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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地名南迁与青、徐士族南渡（三） ————广东东莞之名的历史谜团 李沣 今日广东，有两个地名历史悠久且几乎内涵广东的历史变迁，这就是番禺与东莞。 一 番禺，《史记·南越尉佗传》载，秦二世时，召龙川令赵佗语曰：“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也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赵佗就以番禺为根据地王南越。《三国志·薛综传》也有“赵佗起番禺”之语，可见今广东省地秦时就有番禺。 秦时南越，还属荒芜之地。《三国志·薛综传》曰：汉武帝设交趾剌史以镇监之，交趾地“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赵佗所据之番禺，肯定不是土著之名称。《山海经·海内经》载：“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番禺生奚仲。”《元和姓篡》：“黄帝二十五子，十二人各以德为姓，一为任氏，六代至奚仲，封薛，魏有任座，秦有任鄙。”因此番禺是任氏的远祖。秦时广东之番禺，应是任氏族人南迁后带去的地名。 广东番禺与任氏的那位族人有关？目前从史料中可以找到的主要证据就是任嚣。 任嚣（？－前206年），秦朝将领。秦国名将任鄙之孙。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年）首次领兵攻打岭南，但失利。后与赵佗再率军入岭南，于秦始皇33年（前214年）统一岭南。首任南海郡尉，并节制岭南南海、象郡、桂林三郡，称“东南一尉”。并在今仓边附近筑城，称番禺城，为郡治，史称“任嚣城”，后病逝，葬于番禺。 秦时远征南越，首任南海尉的是任嚣。任嚣死后，由他的副手赵佗行南海尉事。所以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嚣。” 综上所述，广东番禺这个地名，是秦时任氏族人远征南越、治理南越时，用祖先名命名的地名。 循此道理，东莞地名亦然。东莞本在山东，魏晋时期，青徐士族纷纷南渡，侨居江左，于是在晋陵（武进）设南东莞郡，仍辖东莞、莒、姑幕三县。广东东莞，按照中国地名变化的规律，应是北东莞 或者是南东莞族人，南迁至南海郡后带来的地名。 二 是那一支东莞族人，在何时、何背景下南迁于此的，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只能根据相关资料做大致的判断。 汉时南海郡属交州，领县六：番禺、博罗、中宿、龙川、四会、揭阳。 后汉时南海郡有七城：番禺、博罗、中宿、龙川、四会、揭阳、增城。增城是从番禺县分出的。 晋时南海郡统县六：番禺、博罗、增城、四会、龙川、平夷。 东晋时，成帝分南海郡立东官郡。 南海太守领县十，除原有的番禺、博罗、增城、龙川外，又增设熙安、酉平、怀化、绥宁、高要、始昌六县。从原南海郡分出的东官郡辖宝安、安怀、兴宁、海丰、海安、欣乐六县。 以上郡县资料说明，至到东晋时，南海郡和从南海郡分出的东官郡，均无东莞县。广东东莞地名是何时出现的？或者说广东东莞县立于何时？按照《辞海》的说法，广东东莞县，汉为博罗县地，东晋为宝安县地，唐为东莞县，因此广东东莞起始于唐。此说法与旧、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吻合。《旧唐书·地理志》载：南海郡东莞县，“隋宝安县，至德二年（公元757年）九月改为东莞郡，于岭外其为名也。” 《新唐书·地理志》载：广川南海郡东莞县，“本宝安，至德二载更名，有盐，有黄岭。”新、旧《唐书》很明确，东莞县是隋的宝安县，唐至德二年改名为东莞。 这也就是《辞海》说的，今广东东莞，汉为博罗县，东晋为宝安县，唐为东莞 县。
民国《东莞县志》与此说有异。民国《东莞县志》卷一载：“东莞县，晋成帝咸和六年，于此置宝安县，属东莞郡（注：元和郡县图志洪亮吉东晋疆域志云，县与郡同立。）按此为东莞立县之始。”按此说，广东东莞县立于晋成帝咸和六年，即公元331年，这与新、旧《唐书》说的唐至德二年，即公元757年，相差了426年，也就是把东莞立县之时提前了426年。 《东莞县志》之说不是空穴来风，主要是依据了（唐）杜佑的《通典》和（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 杜佑《通典·州郡》载：隋，“后又置番州，炀帝初，复置南海郡，大唐改为广州或为南海郡，领县十二。”其中有增城、东莞。在增城县下杜注：“汉番禺县地，吴置东莞郡于此，有增江。”杜佑的“吴置东莞郡”不知从何而来，《。三国志》无此说。 《元和郡县图志》载：“东莞县，本汉博罗县地，晋成帝咸和六年于此置宝安县，属东莞郡（清人张驹贤考证曰：“莞”宜作“官”）。隋开皇十年废郡，以县属广州。至德二年，改为东莞县，取旧郡名也。”此说与《晋书》“成帝分南海立东官郡”、“安帝分东官立义安郡”不符，成帝立的是“东官”，安帝分的也是“东官”，而不是“东莞”。检索历史文献，可证杜佑、李吉甫的说法有误，对《通典》，《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错误十余处，孙诒让也多有纠正；而对《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点校说明：“此书经过千余年的辗转抄写，错误不少。”
民国《东莞县志》云：“东莞县，晋成帝咸和六年于此置宝安县，属东莞 郡。按此为东莞立县之始。”把晋成帝咸和六年，为东莞立县之始，其主要依据是《元和郡县图志》。对此依据的可靠性，上面已做了分析和判断。但问题绝不这么简单，因为《宋书·州郡志》明确记载的是“东官”，但《宋书》的纪和传确又用“东莞”来记载州郡事，如《东莞县志》所云： 按《宋书·州郡志》云：东官郡，晋成帝立。而《阮长之传》云：补平越长史东莞太守。《羊玄保传》云：羊希出为广州刺史，请萧惠徽为东莞太守。《明帝纪》云：妖贼攻广州，陈伯绍讨平之，迁东莞太守（1）。字皆作“莞”不作“官”。《南齐书·州郡志》亦云东官郡，而《郁林王纪》云：以东莞太守藏灵智为交州刺史。又《梁书·陶季直传》云：祖愍祖宋广州刺史，齐初季直出为东莞
太守。又，《陈书·孙?传》云：除东莞太守，行广州刺史。字也皆作“莞”不作“官”，文史不应抵牾。至此，考《晋书·葛洪传》云：邓狱表为东官太守，是晋时称东官，不云东莞，疑宋初改东官郡为东莞郡，故《纪传》皆称东莞，《志》特沿晋时旧称，仍做东官。
三 东莞县，《元和郡县图志》曰：“本汉博罗县地”。 博罗县，本汉旧县，《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作“傅罗”，刘昭云：“县有浮山，自会稽浮来，傅于罗山，故置博罗县。”《宋志》云：二汉皆曰傅罗，《晋太康地志》始名博罗。”又罗浮山，王象之引作浮山。《元和郡县志》曰：“罗浮山，在县西北二十八里。罗山之西有浮山，盖蓬莱之一阜，浮海而至，与罗山并体，故曰罗浮。” 可见“博罗县”之名，与浮山、浮来有关。最早迁徙到交州之人，都是浮海而来，如《三国志·许靖传》：“浮涉苍海，南至交州。”人浮海而来，山、水、阜地也浮海而来。浮山一说是从会稽浮来，一说是从蓬莱浮来。总之，这里的“博罗”之“博”，本为“傅”、“浮”，缘自“浮山”之名。而“浮山”是从青、徐故地浮海而来。确切地说，这个“浮山”是来自古莒国地的“浮来山”。 《左传·隐公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来。”杜预注：浮来，“纪邑，东莞县北有邳乡，邳乡西有公来山。号邳来间。”今莒县城西数公里有浮来山镇，恐怕就是当年“浮来”的遗址。浮来，是古莒国及古东莞的地名，浮来与东莞连在一起，看来有其历史的根源。因此，南海的的博罗、傅罗、浮山、浮来，与青徐的莒、东莞 、浮来山也有其历史的联系。 是青、徐的那些族氏南迁岭南越（粤）地后，将原住地的山、水、地名也带到了新居地？纵览各文献，均无直接记载，因此只能根据文献提供的线索，做些推测。 线索一：鲁国人刘表据荆州，其势力南延至交州。 刘表，山阳高平（今山东泰山西南的邹县）人，鲁恭王之后，与同郡张隐等八人号为“八顾”；与范滂、张俭等八人为友，与众多名流大儒结为私党，可为东方名士，因此也是“党锢”中人，“诏书捕案党人，表亡走得免。”《汉书·刘表传》载：“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何兹全先生说：“关西、兖、豫学士归（荆州）者盖有千数。”（2）可见汉末就有很多青、徐士家豪族跟随刘表到了荆州避乱。 《汉书·刘表传》载：建安三年，“长沙太守张羡率零陵、桂阳三郡叛表，表遣兵围攻，破羡，平之，于是开土遂广，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 《三国志·士燮传》载：“朱符死后，汉遣张津为交州刺史，而荆州牧刘表遣零陵赖恭代津。是时，苍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吴巨代之。”这些记载表明，此时，刘表的势力已南延至岭南。由此也可以推断，刘表手下的那些山东名士、俊杰和泰沂乡亲，有南迁至交州的可能。 线索二：鲁国人士燮家族在交州的经营 《三国志·士燮传》载：“士燮，苍梧广信人，其先鲁国汶阳人，至王莽之乱，避地交州，六世至燮。” 士燮祖为鲁国汶阳人，王莽之乱时避地交州。汶阳即郓， 《左氏传》曰：“莒鲁争郓，为日久矣。”今城北郓亭是也。全氏曰：“按十三州志》曰：‘有东西二郓’，鲁昭公所居为西郓，在兖州东平郡；莒鲁所争为东郓，此邑是也，亦即汶阳之田，所谓‘郓讙龟阴之田’者也。”因此，春秋时有东西郓，有东西汶阳。东郓亦即东汶阳，亦即汶阳之田，到了西汉时改为东莞，因此士燮先祖应为东莞人。 王莽乱政，各地兵起，鲁国故地的樊崇是重要的一支。“琅玡樊崇起兵于莒，众百余人，转入太山。群盗以崇勇猛，皆附之。一岁间至万余人。崇同郡人逢安，东海人徐宣、谢禄、杨音各起兵，合数万人，复引从崇其还攻莒，不能下，转掠青、徐间。又有东海刀子都也起兵钞击徐、兖。莽遣使者发郡国兵击之，不能克。”（《资治通鉴》第1217页）琅琊樊崇起兵于莒，东莞郡郡治莒，樊崇的万余人亦即东莞人。樊崇起事后，又与东莞人逄安和东海人（今临沂北）徐宣、谢禄、杨音的起事队伍会合，众数万人。这也就是后来的赤眉军。赤眉军的领导、骨干、主力是东莞人，这支农民起义军，最初主要活动于沂蒙和泰山地域。后来西征，为推翻王莽政权立下大功。被立刘盆子为帝，转战长安、洛阳，最后被刘秀打败，近二十余万赤眉将士被刘秀招降。 以琅琊、东莞为主力的这二十余万赤眉将士虽然被刘秀招降，但最后结果如何？ 樊崇、逄安投降后，居洛阳，“赐宅人一区，田二顷。”但其夏，“樊崇、逄安谋反，诛死。”（《后汉书·刘盆子传》）可见投降后的数万东莞赤眉将士，不可能过上平安的生活，他们或者继续征战，或者被驱逐到荒漠之地，或者成群潜逃流落他乡。 士燮先祖是随樊崇起兵，然后西征东讨，失败后南迁苍梧，还是在樊崇义军在攻打莒县时，为避战乱而南迁至苍梧，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在战乱中单独一个家族由沂蒙南迁至苍梧，实属不可能。士燮家族避乱于数千里之外的苍梧，可能中间有些过渡环节，比如赤眉军长安、洛阳失败后先南迁至荆州，最后再迁至苍梧。士燮家族南迁后，成为当地的一股重要势力统治交州，他身边 肯定有一个庞大的以东莞 人为首的北人集团， 否则他无法生存和延续。 《三国志·士燮传》载：“燮父赐，桓帝时为日南太守。”燮治左氏春秋，“父赐丧闋后，举茂才除巫令，迁交趾太守。”“交州刺史朱符为夷贼所杀，州郡拓扰乱，燮乃表弟壹领合浦太守，次弟徐闻令（黄有）领九真太守，（黄有）弟武领南海太守。”燮兄弟四人，皆为岭南的太守，可以说这时的交州，为山东东莞人的天下。“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 线索三：师从北海人刘熙避乱交州的士人 刘熙，北海人，著《释名》二十篇，安南太守。《百越先贤志》云：“刘熙，字成国，交州人，先北海人也。博览多识，名重一时。焉辟不就，避地交州，人谓之徵士，往来苍梧、南海，客授生徒数百人。著諡法三卷，行于世，建安末，卒于交州崇山下。” 刘熙北海人，东汉、魏晋时，北海郡与东莞郡犬牙交错。北海郡治剧，《补三国志》曰：“剧属东莞”；《晋太康志》曰：“剧属琅玡”。这些地名的交错表明，东汉、魏晋时，北海与琅琊、东莞，有很多内在的联系。 刘熙“往来苍梧、南海，客授生徒数百人。”，一说刘熙为交州人，又说刘熙往来于苍梧、南海，刘熙又任安南太守，卒于交州崇山下（3），表明刘熙确实与交州苍梧、南海有很紧密的关系，卒于交州崇山。崇山是他故乡北海或东莞的名山，由于对祖先神灵的崇拜，故乡的山名也随他迁移到了交州。 刘熙除有安南太守的官位外，主要对数百生徒教授训诂五经，这些来自北方或主要来自青、徐的士人，对交州文化、政治的影响，不可估量。其主要生徒有薛综、程秉、许慈等人。 薛综，沛郡竹邑人，孟尝君之后，其祖应为薛国人。《三国志·薛综传》载：“少依族人辟地交州，从刘熙学，士燮既附孙权，召综为五官中郎。”
辟地交州的薛综，不是单个人的行为，而是整个族团的集体行动。
“六年卒，凡所著诗赋难论数万言，名曰私载，……皆传于世子珝，官至威南将军，征交趾还道病死。”《通鉴·卷七十九》：“吴在都督薛珝与陶璜等兵十万，共攻交趾。”薛珝弟薛莹，“涉学既博，文章尤妙，同僚之中，莹为冠。”（《三国志·薛综传》）孙皓命薛莹督万人开凿“圣奚以通江淮”，因施工难度大未能完成，“皓追圣奚事下莹狱，徙广州。”后虽免，但又因同郡谬禕罪的牵连，又发配广州，未至。太康三年卒，著书八篇。 薛综家族，因各种原因，与交、广二州发生了各种形式的联系。因薛综父子都为经学大师，他们也用不同的方式把青、徐文化带到了广、交二州。 程秉，《三国志·程秉传》载：“汝南南顿人也，逮事郑玄，后避乱交州，与刘熙考论大义，遂博通五经。士燮命为长史。”程秉先承师郑玄，后又师刘熙，而郑玄、刘熙都是北海人，程秉虽然是汝南人，但他应在北海生活过。 许慈，《三国志·许慈传》载：“南阳人也，师事刘熙，善郑氏学，治易、尚书、三礼、毛诗、论语，建安中，与许靖等具自交州入蜀。”说明许慈与许靖，不管是不是一个家族，其为学友，关系密切。 许靖，汝南人，是程秉老乡，董卓乱后避地江左，与吴郡都尉许贡、会稽太守王郎（东海郯城人，经学大师，兰陵侯）为友。《三国志·许靖传》载：“孙策东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难。……既至交趾，太守士燮厚加敬待。”这说明，许靖、许慈、程秉等到交州后，主要还是依附在士燮门下。 这样在交州士燮门下，就有数百曾从师郑玄，或者从师刘熙的士人。郑玄、刘熙都是北海人，而北海和琅琊，和东莞，又是分分合合，犬牙交错，从文化上可以说是一个整体。因此汉末和魏时，青、徐士族和青、徐文化，在交州占有主导地位，一些青、徐地名带到交州，具有客观必然性。 线索四：顾谭族友 顾谭，顾雍（吴郡人，孙权相）孙，与诸葛恪（诸葛瑾长子，琅琊人）、张休、陈表为太子四友。《江表传》载：“有司奏谭诬罔，大不敬，罪应大辟，（孙）权以雍故，不致法，皆徙之。”《三国志·顾雍传》载：“谭坐徙交州，幽而发愤，著新言二十篇。……年四十二卒于交趾。” 顾承，顾谭弟。《三国志·诸葛瑾传》注引吴书云：“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与诸葛恪等共平山越”，“拜奋威将军，出领京下督数年，与兄谭、张休等，俱徙交州，年三十七卒。”表明作为吴郡都尉的顾承，早期曾在毗陵（后为琅琊、东莞人的迁徙地）活动，后又对加围剿山越，有功，拜奋威将军，出领京下督，可能因兄顾谭被逐，与兄顾谭及友张休等俱徙交州，年三十七卒。” 顾家为江南吴郡人，但与顾家为友的诸葛氏家族、张昭家族、赵昱家族，都是徐州琅琊人，其兴趣都是毛诗、尚书、左传，可以说是琅琊文化把他们联在了一起。 综上所述，三国时，吴已控制岭南，并不断派官治理。时任交、广二州的行政总管，像士燮家族、薛综家族及刘熙等人，都是青、徐士人；许靖、许慈、顾谭、顾承，也都与琅琊人为友，是青、徐，或者是琅琊文化圈里的人。这些世家名士，既是高官，也是经学大师。因此，早在汉末三国时，齐鲁文化，或者说琅琊文化已远播岭南，并在交、广二州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这种大背景下，交、广二州的地名、山名、水名及社会风俗，都有带有齐鲁，抑或琅琊的烙印，就不足为怪。 四 （一）、葛洪与东官 晋成帝咸和六年（公元331年）分南海，立东官郡，置宝安县。（《宋书·州郡志》） 广州刺史邓岳表葛洪补东官太守，辞不就。 东莞县地在晋成帝六年时，属东官郡宝安县。与东官郡的关系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葛洪。《晋书·葛洪传》载：“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人。祖玄，吴大鸿胪。父悌，入晋为邵陵太守。”《晋书》说葛洪是丹阳句容人，《太平御览》说葛洪为琅琊人，恐怕这两种说法都对。葛洪祖上是琅琊人，汉末祖父葛玄避乱江左，居丹阳句容（句容为晋时南东莞地），为孙吴政权的高官大鸿胪。父亲葛悌，入晋后为邵陵太守。葛洪少好学，性寡欲，尤好神仙导养之法。祖父葛玄，学道得仙，以炼丹术秘授弟子郑隐。葛洪就隐学，悉得其法。后又师南海太守鲍玄，玄以女妻洪。石冰作乱，葛洪避地南土，“乃参广州刺史稽含军事，及含迂害，遂停南土多年。” 广州刺史邓岳表葛洪补东官太守，辞不就。坚持在罗浮山炼丹，并“著述不辍，自号抱朴子。” 葛洪，祖籍琅琊，南迁后居丹阳句容，喜欢神仙导养之法，避乱广州罗浮山，炼丹成仙。邓岳荐他作东官太守，他不就。东莞是他的故乡，东官是他的住地，这两个同音字在他和他的门徒口中， 有可能互用。《抱朴子》是道家的精典著作，葛洪在东官甚至于整个广州影响深远。东官、东莞的混淆、互用，恐怕跟仙人葛洪有关。 （二）、卢循、琅琊人与广州 公元399年10月，琅琊人孙恩率农民军在南徐州会稽起义。 琅琊大族孙氏，“世奉五斗米道”，孙恩叔父孙泰，南迁吴郡、会稽后，为五斗米道道首。百姓对五斗米道“敬之如神”，东晋政权惊恐，晋孝武帝（公元373—396年）时，将孙泰流放到广州。 孙泰被杀后，孙恩于公元399年10月，在会稽揭竿起义，江浙八郡一时而起，“旬日之中，众数十万。”（《晋书·孙恩传》）孙恩军的主力，都是侨居南徐州、南青州的北方流民。孙恩起义军与刘牢之的北府兵转战各地，最后因临海之战失利，于公元402年率部投海而死。孙恩死后，起义军推举其妹夫卢循为首领，卢循于公元403年正月开始，率部攻打东阳、永嘉，又退居晋安（福州），次年十月，泛海攻下番禺，自称平南将军，摄广州刺史事。此时，北府兵将领刘裕（即宋高祖武帝）掌握了东晋大权，因无暇南顾，承认卢循为广州刺史。卢循率领以琅琊、东莞等青、徐南渡流民在广州经营五年多。 义熙六年（公元410年）刘裕迁建威将军孙处，振武将军沈田子率众三千自海道袭番禺，卢循与孙处、沈田子转战各地，最后广州一役，“循乃破走，所杀万余人。”（《宋书·孙处传》）义熙七年（公元411年）孙处卒，追赠龙骧将军、南海太守。 以琅琊王斗米道为旗帜的孙恩、卢循农民起义军，最后在广州惨败。广州惨败后，被杀万余人，因此随卢循远征交、广二州的青徐流民恐怕有数万之众。数万青徐流民除被战死或被俘虏者外，很多残余恐怕就流窜交、广二州隐蔽为民。民间也有传说广州有卢循遗民，广州东南有卢亭，南海县有卢循城，这里有民以“采藤蛎为业”，“相传为卢循遗种”。（《图书集成职方典》）“大奚山三十六屿在莞邑海中……传系晋海盗卢循遗种。”（《岭海见闻》）值得注意的是《岭海见闻》把卢循遗种所居地称为“莞邑”。南海有循江，此地一度名循州，这一切恐怕都与卢循有关联。 （三）、关于广州刺史韦朗作莞蓆事 文帝元嘉（公元424~453年）中，御史中丞刘桢奏：“风闻广州刺史韦朗于广州所作银涂漆屏风二十三床，绿沈屏风一床，杂白莞席三百二十二领。请以见事追韦朗前所居官。”（《图书集成》引宋元嘉起居注） 莞席，即用莞草编织的席。《汉书·东方朔传》云：“莞蒲为席”。古人席地而坐或跪，《诗·小雅》：“上莞下簟”。《周礼》曰：“凡大朝觐，设莞席。”《汉书》曰：“文帝以莞蒲为席”，表明莞席是很高贵的坐具，是宫廷用品，始自周朝。《盐铁论·散下不足篇》云：“大夫士蒲平单莞，庶人单蔺。”莞席为官人所用，庶人用蔺席。 莞席因为是宫廷用品，历史悠久，不可能是广东的土特产，《唐·六典》曰：“京兆出粲草席，扬州贡莞席，广州出竺席。”但元嘉中，广州刺史在广州做“杂白莞席三百二十领”，韦朗拥有这么多莞席，与那些众多高贵的屏风一样，有违宫廷礼制，属不正当行为，因此须查处。 莞席本来是宫廷用品，原产地在中原，或者扬州，不是广州土产。但这时广州也出白莞席，恐怕与琅琊的孙恩、卢循遗种有关，与卢循的“莞邑”有关。 （四）、刘宋王朝中的琅琊、东莞人 宋武帝刘裕，彭城人，但其祖刘旭孙始过江，居晋陵丹徒县京口里。晋陵，南琅琊、南东莞、南兰陵、南东海的集居地；京口，以青、徐士族为主体的北府军大本营。刘裕起事，其三核心成员是同乡刘毅和琅琊人何无忌；“并同义谋”起兵事的有琅琊人、晋陵太守诸葛长民、东莞太守檀凭之、琅琊内史魏詠之、东莞童厚之；“高祖（刘裕）托以游猎，与无忌收集义徒。”所收同谋异徒除上面所列何无忌、刘毅、檀凭之、魏詠之等人外，还有东莞人臧熹、臧熹从弟宝符、从子穆生，东莞人童茂宗等。总之宋武帝刘裕的先祖、刘裕的起事地和起事成员，都与南徐州的琅琊、东莞等有紧密关系。 义熙七年（公元411年），刘裕打败卢循的农民起义军后，因孙处卒，命琅琊临沂人王镇之出使持节、都督交广二州军事、广州刺史。 元嘉（公元424~453年）初，徐豁为始兴太守，后为广州刺史。徐豁，东莞姑幕人，中散大夫徐广兄子。始兴郡是三国旧名，在今广东韶关南。《宋书·徐豁传》载：“在郡著绩，太祖嘉之……。以为持节，督广交二州诸军事，宁远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 （五）、对宋、齐、梁书纪传中“东莞”的分析 晋成帝咸和六年（公元331年）分南海立东官郡。 义熙九年（公元413年），晋安帝分东官立义安郡。 《宋书·州郡志》载，这时的南海郡领县十，有番禺、博罗、增城等，无东莞县；东官郡领县六，有宝安等，无东莞。博罗、增城、宝安，都涉及后来的东莞县地。 《南齐书·州郡志》南海郡领县13，东官郡领县8，均无东莞县。 《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只有南海、东官郡，无东莞郡，也无东莞县。但《东莞县志·前事略》，从宋、齐、梁书纪传中引用了七处有关“东莞”之文，以此证明宋、齐、梁时，广东就有东莞 。这七处引文能否证明宋、齐、梁时，广东就有东莞 ？或者说广东的“东莞”与“东官”有某种联系，下面进行一些具体分析： 1、对阮长之任东莞太守的质疑 《宋书·阮长之传》中有“寻补卢陵王义真车骑行正参军，平越长史，东莞太守。”之文。 这件事很蹊跷，因为义真为宋武帝刘裕次子，永初元年（公元420年）封卢陵王，永初二年，以为使持节、侍中、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并六州诸军事，“与陈郡谢灵运、琅琊颜延之、慧琳道人并周旋异常，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宋书·卢陵孝献王义真传》）标明卢陵王义真有政治野心，空口许诺同党得志后封宰相、都督之官。高祖刘裕崩后，太子义符继位。刘义符做了两年皇帝，游戏无度，不亲政事，东莞人徐羡之等人密谋废立，即“帝（少帝义符）后失德，（尚书徐）羡之等将谋废立，而卢陵王义真轻动多过，不任四海，乃先废义真。……乃废义真为庶人，徙新安郡（安徽徽州）。”首先“废义真为庶人，徒新安郡。”景平二年（公元424年），“羡之等遣使杀义真于徙所”。因此卢陵王义真，始终没有得志，而且宋武帝死后不久，便被贬为庶人流放在外，不久又被诛死。 在上述背景下，卢陵王义真补阮长之为平越长史、东莞太守，只是空头支票，与得志后封灵运、延之为宰相属于一个性质。再说，卢陵王也从未分管交广二州事，但深得他信任的颜延之，恐怕与此说有些关系。颜延之，琅琊临沂人，祖颜约，零陵（治始安）太守。妹适东莞莒人刘穆之子刘宪（虑）之。少帝继位后，他出为始安（今广西桂林）太守。把阮长之封为平越长史、东莞太守，可作为他在交广二州的一颗棋子，但只不过是他梦想掌权后的一种政治安排，随着卢陵王义真被贬、被诛，这一切安排都成泡影，因此，补阮长之为东莞太守并没有成为事实。 2、明帝泰始元年（公元465年），齐王世子“与南康相沈肃之、前南海太守何昙直、晋康太守刘绍祖、北地傅浩、东莞童禽等，据郡起义。”（《宋书·邓琬传》） 这里提到东莞童禽。这个“东莞”是徐州东莞？还是广州东莞？从字面上无法确定。但从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是齐王世子（齐王萧道成之子萧赜）与这些人“据郡起义”。齐王世子萧赜为南康赣令，南康赣，也即今江西赣州。与他一起起事的有前南海太守何昙直，此时何已不是南海太守，已与南海无涉；晋康太守刘绍祖，晋康郡治元溪，于永和七年从苍梧分出；北地傅浩，（北地，一说三国魏晋侨治，今陕西耀县、富平。再就是北地傅浩、东莞童禽，既不是太守也不是县相，看来只是齐王世子的随从或者朋友。《宋书》这段引文中还有“世子腹心萧欣祖、桓康等数十人，奉世子长子奔窜草泽，召募得百余人。”然后“据郡起义”。所有这些人都是跟随齐王世子萧赜在南康郡起义，与南海，与东莞均无关系。因此“东莞童禽”，只能说明童禽是东莞人，宋武帝刘裕起事时，他的核心成员中就有东莞人童厚之、童茂宗，很可能这位“东莞童禽”与童厚之、童茂宗是一个宗族的。因为童禽既不是东莞的守或相，他也不是在东莞起义，因此这里的“东莞”是“徐州东莞”，与广州无涉。 （2）、明帝泰始三年（公元467年），羊玄保兄子羊希，出为宁朔将军、广州刺史。“希初请女夫镇北中兵参军萧惠徽为长史，带南海太守，太宗不许。又请为东莞太守。”晋康太守刘思道反，“东莞太守萧惠徽率郡文武千余人攻思道”（《宋书·羊玄保传》） 《宋书》纪传中的这一条十分明确，萧惠徽为东莞太守，而这个“东莞”为广州东莞无疑。 （3）、明帝泰始四年（公元468年），“妖贼攻广州，杀刺史羊希，龙骧将军陈伯绍讨平之，迁东莞太守。”（4）（《宋书·明帝纪》） 明帝泰始五年（公元469年）“东莞太守陈伯绍为交州刺史”。（同上）这个东莞无疑也是广州东莞，但这个“东莞”不是东莞县，而是东莞郡，即东官郡。 （4）、齐武帝永明六年（公元488年），尚书令王俭迁陶季直“太尉记室参军，出为冠军司马、东莞太守。在郡号为清和。” 《梁书·陶季直传》中的这个“东莞”，很可能与广州无涉。在刘秉、褚渊、王俭任尚书令时，陶季直均在朝庭。刘秉以“齐高帝权势日盛，将图之。秉素重季直，欲与之定策。”季直拒之，秉被诛；“褚渊为尚书令，与季直素善”，渊卒，“季直又请（王）俭（渊卒后王俭为尚书令）为渊立碑。终始营护，甚有吏节，时人美之。迁太尉记室参军、出为冠军司马、东莞太守。”陶季直在处理与刘秉、褚渊、王俭三位尚书令的关系中，贤德过人，时人美之。因此在王俭任尚书令或太尉时，“迁太尉记室参军、出为冠军司马、东莞太守。”该传续说：“在郡号为清和。还除散骑侍郎、领左卫司马、转镇西谘意参军。”这些记载表明：陶季直主要是在朝庭尽职，因此这个东莞应为南东莞，即在都城建康附近晋陵的南东莞，不可能远在广州。 （5）、齐隆昌元年（公元494年）七月，“以中书郎萧遥欣为兖州刺史，东莞太守臧灵智为交州刺史。”（《南齐书·郁林王传》） 这个“东莞”可能是广州东莞。《南齐书·武帝纪》载：建元四年（公元482年）六月甲午，“以宁朔将军臧灵智为越州刺史”；武帝永明八年（公元490年）“以振威将军陈僧授为越州刺史”，表明这时臧灵智已经不是越州刺史，很可能为东莞太守。因此，臧灵智为太守的东莞很可能是广州东莞。 （6）、承圣三年（公元554年），广州刺史王琳迁副将孙?先行据番禺，孙?破黄洞蛮贼有功，“除东莞太守，行广州刺史。”（《陈书·孙?传》）此东莞 无疑也是广州东莞 。
上述六条关于东莞或东莞太守的文字中，（2）、（3）、（5）、（6）条中的“东莞”，确实是指广州的“东莞郡”。（2）、（3）出自《宋书》，（5 ）出自《南齐书》，（6）出自《陈书》。但《宋书·州郡志》明载，广州有东官郡，无东莞郡；南海郡有增城、博罗县，无东莞县；东官郡有宝安县，无东莞县。《南齐书·州郡志》与《宋书·州郡志》同，即广州有南海郡和东官郡，无东莞郡。南海、东官二郡有增城、博罗、宝安县（即后来的东莞县地），但无东莞县。《梁书》、《陈书》均无州郡志。对此，《东莞县志》的说法是：纪传中“字也皆作“莞”不作“官”，文史不应抵牾。至此，考《晋书·葛洪传》云：邓狱表为东官太守，是晋时称东官，不云东莞，疑宋初改东官郡为东莞郡，故《纪传》皆称东莞，《志》特沿晋时旧称，仍做东官。”《东莞县志》的“疑宋初改东官郡为东莞郡”的说法，史无据。 一个地域之名， 在同样的一本书的不同地方，为什么出现不同的称谓？看来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但既然是客观存在，就必然有其产生的原因。因从文献中找不到产生此问题的直接答案，因此只能根据文献记载，做一些分析判断，甚至是猜测。 笼统地说，产生此问题必然有其客观和主观的原因。从客观原因讲，就如《宋书》的作者沈约说的：“魏晋以来，迁徙百计，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或昨属荆、豫，今隶司、兖；朝为零、桂之土，夕为卢、九之民，去来纷扰，无暂止息，版籍为之浑淆。”（沈约：《宋书·纪传总序》）东莞地处博罗、增城、宝安之间，原为南海郡，后又分出东官郡，为东官郡宝安县地。由于这个特殊时期“版籍为之浑淆”，在这个大背景下，“东官”与“东莞”浑淆不清，有其客观必然性。 如前所述，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青、徐士族南渡，在江左侨立南徐州、南青州。南琅琊、南东莞、南兰陵等若干侨州、郡、县都拥挤在一个区域，犬牙交错，如“梁境内共有23州，350郡，1022县……。在一个村落里就设立起州或郡县。”（5）名称和隶属关系也改来改去，如《宋书》所曰：毗陵郡，“郡治丹徒，后复还毗陵。永嘉五年帝改为晋陵，始自毗陵，徙治丹徒。太兴初，郡及丹徒，悬悉治京口。”毗陵、丹徒、晋陵、京口，变来变去，实为一地域，也即南东莞、南琅琊、南兰陵所在地。这时侨居江左的琅琊、东莞、兰陵等北方士族，共处一地，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政治圈子、生活圈子、文化圈子，他们的文化习俗逐渐趋于一致。 主观原因很多，主要如前面所述，在这个时期有大量青、徐，尤其是琅琊、东莞、兰陵等士大夫及其族人、附庸，或在交、广二州任职，或避乱在交、广二州，或军伍战败后流落交、广二州。总之，在岭南，或者说在广州， 或者说在南海郡，都有晋、宋、齐、梁、陈的官员、客属和附庸，或任职或久居。这些人士的故乡叫“东莞”，而居地叫“东官”，久而久之，“东莞”、“东官”就模糊、混淆了。这样在他们的书信往来、奏折、文学作品中，“东莞”、“东官”就混合交替使用。由于东莞、琅琊、兰陵、东海人都杂居一处，非东莞的琅琊、兰陵、东海人，也把“东莞”、“东官”混合、交替使用了。 东晋、和宋、齐、梁、陈，从皇帝到百官，其核心主体为青、徐士人。公元307年，晋怀帝任命琅琊王司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西晋灭亡后，司马睿被推戴为晋皇帝，东晋王朝开始。司马睿的政治依靠是琅琊临沂人王导，军事依靠是王导堂兄王敦，所以当时社会上流传“王与马共天下”。 宋高祖刘裕，祖为徐州彭城人，但世居京口。前文已提到，京口为青徐士族聚居地。刘裕起事，其核心成员多为琅琊、东莞等青徐士族。替刘宋王朝南征北战，功勋卓著的，主要是北府兵（驻京口）将领。如：世居京口的东海何无忌，建威将军东莞莒人、世居京口的刘穆之，东莞姑幕人徐澄之家族（徐邈、徐广、徐豁、徐浩），左司马、司空东海郯人徐羡之和徐羡之侄徐湛之，东莞莒人臧熹、臧质父子，北海剧人参军王镇恶等。其嫔妃也多为青徐士族，如孝懿皇后为兰陵人，武敬皇后为东莞人，孝武皇后为琅琊临沂人，明恭王皇后也是琅琊临沂人， 齐高帝萧道成远祖为汉相萧何。萧何居沛，孙侍中免官居东海兰陵，中朝乱时，子孙过江居晋陵武进县。东海兰陵与东莞为相邻二郡，南兰陵、南东莞又都居晋陵武进，因此兰陵萧氏齐国与南东莞各士族大家共居一处、密切交往由来已久。 梁武帝萧衍也是侨居南兰陵的士族，博通五经，依靠士家豪族维持国运百年。 五 综上所述，东晋和宋齐梁陈的政治中心始终在长江下游的建康（今南京），军事大本营在京口（今镇江），而侨居江左的青徐士家大族又多聚集在毗陵（今常州）。这样就在建康、京口、毗陵间，形成了一个原青、徐，尤其是原琅琊国士家豪族组成的政治、军事、文化圈子，皇帝、嫔妃、文臣武将是这个圈子的核心。在这个显赫家族和位重权大人物众多，而居地狭窄的圈子里，琅琊、兰陵、东莞这些地名，与他们的祖宗、身世、地位紧密相联。在交际语境和官方文书中，琅琊、兰陵、东莞都是引为骄傲的亮点。 从孙吴开始的历届朝庭，对政治疆域的管辖中，都十分重视广、交二州，因为那里资源丰富，又远离军事政治争夺的中心，因此不断地派遗官员去治理，其中就有不少东莞士族去任广、交刺史和郡守。这样在江左朝庭和广交二州的人员交流、文书来往中，就有意无意、经常不断地把广州的“东官”与徐州的“东莞”混淆、交替使用。 编篡史书的史官，受此影响，也就把语言和文书中的这种混淆，不经意地移植到史书中。因为有些史官，他自己就是琅琊或东莞人。 现在的《宋书》是由（梁）沈约撰，但早在（梁）沈约的刘宋时，著作郎何承天等已经开始编篡《宋书》，“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创国史，……六年，又以（徐）爰领著作郎，使终其业。”（《宋书·徐爰传》） 何承天，东海郯人，五岁丧父，由母亲徐氏一手哺育。徐氏，东莞姑幕人，徐广之姊，熟读四书五经，故承天自幼训义儒史百家。何承天深受东莞徐邈、徐广及徐豁（广州刺史）的影响。 徐爰，琅琊人，后因罪徙交州，又“除广州统内郡”。 毫无疑问，沈约之《宋书》，是以何承天、徐爰的的《宋书》为蓝本。因此《宋书》先天的带有青、徐或者说古琅琊国的痕迹和韵味。 《南齐书》，萧子显著。萧子显，祖为兰陵萧氏，生长于南兰陵郡兰陵县（今常州西北），齐高帝萧道成的孙子，属于皇族成员。参加编史的还有檀超，檀超祖弘，为琅琊太守，檀超在琅琊长大。同理，琅琊人写琅琊事，就很容易留下琅琊的痕迹。 六 《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中，广州有“东官郡”，但均无“东莞郡”和“东莞县”。《梁书》、《陈书》和《南史》，均无州郡志，此时广州有无东莞郡或东莞县，不清。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于开皇三年（公元583年）下令，“罢天下诸郡”，取消郡一级建制，以州统县，行政单位就改为州、县两级。开皇九年，隋共有三百州。到了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又“改州为郡”，变为郡、县两级制。 据《隋书·地理志》载：当时广东这个地域，有南海郡、龙川郡、义安郡，无东官郡。南海郡统县十五，有增城、宝安、始兴等；龙川郡统县五，有博罗、海丰等；义安郡统县五，有海阳、海宁等。由此看出，有隋一代，既无东官郡，更无东莞郡和东莞县，今东莞县地的宝安、增城、博罗，分属南海和龙川郡管辖。 广州东莞县，根据史书记载，是唐肃宗李亨于至德二年（公元757年）设立的。《旧唐书·地理志》载：“东莞，隋宝安县，至德二年九月改为东莞郡，于岭外其为名也。”《新唐书·地理志》载：“东莞，本宝安，至德二载更名。”《元和郡县图志》载：“东莞县，本汉博罗县地，晋成帝咸和六年于此置宝安县，属东莞郡，隋开皇十年废郡，以县属广州。至德二年，改为东莞县，取旧郡名也。”新旧唐书和元和志，均说是至德二年将宝安县改为东莞县，因此，广东的“东莞县”，从严格意义上讲，始自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这是历朝史书州郡志或地理志的记载，也是今《辞海》的定论。 至此可知，《东莞县志》“东莞县，晋成帝咸和六年于此置宝安县，属东莞郡。按此为东莞立县之始。”的说法，主要依据是（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和（清）洪亮吉的《东晋疆域志》，即《元和志》的“晋成帝咸和六年于此置宝安县，属东莞郡”和《东晋疆域志》的“县与郡同立”。 按照后人的研究，《元和郡县图志》的最初刻本，是南宋淳熙三年张几仲用程大昌的钞本刊刻的，程在钞本叙说：“志传写久，有缺逸，讹误。”到了清代，张刻早已无存，惟抄本流传。而数百年的转相传抄，其错讹甚多。清代张驹贤以孙本为依据所作考证，对于“匡谬正疵，探本朔源。功绩不小。”张驹贤的《考证》与“东莞”有关的有三条： ① “晋成帝咸和六年于此置宝安县，属东莞郡。”张《考证》曰 ：“《晋志》、‘莞’作‘官’。” ② “晋于今县西三里置兴宁县，属东莞郡。”张《考证》曰：“‘莞’宜作‘官’”。 ③ “东晋于此置海丰县，属东莞郡。”张《考证》曰：“王象之引‘莞’作‘官’，与《晋志》合，后仿此。《隋志》始作‘莞’。” 清人张驹贤的《考证》表明，他坚持《晋志》说，《元和志》里的“莞”，宜作“官”，是“东官郡”，不是“东莞郡”。 至于清人洪亮吉，在《东晋疆域志》中说的“县与郡同立”，也就是说东莞县与东莞郡是同时立的。（唐）房玄龄的《晋书·地理志》，只有南海郡，无东官郡，更无东莞郡和东莞县，因此“（东莞）县与（东莞）郡同立”，与《晋书》明显不合，不知本自何书？
注释： （1）（4）《明帝纪》云：“妖贼攻广州，陈伯绍讨平之，迁东莞太守。”《明帝纪》原文为：“妖贼攻广州，杀刺史羊希，龙骧将军陈伯绍讨平之。”，无“迁东莞太守”语。 （2）（《何兹全文集》第238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3）崇山，崇，山也。从汉字结构可分为山和宗两部件，可理解为宗族之山。宗又分为两部件，即宝盖和示，宝盖象征屋、庙，示，祭祀。因此，崇，有祖宗之山，祭祖和祖先崇拜之意。 《史记·五帝本记》：“放驩兜于崇山”。关于驩兜，顾颉刚、杨宽先生考证驩兜“丹朱”。《汉志》琅琊郡有“朱虚”，即丹朱之虚。临朐有朱封，即丹朱之封。《昌乐县志》载，昌乐“大丹河岸边有丹朱冢。”今临朐、昌乐、寿光地区的丹山、丹水、朱虚、朱封、丹朱冢等遗迹，表明这一地区是丹朱（驩兜）的活动区域，甚至是他的封地和埋藏地。因此崇山也应在此区域。 崇山地望说法很多，但与驩兜（丹朱）相关的崇山似应在昌乐、临朐、寿光地。晏谟《齐记》云：“剧城东南二十五里有方山”，《齐乘》云：“丹山东连方山，今方山在昌乐东南二十五里，丹河所出也。”方山也称崇山，崇山石祖林（男性石雕生殖器）至今还有遗存。 （5）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第475~476页，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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