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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二王”，特别是王羲之，有四点是特别需要当代书家明晰的： 其一，王羲之是中国汉字书写达到成熟并成为后世范则时期的代表性人物，王羲之成为“范则”，并不是王羲之个人的“成果”，而是书写发展的演进结果，是那个时代的结晶。也就是说，那个时代，王羲之以及王献之的那种书写体式，是一种普遍的存在，只是王羲之在其中可能最为突出，王羲之是当时“流行书风”的最杰出人物。在唐以后的书法传承脉络中，我们可以不断见到“师法二王”之说，几乎所有的后世书家好像都无法绕过“二王”，王羲之的崇高地位似乎板上钉钉了！然细察之，其实所有的“无法绕过”，都是因为东晋时代、“二王”诸人的书写已经成为了汉字书写固定的体式，《黄庭经》《乐毅论》之于楷书，《兰亭序》《圣教序》之于行书，《十七帖》之于草书，已经成熟为各体书写的规范和模板，一直沿至今日 —— 我们如今的印刷体，其实又何尝不是“师法二王”呢？只有从这个角度和立场去认识“二王”，解读“师法二王”，才是最为辩证的！ 其二，李世民钟爱王羲之，以皇帝之尊亲撰《王羲之传论》，将王羲之捧上“书圣”的宝座，在李世民来说，无可厚非！但后人不断强化演绎，生生将王羲之神化为“最高峰”“第一人”，这实在是对中国书法史最大的讽刺！试想想，以此而论，王羲之以后、晋以后，中国书法岂不是停滞不前甚至倒退这是事实吗？这有可能吗？如果这样，那颜真卿、李邕、苏轼、黄庭 坚、赵孟 、董其昌、王铎、傅山、康有为、于右任等等书法史的坐标，我们将如何摆放？从 “规范书写”的角度说，这些书家肯定无一例外地要“师法二王”，但“二王”就比他们高吗？ “二王”就是“高峰”、其他人就都是“高原” 吗？非也！上述所列书家，无论传承还是创新， 都同样是他们那个时代的高峰，正是有了他们，中国书法史才称得上丰富灿烂，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展示中华文化的风采！王羲之、王献之确实是高峰，但我们只认可他们是东晋时期的高峰，绝不是中国书法“最高峰”“第一人”！自然，“书圣”之说，个人偏好未尝不可，书史叙述， 则完全不能沿袭！ 其三，“二王”书法树立着书法史上一种“正”的风貌，其内涵有二：一者形成了文人士人书法、帖学的主流，以优美中和、“不激不厉，风规自远”的美学趣旨一路传承，构筑了书法史一个最为庞大的“正脉”系统；二者，“二王”书法在笔法形式、趣味表现上，与人的欣赏习惯、接受本真最为接近 —— 他们能成为“规范”“模式”，其因或正在此 —— 这实际上就是“本正”的概念，所以无论文人士人、普罗大众，都能认可，所以“二王”基本上能“通吃”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但是，从审美立场上观照，“中和”之美，美之一端矣！它并不能代表一种“高度”，更不能涵盖书法审美的其他丰富内涵，过于强调中和、优美，必然会抑止雄强、古朴等的生发 —— 把王羲之书法形容为“龙跃天门，虎卧凤阙”，简直就是胡说！而且，中和、优美的背后潜藏的“甜熟、柔弱”、容易演化为“靡靡之音”的情态，在书法史上屡屡出现，故 “正本清源”的警示也经常成为书法发展的一大 主题！同时，因为“二王”通吃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致使书写者“接近”它们也是比较容易的 —— 实际上，学习《乐毅论》《圣教序》 《十七帖》，是比较容易入手的，因为它们都在各自的体系中呈现出“正”态。有些人把“二王笔法”鼓捣得神乎其神，至于“最复杂”“最高级”，可以通过“分析”，把“二王”法帖的所有细节都“还原”出某种特别的手法和神韵，完全就是因偏好而导致的迷信 —— 如果依此而去分析，我们要把颜真卿、王铎整得比王羲之还要复杂、神秘，还要高级，那一样可以做得堂而皇之！“二王”在历史上能抓住、在当代能倾倒一大批书者，究其根由，就是好看、容易书写、符合大部分人的审美需求，这是毋庸置疑的！ 其四，从整个书法史系统去观察、分析，王羲之实际上建立了一个审美和笔法的“封闭系统”。中和之美，极致优美，在审美上趋向于 “雅”“精致”的建构，需要人格情趣、学识修养达到“士人”般的高度，需要环境、氛围甚至交游情态等“外物”的良好契合，才能实现，这对于绝大多数书写者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即能稍稍“及”之，也可能会有“东施效颦”之嫌，并极易出现“流美”之大弊！这就是一种审美上的“封闭”；王羲之的“内擫”笔法，一方面将笔势往内收缩，中宫内敛，一方面特别强调笔尖使用的精细和字形的精准，书写时很容易被限制在一个固定的框架之中，性情抒发也很容易受到束缚，这自然更是一种“封闭”了！这样的“封闭”，连王献之自己都受不了，提出“大人宜改体”（“古之章草，未能宏远。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困殊，大人宜改体。且法既不定，事贵变通，然古法亦局而执” —— 《书议》），也正因为王献之想“改”且敢“改”，创新出“外拓”法，故而能与其父并列，甚至在李世民未确立王羲之“书 圣”地位前，人们对王献之的品评，是高于王羲之的。王献之的“外拓”笔法，正是打破了其父笔法上的“封闭性”，在创新价值和书写风格开拓的意义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但在审美上，王献之与王羲之一脉相承，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与同时代的其他书法家一起，书写着一种“魏晋风流” —— “魏晋风流”是后世书家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度”，但这个“高度”我们并不是非“即”不可，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审美精神和审美需求，“笔墨当随时代”，这才是艺术发展的永恒定律！ 立足上述四个方面，要辩证地解析“二王”，审视“书圣”“最高峰”“第一人”的合理性，其实是一点都没有难度的。而且书学研究发展到现在这种水平，书法史学、美学、风格学的探索已经达到相当高度的当代书坛，稍有“智识”的书法家，本来就应该具备了这样的辨识。  但是，为什么当今书坛，“二王”竟然全面“还魂”而且对“二王”的神化几乎达到了新的高度？当代“二王书风”不仅“统领”书法创作面貌，而且在相当多的年轻书家心目中，“二王” 俨然成了书法的核心，“二王”几乎成为了书法 “最正宗”的代名词，言必称“二王”，下笔必为《兰亭》《圣教》《十七帖》 —— 这种情形， 究竟缘何而成？ 据笔者的观察和分析，“二王书风”在当代书坛形成并终成“大势”，有若干缘由或情势， 兹简述于下：究其缘由，应为当代书坛当年的一种“纠偏”导引而来，也可以说当代书坛的一次“复古”思潮，是属书法史阶段性“正本清源”的规律性现象。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书法由全面复兴向蓬勃发展一路走来，书法家的传承、创新的热情成“井喷”之势，各种创作风貌的大胆探索精神激越飞扬，求新、求奇、求怪、求异，纷纭 而来，各种“风”也一阵阵刮起于书坛，诸如王铎风、《书谱》风、章草风、敦煌写经风，更有 “现代书法”“广西现象”“少字书法”“写意书法”“新文人书法”等等，“流行书风”的出现和“流派书法”的倡导，令人应接不暇，也有 一派“百花齐放”般的繁荣景象。但，这样的“乱花渐欲迷人眼”，必然也会导致书坛“乱象”一片，各种非主流、恶俗、丑陋，甚至脱离书法本体的书写也纷纷粉墨登场甚至“登堂入室”，由一片乱象而至“一片狼藉”，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书法的高雅和高贵，更严重误导了大众的书法审美。如此情势，“二王书风”“魏晋风 雅”的“正本清源”的功效，就必然能产生极大 作用了 —— 魏晋之后，历史上多次出现类似现象，书法家几乎都是把“二王”搬了出来，最后达到回归本源，书法之“正脉”由此十分明晰！ 所以，当代书坛进入本世纪，“二王书法”获得书法界的一致弘扬和倡导，并形成新的书写风尚，师法“二王”者（或“二王”体系者）大面积地在“国展”中入展、获奖，“二王体系”的获奖书家成为书界“明星”，地位隆尊，一时无两，年轻书家则追“星”成风，“二王”大军逐渐形成，“二王书风”即蔚成大势！应该说，当代“二王书风”的形成因由以及形成之初的良好效应，是具有很积极的时代意义和很正面的书史价值的。只是当“二王书风”泛滥成灾、俗态弥漫时，她的影响力不可避免地就成为了“反面”！ 情势之一：当代“二王书法”在登上“国展”的舞台之后，完全地成为了书写的主流，演绎“二王”笔法、形式也成为了书法界最为时髦的“创作”。有的书家将“二王”行草极度放大，强化用笔的“荡漾”“伸展”，强化空间的 “开阔”“拓展”，并以大尺寸制作以迎合展览的需求；有的书家将“二王尺牍”通过拼接的手段“创造性”地转化成了适合展厅的巨制竖幅，并通过色彩拼搭、多印叠加、染色做旧等手法，将“复古”彻底转换成了“仿古”。这些书家适时征服了评委，获得“国展”大奖并被各种媒体追捧，荣誉不断加身，而且在“国展”密集的年代可以一年获奖、入展十数次，进而迅速成为 “著名书法家”，可以开始卖字，开始做“导师”，甚而很快借势进入中国书协“专业委员会”、省书协“领导班子”。这样无穷的“榜样的力量”，很快也就“感召”了一大批书家特别是处于“冲刺”阶段的年轻书家聚拢到“二王”旗下，于是，我们也就看到了当代“二王书家” 的两大极其恶俗的表现： 一是把所谓的“二王” 意态“放大”得摇曳晃荡、东倒西歪； 二是以所谓“精致”显能，实则只有“笔尖运行”的提按、连搭、“绞转”的一些痕迹，在“玩”色 彩、拼贴、做旧，实可以“巧言令色”比况之！ 而且相当多的人还互相模仿甚至抄袭，跟风成瘾，实已无书家之德。可以说，这一批书家， 并不是真正在传承“二王”，更不是“正本清源”，他们已经被“二王书风”，被“展览”裹挟进了一个书法的“名利场”，他们本身就已经变成了当代书法需要正本清源的对象！ 情势之二：如果说当代“二王书风”是展览作者“制造”出来的，未免高估了作者们的能量，他们充其量只是“始作俑者”，真正催生、导引出“二王书风”的人物，其实是中国书协的“评委”们，或者说，是中国书协的“专业委员会委员”们。如前文所言，最初“二王书风”的出现，是有积极意义、有价值的。问题在于，“专业委员会”几次扩容，许多通过展览 “拼杀”出来的获奖书家“升格”为“行书委员”“草书委员”“评委”，书坛格局由此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 他们许多就是当代“二王书风”的代表人物，是“二王书风”的既得利益者，而且分别在书坛拥有大量的拥趸，可想而知，他们的“导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在我认识的如许“专业委员”们，有的授课作文时错漏连篇常识阙如，有的自以为是排斥其他，有的谋划“交换场地”共谋私利，有的四处走穴不事正务，有的请他人代笔作文而后大张旗鼓地发表“学术成果”为己贴金，有的以他行专家身份俨然又成“书学专家”而又实为书学初级水平；我只记得，当年我们延请某一“专业委员”来广东授课，没承想，我听到的是他的投稿、制作、拼贴的“经验”贩卖，自此我一直鄙视，没承想，人家目前已然“贵”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如许的“专业委员”，不知其“专业”何在？修为何在？层次何在？由他们来导引甚而控制当代书法创作的“方向”，能有善果吗？可以肯定地说，当代“二王书风”的泛滥化、低级化、恶俗化，与我们当今执掌“评审”的委员们缺少文化、学识、审美修养，缺乏书法史的“通识”能力，有着莫大的关联 —— 按他们的“修为”，要弄清笔者前文所言之“四点”，估计本身就是个大问题！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二王书风”泛滥是当代书坛最大的迷失！从批判者的眼光看，当今书坛缺乏雄健的气息，没有正大的气象，审美格局偏狭单调，审美情趣光怪媚俗，都与“二王书风”的泛滥相关！当代“二王书风”至于今日，不仅已与“正本清源”的本意相背，不仅未能将“二王”的优雅风韵发扬光大，反倒把“二王” 的所有潜藏的“熟”“巧”“俗”“劣”的非优质基因开发了出来，制造出了可能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恶俗“书风”！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而更悲哀的是，当代书坛培养了更多的“书圣”迷信者和“魏晋风流”的盲从者，客观上抑制了书坛“百花齐放”的更大能量，抑制了当代“书法精神”的更有高度的勃发，这是十分不应该的！ 原文刊发于《书法》杂志2018年第7期 杂志订阅请点击阅读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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