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王建峰 人到齐了，唐太宗没讲别的，直接通报了长孙顺德的受贿情况。所有的官员，都觉得下边，很快就要宣布对长孙顺德的处罚决定。但唐太宗话锋一转，说：“长孙顺德收受别人的绢绸，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的家里，很缺这种东西。所以我宣布，奖励顺德将军绢绸50匹，让他背回家去。”接着，唐太宗让人搬出50匹绢绸，一匹一匹地往长孙顺德身上放。一边放，一边问：“背得动吗？”长孙顺德欲卸不敢，欲背不能，僵在那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周围的文武大臣，则都止不住笑出声来。 散朝后，大理少卿胡演问唐太宗：“顺德枉法受财，罪不可赦，奈何复赐之绢？”唐太宗说：“彼有人性，得绢之辱，甚于受刑。如不知愧，一禽兽耳，杀之何益？”意思是说，每个人都有人性，获得绢绸的侮辱，超过了刑事处罚。如果他还不知惭愧，就好比一个禽兽，在众人面前，已经无法立足，杀不杀都无所谓。后来，长孙顺德还真的改邪归正。不仅自己没有贪贿，在任泽州刺史期间，还查办了几个贪官。 给贪官“发奖”，这事听起来新鲜。但仔细想想，“发奖”只是一种形式，唐太宗真正的目的，是让贪官“受辱”。这也让我们知道，对于贪官，可以有两种处罚方式，一种是“受罪”，一种是“受辱”。 “受罪”就是判其有罪，然后送入监狱，一方面限制人身自由，一方面劳动改造。进去过的人都知道，监狱里边的规矩特别多。说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起床；说什么时候睡觉，就什么时候睡觉。不能打手机，不能玩电脑，也不能随便看电视。你再爱漂亮，也得穿统一号服，你馋得流哈喇子，也不给你吃肉。倒是里边的劳动任务，必须按时完成。 “受辱”是让其感觉到耻辱。“受辱”最有效的形式，就是把贪官的罪行公开。让每个人都知道，平日里道貌岸然的他，背地里都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你不是说效忠皇帝吗，怎么营私舞弊？你不是说造福百姓吗，怎么中饱私囊？你不是说正人君子吗，怎么情妇一大堆？贪官都是活跃在台上的公众人物，他们最怕的不是监狱，而是公众。一个前呼后拥、一手遮天的“土皇帝”，突然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那滋味，比蹲监狱更难受。 当然，我们的目的，不仅是让贪官“受辱”，更重要的是让所有的官员“受戒”。看到长孙顺德当着大家的面背绢绸，其他的王公大臣，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其一是嗤之以鼻，其二是不寒而栗。孟子说：“无耻之耻，无耻矣。”无论是谁，从不知羞耻到知道羞耻，就可以免于羞耻了。 纵观现在对贪官的处理，“受罪”的不少，“受辱”却远远不够。一个贪官暴露出来之后，往往只是上边一条简短的消息，接着就杳无音信。直到过了很长时间，才简单公布一下处理结果。 无论按照什么法律，贪官贪污受贿的案情，都构不成个人隐私。应该公之于众，必须公之于众。唐太宗说的好：“得绢之辱，甚于受刑。”把贪官钉在耻辱柱上，一可以让本人知耻，二可以让他人警醒，三可以让百姓舒心，何以不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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