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证”心诀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知道有所依止，才能心定一处；心定一处之后才能静气凝神；静气凝神之后才能安住当下；安住当下之后才能精思细虑；精思细虑之后才能得未尝有。万物都有本有末，事缘都有始有终，知道它们的先后次第和运行规律，就趋近于宇宙人生的无上大道了。 这一段，说老实话，译得我非常痛苦。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在一些关键、微奥的字句上很不容易处理，脑子里也许有若干意思相近的词，可就是没一个非常准确的，叫我“为求一字稳，拈断数根须”。 前边已经说过了，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是三而一的关系，一通而俱得。那么，如何能求证到自己光明的德性？方法就在这一章的“止、定、静、安、虑、得”之中。南怀瑾先生在《原本大学微言》中加了第一个“知”字，称七证。可我作“六证”，因为“知”在本章并非单独成立的心性修行的次第，“知”是知道、能够的意思。也就是说，《大学》全文共有三处关键性的数字：三纲、六证、八目。三纲是根本，是“道”的体、相、用，所以三纲其实是“一纲”，不明白这一层，就容易象朱熹那样，企图在文章中找到解释这三纲的章句。所以最好概括为“一纲、六证、八目”，既不容易使学人产生混淆，数字“168”还非常吉祥。照易经数理看，一元为道体，乾坤大始，六爻通一切神变，八卦尽万物情状。按生意人的心态，新燕顿旺解读的《大学》蕴涵聚宝盆，“168”就是“一路发”，哈哈，一定生意顿旺的。所以有钱人最好多买我这本书。 六证是“内圣”的步骤。八目是“外王”的步骤。这个我后边还会详细去说明。只是一般人都容易把重心放在八目上，而忽略了“六证”对儒典修学的决定性作用，这正是造成人们期待“八目”要被完整阐述，认为“格物致知”有漏简的深层原因。关于这一点，我们先点出来，到后面一并讨论。 亲民，就是仁，对“仁”的阐述在《论语》中已经基本完成——包括“吾道一以贯之”、“仁者爱人”等仁的内涵的阐述，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以及“忠恕”以得仁的修学方法，还特别指出了“里仁”得智的重点，使我们能获得“中庸”至善的妙用。 子思对孔子学说整理、发展的伟大贡献，便在于对明明德（达道）、中庸至善（达德）的发明阐述，使孔子“下学而上达”的心得智慧得到完整的延承。同时，子思还结合自己的修学体验，对原先以“礼乐”修学为纲的方法加以发展，拈提出本章“止、定、静、安、虑、得”六步内证心诀，使得儒学成为可学、可得、可行的完整体系。 准确地说，是子思成功地将“礼乐儒学”发展为“心性儒学”。而且我认为，这一看似轻巧的转变，实际上却事关儒家思想的生死存亡。 从春秋到战国时期，正是违礼、僭礼行为从躲躲闪闪到毫无顾忌的时期，可谓世道沉沦，人心不古，丑恶当道，良善无存，社会秩序混乱已极，礼乐重建已成幻想。所以，儒家思想欲借礼乐而修身、治国的理念将不复为人征信。所幸的是，乱世而有圣人辈出。曾子因孝礼、忠恕以悟道的经验，使他深刻领悟到孔子之所以崇尚礼乐，并不在于坚持礼的各种细节和形式，而在于他深知“礼敬”在修身、治国方面的重大作用。孔子尚礼，其实是尚礼的精神、礼的本意，这一大智慧在曾子为主导编辑成的《论语》中被一再阐述并反复强调（参见拙著《隐藏的论语》“八佾第三”、“颜渊第十二”等章）。 子思作为《论语》编辑的重要参与者，在曾子“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吾日三省吾身”的贯彻礼敬以修身养德风格的影响下，自然深明要义，才将礼乐的精神内核更巧妙地转述为“诚敬”和“慎独”，从而摆脱时代“礼崩乐坏”的现实对儒家思想造成的冲击，突破了儒士们在修学、实践儒家思想时所有的困扰。所以，“礼乐儒学”发展为“心性儒学”，乃大势所然，它一方面延承了孔子学说的精华，又剔除掉了孔子学说中因过于强调礼乐而造成的不合时宜，使儒家思想在战国及其以后的时代能够继续在“士人”中发挥巨大的精神感召力量。 到孟子的时候，他既在“善养吾浩然正气”的心性修行上颇有心得，又将孔子的“仁义”思想进一步引申，发展为“王道”精神的“政治儒学”。此后，汉武帝“独尊儒术”，《春秋》“公羊学”、“谷梁学”在西汉时相继得到发展，“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遂双木成林，互融互辅，《大学》所示之内圣、外王之道才真正得以展现。至于“宗教儒学”，则与西汉王莽倡导古文经学，使之与《易经》玄学、五行学说相结合，兴起东汉时期“谶纬学”热潮有关。同时，官方尊孔、广立文庙，带动了民间尊孔、祭孔的宗教倾向。但我认为，儒学后系的发展中，“宗教儒学”并没有理论上的继续发展，对儒家思想的实践和普及意义也不大，不必多予考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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