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问藏气法时论》《辅行诀》五欲补泻与五苦治法比较以及药物分类问题先谈谈藏气法时论的断代问题。 1，五行理论在本篇已经定型，这不会早于西汉，参考西汉五行理路各种说法不同，如《春秋繁露》、《淮南子》、《尚书大传》以及刘向所作的《洪范五行传论》，均各有不同。并且本篇与先秦所谓“一字千金”公开挑战各界的《吕氏春秋》也不同，这只能说明先秦时期，《吕氏春秋》与《尚书》讲的五行，不会存在冲突。因此，本篇的思维不会出现于西汉，不早于东汉。 2，古人写论文，一般是很严谨的依照前人的经论，如尚书大传曰：一曰木；刘向五行论曰：一曰水；代表写作者的观念，奉不同的“正朔”，也就是历法观念的不同，此略。因此本篇的五行顺序“金木水火土”与古人概不相同，既非一曰木，也非一曰水，这在两汉是不可思议的。 3、本文明确提出了五行五时的概念，也就是“长夏”这一概念。而这一概念在两汉是没有的，晚出魏晋以后，是由于“天有五行”观念的提出和占领，两汉的观念仍然是“地有五行”，关于这个问题，已经在《天有五行源流》加以论述，不赘述。 因此，藏气法时论篇，不是汉代作品，而是晚出六朝。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其中有着两汉的医学成果，乃至先秦战国的医学流传，但各时代观念不同，表现在阴阳五行理论的流变，以及分类完全的不同，这一点需要引起注意。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藏气法时论将疾病按五藏分为五类，配合经脉表里，共用了10条经脉，我不清楚归经理论的使用者，是怎么安排好这个问题的，即一方面要使用这个五苦欲补泻理论，一方面又可以归经。 再一个问题，是本篇在解释五类疾病的变化时，是这么说的：“夫邪气之客于身也。以胜相加，至其所生而愈，至其所不胜而甚，至于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也就是说，这里面使用了五行生、克的规律，而何以在用药时丝毫不体现相生的规则？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吗？实际上笔者根本不抱任何希望。若有人试图解决这个问题，请注意本文下面的推论，看看有没有可攻破的路子。 《藏气法时论》把五脏生理特性（五欲）归纳为： “肝欲散、心欲软、脾欲缓、肺欲收、肾欲坚”。 《藏气法时论》对五味功效属性归纳： 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毒药攻邪。 这样，对五味功效进行了初步的定义。在五藏苦欲补泻的这段里面，除了五欲补泻的对待，还有五苦的对治，即肝急、心缓、脾湿、肺气上逆、肾燥的对治：甘缓、酸收、苦燥、辛散、咸润。 于是，五味的基础定义完善为：辛散；酸收；甘缓；咸软、润；苦坚、燥。 以上资料可以得出五藏之用属性配位：辛散为木，咸软为火，甘缓为土，酸收为金，苦坚为水。 由于《辅行诀》引用了《素问藏气法时论》，所以可以认为，《辅行诀》默认此规则，但由于内容却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进行比较。 1、《辅行诀》：陶云：肝德在散。故经云：以辛补之，以酸泻之。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适其性而衰之也。 《藏气法时论》：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写之。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 第一条论肝之苦欲补泻，二书相同。如果仍然使用五行，则木辛、金酸、火咸、水苦、土甘。很显然酸辛互为对治法，显然不属于五行生克。而甘味无对，只能采取五行相克解释，则甘属土，则为克制水苦。假如不是相克，而是相生，则应为甘生酸（土生木），而为何不用酸味直接补？这是五行理论的问题。 2、《辅行诀》：陶云：心德在耎。故经云：以咸补之，苦泻之；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 《内经》：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用咸补之，甘写之。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 咸软与苦坚相对，因此苦泻之正确。心苦缓，酸收之是对治法针对辛散，而酸收与辛散相对，因此心苦缓类似发散太过。 3、《辅行诀》：陶云：脾德在缓。故经云：以甘补之，辛泻之；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 《内经》：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写之，甘补之。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 补的时候用甘味，泻的时候用木辛克土甘，辅行诀正确。以苦燥湿是对治。 《内经》：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写之。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 按照初始的五行药味属性定义，以火咸克金酸泻之为确，素问错，辅行诀正确。但是按照四味的辛酸、苦咸相对治，则素问也是正确的，因为这是不同的标准。但是肺气上逆，用辛散发越，则是临床常用方法，而素问以苦味泄之，也可以认为是燥湿的治法，也没错，因此这条没个准。 《内经》：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咸写之。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开腠理，致津液，通气也。 辅行诀以土甘制水苦是五行相克。肾苦燥，以咸润为确，因为辛味并不具备润的作用。比较素问以苦咸相对治，属于对治法，也不错，但用辛润是不对的。 无论是素问还是辅行诀，都用了两套标准： 1、有时候使用五味之间的对待来补泻，比如：补用辛，则泻用酸等，表明辛与酸、咸与苦，是相反的属性，相互制衡。 2、有时也用五行相克的使用。并且因为甘味无对，所谓的颠倒五行，仅仅是四味的颠倒，而甘味无可颠倒，以我克及克我为用法。很明显，这一套规则，依然使用的是五味之间的相克制衡，而没有涉及五行相生的原理。 3、其特征是不采用相生法则，而在病理生理论述时，却用了相生，比如“至其所生而愈，……至于所生而持”。 由于辛酸、咸苦，互为两两相对已经不属于单向相克范畴，而甘味无对，因此必须采用相克来弥补。 肝苦急，以甘缓之，较为特殊，具体含义比较难以理解，但我们可以认为，肝苦急，不属于辛酸二味的范围，否则可在此二味当中便已解决。因此，从相克角度出发，甘缓克制的是水苦。 对比：心苦缓，以酸收之，可以认为心缓的意义类似辛味生发太过而以酸收；而脾苦湿（润），则以苦燥之；肺气上逆，以辛散之，这个已不属于对治法，而是在高者越之，或在表者发之的含义；肾苦燥则以咸润之。 关于五苦，肝、心、脾、肺、肾，对治法为：甘、酸、苦、辛、咸。 显然这一套存在着一定的机械性，并且不采用相生的规则。而对于五味的定义，仍然存在问题，比如甘缓，如果甘味存在另外的分类方法，而出现甘滋或淡渗的不同作用，则甘缓的定义过于模糊不知所云。实际还是淡味怎么使用的问题，未做叙述。再者，由于五味除了素问所规定的这种特殊性，还存在着不可忽略的寒热、表里、虚实的趣向性问题，对于药物使用的以五分类法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参见《六要素矜百病论》） 在具体论述治法用药的过程中，不使用五行相生规则，这是非常奇怪的，这种问题同样出现在金匮要略的第一篇。如果相克代表着制约或“泻”，那么我们很明显能发现，其补法完全与相生无关，也就是说，在大讲五行五藏生理时，相生适用，而讲药理或者病理时，相生就失效了？这是不可以蒙混过去的。 由于《辅行诀》中所引用的《素问》经文，比较之下其正确度稍高，而现存《素问》文句混乱，而历来对于《素问》奉为圣典不能轻易改动，且这里的错误极其不易发觉，因此可以认为，张大昌撰《辅行诀》有着一个蓝本，而这个蓝本较大可能为明清时期之作（因肝德、心德等用语），其中保存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 时方派的老祖宗，萌芽于素问的写作时期，也就是六朝，也就是医经与经方分化的之后剧烈演变的时期，也就是自西汉晚期李柱国校医书，出现的分野所埋下的隐患。医经一派起初主要是依据血脉经络骨髓藏府等解剖学建立的以外治法为主的医学经验和理论，最终被发展为指导内治法用药理论以及辨证方法的至高无上经典，名曰《素问》，本非《黄帝内经》，虽然存在一点渊源，但绝非一回事。 所谓的时方派，为了与经方辨证相区别，指的是以脏腑辨证为核心的一套方法，而这一套脏腑辨证，除了建立在藏象五行的基础上，除了颠倒天六地五为以五统六，对于核心方法的颠覆之外，更重要的是，基于五行理论，对于本草的大肆修改，也就是在本草原有的味、性与特异性之外，增加了归经和入某脏腑，这个祖师爷是金代的张元素。药味归经归脏的出现，结束了经方时代，医学进入了另一种局面。也就是说，时方派的萌芽经历唐宋，到了金元时期开花结果，以药物归经作为理论建立的标志。 张洁古认为，不同的药物对于不同脏腑的效用所以不同，是因为其各归于某一经的缘故，因此核心在于归经。 比如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发展，他的理由是，如果归经不同，无的放矢，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这里可以得知一些信息，一是经方的六病辨证已经变化为藏府经络辨证，由此而必须将药物的具体特殊作用，归于某某藏府或经脉，实际是对本草学的重新分类。同时也可以知道，经方的辨证方法运用不灵了，不会用，效果很差了。正好印证了张湛曰：“夫经方之难精，由来尚矣。”乃至唐代名医许仁则言：“自心不全甄别。他医难得精妙。与其误疗也。宁得任之。”还不如不要去找这些医生。医术从六朝以后逐渐失传，殆起于唐代之后，更每况愈下。 归经理论本身，局限了药物的作用，颠覆了经方学术，使得经方学术几乎终结、步入歧途。而归经本身并不符合实际的重要原因之一，乃是由于古人对于经脉和藏象的理解，出了极大的问题。 归经理论不靠谱之处，在于分类的偏颇不全，比如没有药物归于心包经。 藏府辨证，基于五行理论，而两汉以天六地五为“正朔”（参见汉书律历志），说明并不存在五行为天道的可能。而五行理论在运用当中，存在很多重大问题，除了以藏府虚实补泻以及五味来立法，便已经丧失了经方医学的根本表里之辨，更为重要的是，为了附会五行理论，而使得药味中重要的淡味分类丧失，而这个过程，仍然清楚的呈现在《素问》当中： 《至真要大论》： 帝曰：善。五味阴阳之用何如？ 岐伯曰：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六者或收或散，或缓或急，或燥或润或软或坚，以所利而行之，调其气使其平也。 提问是五味阴阳，回答却出现了问题，辛、甘、酸、苦、咸、淡味，六者或收或散，以其收、散，缓急、燥润、软坚，等相对的作用属性来区分“五味”阴阳，但却分明讲了六味，强说为五味阴阳，这个绝不是简单的失误，而是有意为之，表明，在七篇大论时代，也就是隋唐之间，这个理论仍然并未完善。也可以看出至真要大论是如何抄袭拼凑。 收、散对应酸、辛；缓、急对应甘、淡；燥润坚软对应苦、咸。 应用法则之一：调其气使其平也。 应用法则之二：所治为主，药物的特异性作用。 帝曰：非调气而得者，治之奈何？有毒无毒，何先何后，愿闻其道。岐伯曰：有毒无毒，所治为主，适大小为制也。 帝曰：请言其制？岐伯曰：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 所治为主，强调的是药物特异性，药物特殊的作用而不是性味的一般规律。本草药味起初也归纳味觉所尝，但后来变成药物作用的表达而不论是否真有该味道，说明了药物学理论的变化发展，这个问题略过。 对于淡味，现代学界一般认为被归附到了甘味中，所以在神农本草经中找不到淡味的描述。这样的目的是为了符合五味的规则。而实际上，甘味与淡味是两回事，并且是相反的。【禮·表記】：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 也就是说，甘与淡是相反、相对的作用，最后被归为一类，这样的唯一理由，是为了附会五行理论。否则，辛酸、咸苦同样是相对作用，为何不予合并？除此而外，回头看五欲补泻，更加清楚的看出其问题：甘味的补泻，由于甘味在五味之中无对，采用的方法就与辛酸、咸苦对治补泻的方法，完全两样。也就是使用了两套规则，双重标准。这是五行理论必然导致的败着。 而以五行阴阳为纲的理论，不仅大肆修改了本草学说，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对表里之辨的丧失，表现在对寒热治法的规律总结上，完全丢失了表里治法的不同与先后顺序。如： 帝曰：何谓逆从？岐伯曰：逆者正治，从者反治，从少从多，观其事也。 帝曰：反治何谓？岐伯曰：热因寒用，寒因热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则同，其终则异，可使破积，可使溃坚，可使气和，可使必已。 正反之治的提出，也是出于理论的需要而非事实。太阳病的定义，发热恶寒，其主要特点有发热，自觉或不自觉，因为无热恶寒发于里属于里证当温里，所以表证的特征恶寒必有发热，但是治法并非热者寒之，而通用辛温。 这里存在一个重大潜在的机制，就是寒热辨的基础性问题，热是从内而向外发生，周流的，因此表热是发越，里热是清下，寻求最短途径和最省力方式，与阴阳理论无关，而与人体生理密切相关，话说回来，如果一门医学不是去追究生理病理，而是去附会讲究任何弯弯绕理论，最终必然进入误区。 帝曰：反治何谓？岐伯曰：热因热用，寒因寒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则同，其终则异，可使破积，可使溃坚，可使气和，可使必已。 反治是不存在的。所有的反治都是顺治法、正治法。热因热用，通常举例是假热真寒，但实际还存在 阴阳理论起初并不是经方的纲领，而是表里的代名词，而这一点，就连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刘河间仍然知道，《伤寒医鉴》：“古圣训阴阳为表里，此一经大节目，惟仲景深得其旨趣。”“古圣”训阴阳为表里，“古圣”到底是些什么人，不言而喻。其旁证为，《外台秘要》、以及《高继冲本伤寒》之文，表里二字，在别书被改为阴阳，正说明阴阳在唐代医书中仍然并不是涵盖一切对立概念的纲领，而仅仅用来指代表里。由此观之，不仅五行理论由两汉代表地道而之后逐渐上升为“天道”纲领，渗透入本草、医学理论的程度在各个时期并不一致，就连阴阳理论的渗透，也是有其脉络。以上内容，不仅有着五行渗透药理医理的历史事实，也有阴阳理论渗透乃至扩展的事实。 可见唐代之后医术愈加失传，殆因于“圣人”训表里为阴阳，泥于四时，遂至表里纲领之辨失传，表现为徒知五行藏府虚实补泻（而这个补泻居然采用了双重标准）而无表里之论，经方学术面目全非，而泛经方学术打着综罗各家的旗号，杂入五行藏府经络辨证，依然略于表里先后之辨，源流不分，颠倒因果，实非医学之福。 谨以此文纪念仲圣诞辰2015年3月，向仲景先师致敬。 PS: 【温馨提示】：阅读是一种成长，转载是一种智慧，分享是一种美德，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智慧的你懂得分享 帮助更多朋友成长 ............................................................................... 这里有每个关爱身体的人最需要、最爱读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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