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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通过一个月了。这一段时间，大家都在学习、领会、贯彻、落实全会的精神。四中全会的决定是个宝库，有许多需要我们挖掘的东西。作为法理学的研究者，我们需要对决定中的内容进行深度的研究。 四中全会的决定有许多新提法、新命题、新亮点。全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法治体系、法治道路，这是三个重要的命题。对这三个命题如何进行理论上的阐释，还需要深入探究。 具体来说，法治体系中的五大体系中，第一个是法律规范体系，加了“规范”二字，这同我们原来的法律体系是什么关系？第二个是法治实施体系，基本上是原有的法律实施的三大块内容，即执法、司法、守法三大块。第三个是法治监督体系，将法律监督从原来的法律实施体系里面剥离了出来，因为监督问题现在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监督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第四个是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包括政治保障、经济保障，社会文化心理保障等。最后一个是党内法规体系，将这一体系纳入法治体系，存在着一些争议。 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个人认为，对这一总目标需要进行分解，法治体系是手段，法治国家是目标，通过法治体系，以实现法治国家的目标。 四中全会的决定坚持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相结合，我感到欣慰的是，对党内法规的适用没有越界。四中全会鲜明地提出，依法执政既意味着党依照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同时也意味着党依照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对党内法规的定位，还是坚持了法治原则，并没有将党的权力国家化，党的定位和规范并没有国家化。 关于“党内法规”的提法还需要再讨论。第一，党内规范是政党制定的规范，称为“法规”是否适当；第二，“党内法规”的提法容易使党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党政关系等，在概念上产生混乱，不利于法治观念的培养和普及。 四中全会决定解决了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提出“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并列出了三种办法：第一种是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这是比较明确的；第二种是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比如上海自贸区试验，这对处于改革和转型的社会是必不可少的，解决了授权问题就解决了合法性问题。改革试点的授权问题是需要重视的，比如法院系统是比较严重的。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已经规定，改革试点需要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但是在实践中这一条执行的并不好，一些地方法院改革积极性很高，自己就决定了。第三种是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和废止。这三点解决了法治与改革的关系。 决定提出的“宪法解释程序机制”是一个新课题。因为宪法解释在中国是没有的，宪法学界正在积极研究这个问题。决定提出的“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将会导致审查工作量非常大，难以取得效果。“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由谁依法撤销和纠正，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决定中关于“禁止地方制发带有立法性质的文件”的规定困惑住了很多法学家，到现在在理解上仍然有争议。什么叫“带有立法性质的文件”，如何定义？立法性质的文件和一般的规范性文件的区别在哪里？或者说它们之间不同的特征是什么？有人认为主要区别是程序性，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主要区别，规范性文件也可以通过程序化来制定，这并非主要特征，因此，什么叫带有立法性质的文件也是需要研究的。我个人认为，应该从规定普遍性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的视角来理解是否立法性质。 决定中提出的“人大主导立法机制”也是一个新亮点。决定提出，“建立由全国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组织有关部门参与起草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等重要法律草案制度。” 人大主导立法是否会导致人大的立法工作量增大？部门立法会否大量减少？如何克服部门立法所产生的部门利益合法化。“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权”的确立，地方立法权主体将扩大到三百个左右，这一方面会大大增加工作量，另一方面相配套的备案审查问题也大为增加。 决定提出“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即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不能减损，义务不能增加，这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也是首次提出。 在司法方面，也有很多亮点。如法院立案方式的转变，“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改为立案登记制后，下一步程序如何设计？登记后还是要审查，够立案条件的立案，不够立案条件的，如何处理？是否涉及诉讼法的修改？ 在司法人员保障制度方面，决定提出“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检察官调离、辞退或者作出免职、降级等处分。”这一条很重要。今后像对洛阳中级法院法官李慧娟的处理事件就能避免。同时，决定也提出了有关司法人员和律师、公证员的违法犯罪行为的终身禁业制度。另外，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 还有，决定提出“明确纪检监察和刑事司法办案标准和程序衔接，依法严格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有的省已经在试点快速移交制度，对纪检中发现有犯罪嫌疑的，快速移交检察院，一旦发现问题马上移交，以避免纪检代替检察院的职能。过去纪检替代检察院，有人说是因为时限的问题，避免超期羁押，但我们不能违法，让检察院恢复功能。同时，也可以考虑修改有关时限。 这一次决定明确提出了社会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三大律师制度。亮点是公职律师，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要聘请公职律师。 以前，在讨论法律职业共同体问题时，关于立法者算不算法律职业的组成，有学者批驳我，认为立法者不应该算法律职业，但这一次决定明确的把立法队伍、执法队伍、司法队伍这三大队伍都作为法治工作队伍的组成。并提出了“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提高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 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这“三化”的提出，是针对前些年所谓“大众化”而言的，廓清了认识。 上述只是一个非常粗线条的梳理，还有许多重要的内容和亮点。每一个问题都可以作为专门性的问题来研究，而且每一项制度在最后都是需要落实和实施的，是要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实现的。所以我们大家应该更关心中国法治进程，有这么多具体制度的落实，还是要充满信心。 从四中全会决定的新亮点，以及需要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看，四中全会是有很多可以挖掘的，所以我们需要认真学习研究，首先对文本内容达到熟悉和理解，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度的学理分析。作者：刘作翔(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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