勇不驱不赶，还主动凑上前跟他们聊聊老北京的事儿：

海子、城门、骆驼、象，说完高塔说旗杆——什么大说什么；

东单、西四、鼓楼前——哪儿热闹说哪儿；

里九外七皇城四，九门八典一口钟——什么神乎说什么；

凶杀案、侦缉队、小绺、白钱、大轮贼——什么邪乎说什么。

有人看了电视报道后专程跑来猎奇，院子里逛上一圈，最后把目光放在了帅气阳光的崔勇身上。

“这么年轻帅气，没事闲来开书局，你是富二代吧？”

崔勇也贫嘴：“哪个富二代会来开书店啊！”

如今，正阳书局的生意渐渐有了起色，收支基本平衡还能有盈余，可是崔勇想把正阳书局打造成一个集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三馆一体的阅读空间，让热爱北京的人能够在这里看书、借书和淘书。“收购旧书、抢救旧物件、办公益讲座……这些都需要资金”，所以一年到头，崔勇的工作不仅不轻松，有时甚至还囊中羞涩。

入秋之后，北京的天黑得很快，采访结束的时候，书局里的顾客早已所剩无几，崔勇却说他还有一些事儿要办，不能下班，说着的时候，他已经轻轻地把一扇古旧的隔扇门扣上，并将一本放乱了的书摆放好了。

“有人说我是掌柜的，说起来也惭愧，我其实和大家一样，都是读者。”

如果非要在崔勇身上找不同，可能他就比别人，多了一点对老北京文化的热爱与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