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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刚亮，26名学生拖着沉重的行囊，踏上漠北蒙古的旅途。学生中有一半是第一次走出国门。“我感到很欣慰啊，你们第一次出国不是去美国、西欧或日本，而是去蒙古。”我说。 这次远征深入蒙古西部和北部的杭爱山、肯特山、哈拉和林，终点是蒙俄边境小镇阿勒坦布拉格城（恰克图）。 位于蒙俄边境的恰克图的俄语意为“有茶的地方”。1727年，中俄在此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划定两国以恰克图为界。恰克图成为中国通向欧洲的欧亚大陆桥的商贸桥头堡。中国人称其为“买卖城”。肯特山是西汉大将霍去病追杀匈奴处。后人将成吉思汗葬于肯特山的起辇谷。杭爱山古称燕然山，东汉大将窦宪破北匈奴，追及此，令班固刻石颂功，后人在希望国家抗御外侮时，往往以勒石燕然为鼓励。李白写道，“请缨不系越，且向燕然山。” 中国国内列车四通八达，但是国际列车仅有3列，分别开往莫斯科、乌兰巴托和平壤。我们乘坐的K3次列车自北京开往莫斯科，途径乌兰巴托。这是一列德国造的绿皮火车，车身中部有一个中国国徽，国徽下的标志牌分别以中文、蒙文（斯拉夫文）和俄文写着“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
一位60多岁的石姓男子，自上车起就倚着车窗栏杆，一路眺望窗外景色。吴一荻走到他旁边，还未及开口，就听他说：“你知道我在看什么吗？我在看沙葱。沙葱一掌高，开细碎的小花，长在这一带草原上。这里的人特别爱吃沙葱包子、沙葱饺子。东来顺的贡品羊肉是苏尼特羊，羊肉有嚼劲不膻，就是因为这些羊都吃沙葱。”石在二连浩特当过八年知青。“值得留恋的是草原，但是我们毕竟不属于这里。天苍苍野茫茫，听起来美好，但其中有太多艰辛。”他说。 晚上8点多，火车驶入二连站。二连距北京720公里，距乌兰巴托714公里。蒙古族领队乃良来车站迎接我们。街上路灯昏黄，几乎没有行人，看不见高楼大厦，偶尔见一辆汽车。小城西头一个热闹的商业街区，街区里多是山西人开的餐馆、旅馆、汽车修理铺和洗浴中心。一个来自山西的学生说：“这大概就是走西口的遗留吧。” 在二连站列车停了3个半小时，中式窄轨变俄式宽轨。“蒙古这是担心中国军队直接打到乌兰巴托啊。”一学生说。 回到车厢已近午夜。学生们一整天的奔波个个疲惫。但乃良叮嘱大家不能睡觉，也不能随意走动，要等蒙古边防和海关检查完再睡。10几分钟后，列车停在蒙古边境城市扎门乌德。一个戴眼镜的文静的蒙古边防警官走进包厢说了句“passport”，把我们的护照取走了。 1个小时后，蒙古海关官员走进车厢，她是位瘦小的蒙古姑娘，脸色严峻地让我们把全部的行李打开，检查十分精细，连小药瓶都要打开看。 夜里1点，施文荻和3个女生在包厢里等待蒙古警官把护照送回来。这时一个一手拎着空啤酒瓶，一手抱着一瓶威士忌的美国男人闯进包厢。他满脸通红，一身酒味。列车上的警官来了。面对表情严肃的警官，美国人走出了女生的包厢。 凌晨2点多，火车开出扎门乌德，驶往乌兰巴托。 第二天醒来时，打开包厢门，金色的霞光射进来。窗外是一望无际的荒漠，远远望去，有些荒芜，缺少绿色。一个学生纳闷地问：“蒙古的大草原呢？” “再走一个小时就看见了。”列车员老张说。 早上，学生们排着队上厕所。列车厕所马桶的下水口是一个能看到枕木的大窟窿。一个同学走进盥洗室刷牙洗脸，发现水池里堆满了西红柿、芹菜、黄瓜等。打开盥洗室一角的小铁门，里面放着一个煤炉，用来炒菜。 “盥洗室可以用吗？”学生问老张。 老张正拿着一个装有西红柿的不锈钢碗，站在列车的盥洗室旁，一个同事在一旁摘芹菜。老张说：“你最好还是在厕所洗吧，我中午在这儿做饭。” “您为什么不去餐车吃饭？” 老张笑了笑，摆摆手说：“餐车那么贵，而且都是蒙古和俄罗斯厨师做饭，吃不惯。20多年来我从没有在外国餐车上吃过一顿饭。” 老张59岁，跑这条线已经有20多年。他家在北京，每年出8趟车，一次13天，单程6天，在莫斯科停1天。因为铁路工资较少，他在闲暇时间打零工，补贴家用。“多无聊啊。”老张形容自己的工作。当得知我们是去蒙古游学时，老张吃了一惊说：“这是我头一次看见你们这样的学生组团去蒙古旅行呀。你们可要多加小心，那里不太安全。” 火车开过乔伊尔站，下一站就是乌兰巴托了。 到达蒙古后的一天晚上，晴朗的夜空星星明亮地闪着，仿佛是悬挂在草原上的烛光。寒风中，我和孔庆东大侠坐在哈拉和林的山头大蒙古国纪念碑处的台阶上，学生围坐在台阶下听我们讲课。山脚下，鄂尔浑河水静静地流淌。山头上的大蒙古国纪念碑，三面用彩色的的石头分别拼成的蒙古人祖先建立的匈奴、突厥和蒙古帝国三个古代国家。 入夜，寒风刺骨，大家摸着黑，相互搀扶着走下山。师生28人围坐在大侠的蒙古包里，中间的炉火把整个蒙古包烤得暖烘烘的。我和大侠盘腿坐西朝东的大汗的位置上，谈天说地。 “我带你们游学漠北有四层意义。”我说，“一是激发大家的好奇心，如果你在这样一个与中原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失去了热情和好奇心，你不适宜学新闻、当记者；二是教大家在同样的场面观察不一样的细节；三是教大家如何用最简洁的文字把你观察到的有价值的但别人没注意到的细节呈现出来；四是学术研究。” 入夜，每一个男生的桌前放着一瓶“成吉思汗”伏特加。孔大侠讲课停顿时，快速抿一口。炉火烧得更旺了。“我坐在这里就想指挥打一场仗。”他说。这天夜里，师生们讨论的话题是，用谁的视角、以谁为中心思考这几天看到的东西。 15年来，我6次带学生采访北方游牧路线，9次远征西域边地，一直在跟学生讨论几个学术问题：作为多族国家和边疆国家的中国今天面临的严重威胁是不是民族国家运动？如何让边地民族向心而不是离心，是采取历史上中原的边地政策？还是满清的边地政策？今天的边地政策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基础是什么？政策制定官也需抽时间到边地走一趟，听听边地人在说啥，用边地人的视野和立场思考问题。 “在我们眼里，蒙古是边地。但从乌兰巴托看，布利亚特、图瓦、内蒙、哈萨克、新疆也许是它的边地。我们在亚洲边地旅行，要学会移情的手法观察和记录。”我说。 “做学问的原则，首先是要割弃先入之见，才能获得真实的自我感受。要用纯洁的眼光，把世界和人生当成文本来解读。蒙古是一百年来世界历史研究的中心之一，要跳出欧洲中心论，也要跳出中国中心论”，孔大侠谈到学习的意义时说，“貌似今天是个旅游的时代，其实多数人根本不曾旅游过。他们花了钱把自己的身体装进某个交通工具，运到某个地方去，机械地拍了一些照片，再运回来。还不如在家看电视、看书，对旅行的目的地了解得更多。旅游关键是心要到，心到了之后所有的感官都活了。尤其是新闻传播专业，你们将来会经历更多的旅行。通过旅行，让我们成为唐玄奘、徐霞客、李白、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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