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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人凤 由《鷦居日记》、《退庵日记》和《因是斋日记》三部分组成的《蒋维乔日记》上月影印出版，全书30册，起自1896年，止于1958年，跨时60多年，记述较为详细，涉及教育、出版、佛学研究、中医养生等诸多方面，以及蒋维乔和许多文化人士的交往。蒋维乔先生是张元济先生一生中交往时间最长的友人之一，蒋在日记中记载自己与张元济的交往，无论商议工作，还是“八小时以外”，都比较详细和生动。 数年前，一位外国朋友问过我，《张元济年谱》引用了多处蒋维乔日记中的资料，这部日记现在何处，有没有公开出版过？当时我回答说这部日记由上海图书馆珍藏，尚未公开出版。而今传来了好消息：由《鷦居日记》《退庵日记》和《因是斋日记》三部分组成的《蒋维乔日记》在上海图书馆和中华书局通力协作下，上月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全书30册。 蒋维乔（1873-1958），字竹庄，江苏武进人。1903年起任商务印书馆编辑，是该馆编译所开创时期编写中小学教科书的主力之一。民国初年他应蔡元培邀，短期出任教育部秘书长，不久又回到商务，一直工作到1917年赴北京政府任教育部参事，才正式离开商务。后来他担任过江苏省教育厅长，又在东南大学、光华大学、上海正风文学院担任过校长或教授，还兼任过上海私立鸿英图书馆馆长。中年起，潜心研究佛学，为我国近代佛学研究代表人士之一，同时还精于气功、静坐，创因是子静坐法，颇具建树。著有《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中国佛教史》等。 蒋维乔先生是先祖父张元济先生一生中交往时间最长的友人之一。1903年年中，他应聘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常任编辑员，从家乡来到上海。7月16日（清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二十二日）日记中记述： 晤张菊翁，与商量借住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经张元济同意后，第二天即“移居商务编译所”。这是他们两人相识的最初记录。此时，与张元济应商务创办人夏瑞芳邀，进馆创设编译所并出任首任所长（最初称“总编译长”）相隔仅五个月，比结识在商务印书馆服务终身的高梦旦先生还早了近半年。蒋维乔1911年11月24日离沪去南京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前的八年间，主要工作是编纂初、高等小学教科书。其时正值“清末新政”，朝廷停罢科举，提倡新式学堂，商务印书馆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推出成套新式教科书，为我国教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日记中有许多编纂教科书的记载。笔者见到过张元济、蒋维乔分别以“校订人”和“编纂人”同时署名的教科书就有《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简易国文教科书》等十五种之多。 蒋维乔在日记中记载他与张元济的交往，无论商议工作，还是“八小时以外”，都比较详细和生动。例如： 1908年5月17日晚七时，张菊翁招饮，偕庄、沈、戴三公至其家。孙星如君先在，梦旦、伟士二公续来。畅饮剧谈至十时始散。 1911年10月18日高、张两公拟将今年革命事实作《革命记》发售。午后即着手收集材料。 1916年10月，逢张元济五十寿诞，他不落祝寿俗套，相约蒋维乔和北方的傅增湘、白粟香同去浙江雁荡休养、旅游半月。蒋维乔爱好旅游，日记写得特别详细，著名景点之外，不论巍巍岩石，还是茅庵佳处，都出现在他的笔下，此与张元济的诗篇《丙辰秋游天台四首》交相辉映，留下了这次游程的全景式记录。 抗战期间，两位不与日伪往来的文化老人生活都很艰难。蒋维乔有很多替人写字、写扇面的记述。张元济也同样以卖文鬻字维持生活。日记中还有蒋维乔为张元济介绍“客户”的记录： 1944年1月24日三时往访张菊翁，商量钱琳叔传文式样、画格等事。 可惜这件张元济手书的传文今天已经无法见到了。还有一则记载： 1944年10月17日午刻应尤君春欣之招。 尤是无锡学人尤幹臣之后，秉先人之志，编就一部篇幅恢宏的家谱，经由蒋介绍，请张撰写序言。尤春欣还出示祖上宋代尤玘所著《万柳溪边旧话》。尤玘是张氏祖先张雨之师，张元济欣然为题跋文。这两篇文字倒是流传了下来。 1953年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成立，张元济被聘为馆长，而蒋维乔是当时11位馆务委员之一。那时，两位耄耋老人已不可能承担实际工作，但他们还保持文字之交。1952年蒋维乔八十寿诞，日记里保存了张元济送给他的一首贺诗： 生成骨相致清癯，矫矫苏南一老儒。稳著登临几两屐，饱观文献百城书。宏开绛帐传经叟，枯坐蒲团奉佛徒。旧日天台招隐处，胡麻倘已飫仙厨。 1956年10月30日，上海市委市府为张元济贺九十寿，在张家设一席，蒋维乔应邀出席。这天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 我与菊老已年余不见，见面后握手不放，格外亲热。虽半身不遂，耳口皆不便，然兴趣甚好，精神尚不差。 这应是两位老人最后一次见面。 笔者曾参与先父张树年先生主编《张元济年谱》工作，近年又与柳和城兄合撰《张元济年谱长编》。蒋维乔日记，尤其是在商务编写《最新教科书》的记载，是极为重要和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在上图领导和古籍部同仁帮助下，我查阅了稿本（当时还不具备电子版）。有关记载，对我而言可以说是一次重大发现。日记中有： 1904年1月18日十下（点）钟，回编译所。张菊翁来述，蒙学读本东西各国考定者，皆以笔划繁简定浅深，已编之稿须将第一编重编。午后，日本人小谷重、长尾槙太郎来，遂与张菊翁、高君梦旦会商体例，至五下钟议毕。定第一册为六十课，每课又分为二。第一课至六课，皆用单字（半课四字，一课八字）…… 1904年1月19日午后与张菊翁、高梦旦、小谷重、长尾槙太郎等会商教科书，即以今日所编成者作为定本，因复与张菊翁同编五课。 这部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又为我国近代出版史上首屈一指的出版机构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的教科书，就这样起步了。接着，日记中还有： 1904年3月31日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已出来，未及五、六日而已销完四千部，现拟再版矣。 这部教科书取得成功在此已见端倪。书的版权页注明出版日期为“光绪三十年岁次甲辰二月二十三日”，即1904年4月8日，而据蒋维乔日记推算下来，实际出版的时间应比版权页所注还早两星期左右。 编辑教科书，也不能闭门不闻窗外之事。日记中有两处记载： 1904年1月30日因京师大学堂新定章程所定小学科全然谬戾，不合教育公理，而商务资本家为谋利起见，颇有欲强从之者。而张菊翁、高梦翁及余等均不愿遵之。 1914年3月24日伯鸿（陆费逵）闻及教育部有不正式之通知，令各书局将教科书改易，加入颂扬总统语。中华、商务两家应协商抵拒方法……，二家一致进行。余允归与菊公商量而罢。回编译所，适菊公来，因告之。菊公赞成。 编译所的秀才们还得想方设法应付当局的干预，这类事不论清朝还是民国都有。 以上两则是出版史上绝好的资料。 笔者在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时，还借助蒋维乔的日记，考定了一桩史实： 张元济在上海先后共有过五个住所，亦即搬过四次家。其中第二次从闸北长康里搬迁到英租界长吉里的时间没有任何文字资料。张树年也只能推断说是1909年。 后来，发现有文字资料表明1910年初张家还住在闸北，而此后不久张元济出国考察了一年，那么搬家最早应在1911年。能不能更精确地考订搬迁时间？张树年回忆说，搬家的原因是“闸北发生了可怕的鼠疫”。蒋维乔日记里可以找到一条足以佐证的记录： 1911年5月26日天保里对面嵩庆里复发现鼠疫，可惧之甚。 于是，张家这次搬迁的时间可确定在是1911年的6月份左右。 《蒋维乔日记》起自1896年，止于1958年，跨时60多年，记述较为详细，涉及教育、出版、佛学研究、中医养生等诸多方面，以及他和许多文化人士的交往，内容十分丰富。今稿本得以化身千百，影印问世，真是学界一件盛事。相信它的出版，必定会有裨后人，对今后的教育史、出版史等方面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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