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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被后世评为“立功、立言、立德”的三真不朽之人，那么，在这么多的光环之下，他自己又是如何说的呢？《传习录》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对话，可能 很好地反映了他的真实想法。 据说，有人曾当面称赞王阳明说：“古来名世者，或以文章著称，或以政事卓著，或气节，或以勋烈被人称道，而公能兼而有之。若除去讲学一节，即为全人了。”王阳明却笑道：“我愿从事讲学一节。即使尽除去其他四件事，也无愧于做个全人。” 显然，王阳明一生集事功、文章、道德于一身，但是最令他本人自豪的还是创立学说，从事教育。他不仅是个伟大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个积极弘扬并热心从事于教育事业的教育家。他曾经在江西修建濂溪书院；在绍兴、余姚开辟稽山书院、创立阳明学院；在广西兴办思田学校、南宁学校和敷文书院；还曾受聘为贵阳书院的主讲，并集门人于白鹿洞讲学。他为社会“办教育、振道德、维统治”，其思想和理念虽然受到时代的局限，但是，他在教学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总结提出了一些先进的教育思想理念，对现代教育依然具有重要的启发和指导作用。他的教育思想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于教育的意义，王阳明认为：教育是教人做人。而做人的楷模是“圣人”，所以教育应把人的内在精神转化为道德的自觉，使“学者学为圣人”；此外，教育还担负“昌明圣学”、教化人民的任务，教育必须起“化民净心”的作用。王阳明认为教育是能够教人学会做人的。他的教育最高理想就是要人们通过“致良知”，把内在精神转化为道德上的自觉，使“学者学为圣人”。他直接提出了“圣人可学而至”的口号，鼓励人人皆做圣贤。 王阳明最爱用种树的比喻，来讲他的教育思想。他认为教育的核心是道德教育，而人的道德意识培养就像树木长成一样，要有个过程。树木总是先抽芽、发根，然后生枝生叶。人们看到一棵大树枝叶茂盛，为什么不去想一想，树木生命的源泉在哪里呢？他说，没有幼芽，何从长出干茎和枝叶？而幼芽生于根，因此树木之本在于根，有根则生，无根即死。他以此说明良知是道德意识和一切思想的根源。人的道德意识，就是从父子之爱、兄弟之情这些最基本的道德意识开始，逐渐扩展到对百姓之“仁”和对万物的爱。所以良知是“人心生意（即生命力）的发端处”。王阳明还把立志比作“植根”，他极为重视个人意志力量的培养，说人不立志，就像种树不植根，只是白白栽培和浇水，这样必然一事无成。 总的来说，王阳明的教育思想主要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视因材施教。 他说；“人要随才成就”（ 《传习录上》），从童子到圣贤、从卖柴人到天子，都应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作为学功夫。人有不同能力、不同气质，因此要根据个人情况随才成就。对狂放的人，要从狂处指点他，使他谦虚谨慎；对于“狷”者，要从“狷”处引导他，使他遇事能处理周全。人的才气哪能都一样呢？他又说：“圣人哪能拘泥一个死的格式？只要良知的大是大非相同，就是各自为说亦无妨。比如这里有一片竹林，竹林中的竹树只要枝节大体一样，便是大同。如果强求每棵竹的高下大小，每一枝节都相同，又怎么能显出造化的妙手呢？” 王阳明特别讲对儿童的因材施教。他以为儿童的性情是“乐游而惮拘检”（ 《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他们像草木刚刚萌芽，须顺其自然才能使之健康成长，如果人地捆绑和摧残，就会有害他们的生机。童子自有童子的“格物致知”，如教他们洒水、扫地、应答、对对；引导他们“歌诗”以渲泄情感，“习礼”以动荡血脉、坚固其筋骨，读书以其志意，这都是有益于他们身心成长的。必须调动他们的兴趣，鼓励他们的情绪，他们才越干越爱干，乐而忘返。这就好像时雨春风披洒于花卉草木，使他们悄悄地萌动生机，不知不觉地长成。相反，若是幼芽刚刚长出，便遇冰霜冷雪，他们就会“生意萧索”，一天天枯槁了。 二、立志、勤学、改过、责善. 这是王阳明在贵州龙场讲学时为诸生所立下的四项准则。充分体现了其教育思想的最基本点。立志：是四项准则中最重要的一项。王阳明认为立志是为学的基础和前提，并贯穿了为学的全过程。他曾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书朱守谐卷》）。这就高度强调了“立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紧接着，王阳明提出了“勤学”一项，他说“已立志为君子，自当从事于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他要求学生“不以聪慧警捷为事，而以勤确谦抑为上”。王阳明提倡诸生勤学，不仅指读书，也包括个人的思想品德修养。为此，他又提出了“改过”、“责善”两项要求。“改过”是对己而言。王阳明认为凡人“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责善”是对人而言，即规劝别人改过。王阳明指出：“责善者，朋友之道，然须忠告而善道之。”即发现朋友的过错要坦然相告，但又要注意方式方法，能让他人真诚接受。以上四项准则，作为对学生的四点基本要求，无疑值得我们当代的教育工作者借鉴。 三、培养学生独立与自主的治学精神. 王阳明提倡“学贵自得”，经常教导诸生要“自得于心”。要具有独立思考与敢于自主的精神。他强调即使对于圣人的话，也不可轻信盲从。他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王阳明倡导的这种不迷信权贵，敢于坚持自己创见的治学精神，应当予以充分肯定。 四、坚持实事磨炼与身体力行,不死守书本教条。 王阳明在年轻的时候就曾经亲自去做格竹子的实验，而在以后的教育生涯中，他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政务和军事活动。这种实践经历使他不把为学仅仅看作书本上的事，而强调实事磨炼与身体力行。这正是他根据“知行合一”原则教人在实践中锻炼思想与意志、培养优良品质和行为习惯的治学方法。王阳明曾告诫学者们说：“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夫，此理非谁不可离实，亦不得而离也。无往而非道，无往而非工夫。”（《传习录下》）可见，他主张即事即学，即政即学，身体力行，知行合一，不可离开亲躬实践而空谈为学。王阳明经常教导学生通过事上磨炼与身体力行，使自己的学业精进，道德品质得以发展和完善。王阳明的这些教育观点，应当视为他在教育过程中对认知活动的正确总结。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王阳明一生不辍讲学，他的教育事业曾出现过几次高潮。最早在贵州讲“知行合一”，以后在滁州督马政，地僻官闲，他便在美丽的龙潭边上设起了讲堂。每次讲课，环龙潭而坐者常数百人。后来在江西，直至广西，都曾有大批学生追随他。而居越6年，他的教育事业达到了顶峰，思想愈成熟，教学也愈简易。《王阳明年谱》记他，“每临讲坛，只发《大学》万物同体之旨，使人各求本性”，“功夫有得，则因方设教”。王阳明自己则说，他教人只是“致良知”三个字。有个朋友对他说，“致良知”我已经听了。可是也需要您再讲一讲。王阳明说，这就须得你自己去求了，我也没别的法可讲。他举例说，早先有个禅师，别人向他问“法”，他只把手中的尘尾提起。一天，他徒弟将尘尾藏起来，试看他如何设法。禅师寻找尘尾不见，就只空手提起。王阳明说，我这个良知，就是那禅师设法的尘尾，舍了这个，还有什么可提得？王阳明的学说在朱熹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为什么能够吸引那么多的文人士子、中下层地主官僚，以至平民百姓，甚至令他们如醉如痴？除了客观的社会历史原因，如从自身学说来讲，他在这里可算是一语道破“天机”。“致良知”学说原来只是个因方设法的“尘尾”！它所倡导的不是千篇一律的道德原则，也不是标示“仁、义、礼、智”的抽象道德规范，不是如朱熹那样外在的客观“天理”，而是与每个人的性格、心理、知识、经验结合在一起的道德意识、人生信念、心理惯势和行为方式。王阳明以为“人胸中各有个”良知，这是你自家心中的“圣人”，“自家痛痒自家知”（ 《阳明全书》卷二十《答人问良知二首》），这是别人绝不可替代的。教育者的责任就是启发每个人自有的良知，而不是把自己的意志或别人的良知强加给他。这个教法就是“因方设教”，“使人各求本性”。 以现代的眼光来看，王阳明的这些教育思想无疑是非常科学合理，是极具很超前意识的，他把学生从死气沉沉的私塾中解脱出来，也打破了师道尊严的独断专伐，让学生的身心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也让学习成为一种活泼泼的充满自由生机的思想交流、创造的活动。真正能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所以，我们现代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好好地继承和发扬王阳明的这些教育思想，这也是我们认识、学习心学的意义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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