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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记载，在新石器时代，于越先民开始用葛、麻等野生作物韧皮纤维纺纱织布，偶称“越布”（越布”这一名称即由此而来）。 随着岁月的流逝，越布产量逐年上升，例如，越王一次就献给吴王夫差葛布十万。至汉代，山阴越布曾被列为贡品。三国时，越布蜚声海外。魏晋南北朝时，葛布、麻布已成为江西百姓主要衣饰，唐代，越州的交梭白纱、花纱全国闻名，畅销各地。宋代，棉花种植业传入浙江后，于是，绍兴农村始有棉纱、棉布土纺土织业。明代、成化年间曾有诗云：“女织有余布，男耕有余谷”，随着生产的发展，越布的畅销，于是到清代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就出现了印染业。 由于生产的不断发展，社会的安宁，当时绍兴城乡炼染业也开始逐步发达起来，并出现“练色比生邻，凌晨展素镐”的盛况。许多染坊招收艺徒，雇佣工人，生产规模逐年扩大。 嘉庆年间（1796一1820年），山阴县还设有官办织染局来掌管全县纺织印染业。 宣统初年，会稽具有民间染坊35家，那时普遍采用“一只淘锅二根棒，一顶土灶二只缸”的手工生产方式，使用植物颜料染色，当时农村较为多见的是采用媒染法染靛蓝色。 清代时，绍兴除“越布”染色外，又出现丝绸染色。据史料记载，春秋越国时期，越王勾践把“劝农桑”定为富国裕民国策之一，境内男女老小努力耕桑，并向鲁国学习丝织技术。至汉代，桑蚕业地位在畜牧业之上，蚕丝生产也成为会稽农妇主要劳动内容，三国和晋朝时，会稽蝉丝织绸技术有所提高和发展。隋朝初期，实行“永业桑田”制、至唐代，越州已成为南方新兴蚕丝缫织业中心，明代万历年间，（1573一1619年）绍兴农村普遍栽桑养蚕，朝廷在绍兴城区设有“染织局”，向机户低价摊派宫用丝绸织造数。 当时，绍兴丝绸重点产地华舍、齐贤镇出现一批染坊，原料已从用桑柴、豆柴、山扼等天然植物染料，改为纯碱，胰子、石灰等。 宣统年间，商品经济发展，绍兴一些丝织高手和名染匠还聘外出，到南京、苏州、杭州等地丝坊、染铺传授技艺。 民国初期，国外化工染料输入，各染坊逐渐改用进口染料。民国14年（1925年），绍兴齐贤镇已有宝泰、冈茂、晋昌、漫泰、晋沅等14家丝绸染坊，有染缸120余只，还有料房达500多家，民国15年（1926年），张茂德染厂，同德染坊先后在绍兴西廓门外和上虞丰惠西大街开业。次年3月，染色业同行公会——绍兴具染司业职业大会成立，时有会员80余人。 民国21年（1932年），王和甫在绍兴昌安门外开设震旦恒记染炼布厂，有资金三万元，产品有各色阴丹士林布，斜纹竹布，各种洋纱，海昌布，海昌斜纹布，各种光斜布，各种素红标布等近20种，年加工能力约2万余匹，同年，张茂德染厂已发展到能染五色布达2万余匹，价值4000元。 进入40年代，染坊已遍布各县乡镇，由于这些染坊均以七石缸作为主要生产工具，“染缸”一词便成为染色业之代称，历久不衰，延名近代。 新中国建立初期，除绍兴市染织厂稍具规模外（年加工棉布1 万余匹），染色业仍多为前店后坊的小型后工生产，其时，绍兴城区有32家。国家实行棉花统购政策后，随着土布生产减少，不少染坊相继歇业。60年代初，多数染色企业因工艺落后，业务清淡、陆续停业。 绍兴现代化染色业始于70年代后期，绍兴丝绸印花厂等单位陆续购置香港、意大利、丹麦、德日等地区和国家产的一整套先进染色设备，形成机械化、自动化染色体系。 进入80年代，绍兴染色业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89年底，绍兴市有印染厂44家，职工数为8188人，产值28207万元，利税1568万元。 在这众多的印染厂中，绍兴丝绸印花厂染色绸，印花绸年产量达1000万米，在全市同行中名列前茅。 绍兴的纺织印染业则形成棉、麻、毛、化纤门类齐全，纺纱、机织、针织、印染、整理配套的纺织工业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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