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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议观鱼
隐公这位低调的代理君主，在保守派贵族的眼里并不看好，有时也成为史官讥讽的对象，这是因为他有时不按规矩出牌。他最为保守派所诟病的一件事，就是到棠地去观鱼。《史记?鲁周公世家》说： “隐公五年，观鱼于棠。……君子讥之。” 《史记》写得很简略，欲知其详，还得读《左传》。《左传》记载说：隐公五年（公元前718）的春天，隐公想要到棠（今山东鱼台县西南）观看渔人打鱼的情况，他的叔父臧僖伯急忙出来谏阻，讲了一番大道理。《古文观止》收入了这个段落，题目是《臧僖伯谏观鱼》，成为传世名篇。现将臧僖伯进谏的一大段话，用白话翻译一下： “凡是物品不能用在大事（指祭祀与军事）上面、它的材料不能制作大事用的器具的，君主就不必过问了。君主，是把百姓纳入‘轨’和‘物’的人。所以讲究大事以端正法度叫做‘轨’，选用材料以制作重要器物叫做‘物’。不合乎‘轨’和‘物’的事情，叫做乱政。屡次施行乱政，就是败亡的原因。用打猎的方式进行军事演习，春天叫做蒐（同搜）、夏天叫做苗、秋天叫做狝（音显）、冬天叫做狩，都在农闲的时候进行。每三年在郊外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事后进入都城整顿军队，回来祭祀宗庙，饮酒庆功，统计战利品。旗帜车服，要文彩夺目，人员要贵贱分明，等级森严，少长有序，这都是为了讲习威仪。鸟兽的肉不能放在祭器里，皮革、牙齿、骨角、毛羽，不用于制作重要器物，君主在打猎时就不要射它，这是从古以来的制度。至于山林、川泽的产品，普通器物的材料，是皂、隶等卑贱差役的事情，有关官员的职责，不是国君应该关心的。” 尽管臧僖伯讲得洋洋洒洒、振振有辞，隐公并没有听从劝谏，还是到棠地去观看了渔民的扑鱼。臧僖伯很生气，称疾未从。 因为这件事写在《春秋》上，所以“三传”都有解读，阐发《春秋》的“微言大义”，同时也表明自己的观点。 《左传》说： “《书》曰：‘公矢鱼于棠’，非礼也，且言远地也。” （《春秋》上写道：‘公矢鱼于棠’，因为这不合乎礼制，而且说他到遥远的地方去观鱼，就更不合适了。） 《公羊传》说： “何以书？讥。何讥尔？远也。公曷（何）为远而观鱼，登来之也。百金之鱼，公张之。登来之者何？美大之之辞也。棠者何？济上之邑也。” （《春秋》为什么这样写？是讥讽。为什么讥讽？是因为隐公到很远的地方去。隐公为什么到远方去观鱼？是为了求取大利。价值百金的鱼，隐公张网扑捉。为什么说求得大利？这是一个美化和抬高的词句。为什么写到棠地观鱼？是表示路途遥远。） 《谷梁传》说： “常事曰视，非常曰观。礼，尊不亲小事，卑不尸大功。鱼，卑者之事也，公观之，非正也。” （平常的事叫做视，不平常的事叫做观。按照礼制，尊贵的人不亲自做小事，卑贱的人不从事大的功业。扑鱼，是卑贱的人的事，隐公去观看，是不正当的。） 综观臧僖伯以及“三传”的观点，虽然有一定的出入，但共同之点甚多，概括起来就是： 第一，扑鱼是卑贱者所从事的小事，贵为一国的君主，应该抓大事，不应该接触这些小事。 第二，身为一国之君，不应该到远方去。 第三，讥讽隐公违背礼制。 至于《公羊传》把观鱼理解为扑鱼，说隐公到远方去扑鱼是为了追求百金之利，恐怕与原来的事实不符。 那么，对隐公观鱼，究竟应该怎样正确地理解呢？ 我们认为：从领导人应该抓大事，不要陷于琐碎的小事当中去，不要丢了西瓜捡芝麻的角度来看，臧僖伯以及“三传”的观点有其合理的一面。毕竟社会有分工，职责有主次，事必躬亲就不能充分发挥具体职能部门的作用，就不能把领导人解放出来抓大事。当今的“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者”，也应该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改进自己的工作作风。 但从最主要的方面来看，这些评论都是从凝固的封建礼制和严格的等级制度出发的，本质是保守的和迂腐的。而隐公不按规矩出牌，正是他的过人之处，表明他有着敢于挑战传统的革新精神。 第一，深入民间去观鱼，关心渔业生产，感受百姓疾苦，有何不可？比那些骄奢淫逸、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统治者强多了。 第二，棠（今山东鱼台一带）是鲁国的西南边境，隐公借深入民间观鱼的机会，去巡视边境，可谓一举两得，既树立了亲民的形象，也凸显了关注国防的理念。他自己说去“略地”，应该是真实的目的。难道这不应该称许，反而要受到指责吗？在今天，如果有哪位领导人到南海深处去视察渔业生产情况，并到钓鱼岛上去宣示主权，13亿中华儿女能不表示热烈拥护吗？但愿隐公观鱼的往事，能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重演。 隐公虽然没有采纳臧僖伯的进谏之言，对他的忠诚和坦率却给予了肯定。这年的12月，臧僖伯病故。隐公说： “叔叔对寡人有遗憾，寡人不敢忘记。” 于是对臧僖伯葬礼的规格，提高了一个等级，以表示对他的嘉奖。可见隐公是一位心胸坦荡、通情达理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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