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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俗恶书法充斥书坛，更有胡乱涂鸦者混杂其中，让人不可忍耐，遂拣其要者，罗列十类： 首恶者，俗书也。中国人认为文字是天象所垂，圣人则之，天人合一图腾的产物。书法不仅仅是用毛笔写字，书法文化横于胸中，书家要有书道的恭敬。“青藤雪个远凡胎”的青藤徐渭，一生视书法艺术创作为生命的表现方式，不到吃不上饭的时候舍不得鬻字。与此相反，俗书的本质特征就是藐视书道，书法只是其收集银两的工具而已。人俗字自俗，俗字必为俗人所书。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无骨，无气，无势;血脉不通，浑身僵肉，经络混乱，即是俗书。俗书之所以为首恶，因了“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 北宋 苏轼《黄州寒食诗帖》局部图 再言拘泥。楷书产生并达到顶峰，法度森严，其为规则，至今不衰。同时，这亦形成流弊所向披靡，宋以后书学逐渐凋敝，英才稀疏，书作越来越单薄。更有迂者，一生为法所拘，不能自拔，成为书奴。学书在法，而其妙在人。拘泥于法度之中，永远难以有创造性发展。字如木偶之舞蹈，除了法度之外，再难见到血肉的活动。殊不知《兰亭序》、《祭侄稿》、《寒食诗》无一是专门为书法而创作的，完全是内心世界的自然流露。拘泥之书没有情趣，没有性情，僵硬板结，缺乏情感支撑。真所谓笔墨不减元常、逸少，终究是俗书。此二恶也。 三说滞。书法史告诉我们，中国文字的发展是不断简化的过程。从大篆到小篆，从小篆到隶书，无不如此。书法在它的主体部分，总要与时代通用文字同步，甚至是超前，比如草书中的“书”“与”等等，在古代已经简化。而当代书法却在汉字简化以后，依然少有书法家研究书写简化的汉字。 四曰伪。伪者，不是也。伪书与拘泥书法正好相反，根本就是书法之外瞽蒙者的游戏。不懂笔墨，不知提按，不见使转，不明点画，对擒纵更是如见梵文。将墨随意涂到纸上，以为那就是书法，丑怪难状。伪书者靠高官和名人的腰牌混在书坛内外，更有聋瞎者的追捧，高价求索推波助澜。 怀素《论书帖》 怪书为五。唐代以后书法其实已经面临严重的问题了。篆、行、隶、草、楷五体书先后到达了高峰，换言之，它标志着中国古典书法艺术的终结。这个论断让人很不舒服——可是，事实就是如此。行书王羲之，楷书颜真卿，草书张芝，汉隶……书法家与其他艺术门类的艺术家一样不甘心这样的局面。苏轼“石压蛤蟆”，黄庭坚“树挂死蛇”的互讽，也不仅仅是玩笑，那是书家为冲破尚法的束缚、摆脱尴尬局面而努力的副产品，并非怪书。到了金农的漆书，郑燮的六分半体，怪书由此到了极致。尽管金农和郑燮记入了书法史，但是，书坛并不需要更多的漆书和板桥体。不明就里者一见钟情堕入情网，不学他们已经具备的功夫和创造性精神，只看皮毛，上手就学怪字，专拣丑恶处习之，所谓东施效颦者是也。迄今为止，在这条路上还没有走通的成功者，更不用说名家、大家了。 牙慧第六。此恶俗之书与拘泥之书相近，却并不相同。自从李世民独尊大王尽善尽美以来，书家动辄以上追王羲之为标榜。赵孟頫以降，颜、柳、欧、赵四体之说形成，于是，书家以此为宗成为不二法门。遗貌取神向来是书家终成正果的标志，拾人牙慧，以一家面貌承袭之而津津有味，没有多少出息。须知，在颜、柳、欧、赵出生之前，或者说在楷书辉煌之前，蔡邕、张芝、索靖、二王、钟繇……无不是一代豪杰的书坛之主盟者，也无不是各逞风采。 颜真卿《祭侄稿》 七为孱弱。宋以前，名家书法作品笔力雄健、丰满，临摹之就觉得内容丰厚。宋代四大家中的苏、黄、米没有此弊端，缘由他们始终都在批判唐楷的流弊。孱弱的本质是忽视“使转”造成“中虚”，表现特征是尖细柔媚的用笔过多，整体格调流于轻滑。对擒纵的理解过于浅薄。当代书坛书作多为展览而作，偶有妍美精妙，所为功用，而失去品格。 矫情排八。矫揉造作，无病呻吟;妍媚功用，搔首弄姿;笔力不逮，进退维谷。真可谓“百种点缀，终无烈妇态”。回首书学的历史，最著名的《十七帖》也非专门为书法而作。痛心疾首的《祭侄稿》点画狼藉，随手涂抹的恣肆获得了干裂秋风的奇效，难以阻遏的激情喷薄而出，掉臂直行的气概给观者以震荡的感染力。 萎靡老九。当代书坛之萎靡，在于除了上述所列八大俗恶之书，更在于缺乏真正的探索精神，自出机杼的作品辰星难觅。对经典书作的继承和部分改造，或小谋笔画以为已经摆脱了法的束缚，终究是不思振作。 缺席是十。书法实践勉强支撑继承的局面使这门古老的艺术香火不绝，但已经见其举步维艰;书学理论的缺席，更是雪上加霜。卫夫人虽然说“善写者不鉴，善鉴者不写”，但书法史告诉我们，从古至今，还没有一个连毛笔都拿不动的书法理论家独立站在书坛之上。虽然也有宗白华般少数高人指点迷津，却被书坛浑噩的风沙淹没在戈壁之中。虽然也有书法理论或感言千万，亦难摆脱“重述旧章，了不殊于既往”的局面，苟兴新说者凤毛麟角，更别指望有益于将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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