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故宫各宫殿建筑的用途和特色——东路

 

1、汗王衙门大政殿

走进沈阳故宫东路，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位于北侧正中的大政殿。它既是整个宫殿群中最先完成的建筑，也是装饰艺术和使用制度方面最具特色者之一。

建筑造型和装饰艺术 大政殿的造型很像是一座双层屋顶的八角亭子，在清代确实也俗称之为“八角殿”或“八方亭”，不过，按照正规的叫法应是“八角重檐攒尖顶大木架结构”建筑。

大政殿高21米，由上至下可以分成殿顶、殿身、殿基三个部分。

殿顶最高处是近两米高的五彩琉璃宝顶，由宝瓶、相轮、火焰宝珠等几个主要部分构成，并装饰着浮雕云龙，色彩斑斓，美丽吉祥，是吸收了佛塔塔刹（俗称塔尖）的艺术特色而精心设计的。同样精彩的是，紧贴宝顶下部的八条垂脊上，各立有一个彩色琉璃烧制的胡人力士，深目高鼻、紧衣小帽，虽然姿态各异，但都好像是在用力牵引绳索加固宝顶，构思巧妙，仪态生动，十分精彩。大政殿的两层殿顶都用琉璃瓦覆盖，而且是中间黄色、边缘绿色，不像北京宫殿那样全用黄瓦，清代称之为“黄琉璃瓦加绿剪边”，是沈阳故宫各宫殿屋顶的一大特色。此外，装饰在殿顶垂脊部位的行龙脊兽、檐下的斗拱彩画，也都以其富丽和别致的风格，烘托出这座大殿的庄严神圣。

大政殿外观共有内外两圈三十二根红柱，最引人注目的是南侧殿门外两柱上的金龙，昂首探爪仿佛正欲争攫中间的火焰宝珠，形态栩栩如生，具有极强的装饰效果。在殿柱顶端的外侧，各有相貌威猛、非狮非牛的兽面。据说这是藏传佛教传说中的一种神兽，把它装饰在建筑上，既能带来吉祥又可体现统治者的威严。大政殿内檐柱间的八面，各装有六扇隔扇门而并无砖墙，门的上半部是“斧头眼”式的棂格，下部裙板中间则各镶有木雕的金漆团龙图案，更增添了殿体周围的美感。

大政殿的下部，是两米多高的“须弥座式”砖石台基。四面都设有石阶踏跺，正南殿门前的一组中间是石雕云龙陛路，是皇帝出入大殿的御路。这里的石雕栏板、望柱、抱鼓、石狮等，都带有明末清初东北地区民间的风格，朴实生动，清新自然，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大政殿内是不设天棚的“彻上露明造”装修。八根十余米高的彩绘金龙大柱直插殿顶。穹顶正中是圆形的木雕金漆降龙藻井，周围的天花彩画，靠里侧的是万福万寿万禄万喜八个篆书汉字图案。外侧的一圈则分为八组，每组由一个梵文字图案和四个龙凤图案构成。这些精美别致的天花装饰，既具有富贵祥和的气氛，又带有神圣的宗教色彩。与之相呼应的，还有殿内各个方向姿态各异的云龙和兽面、莲花、如意等木雕装饰，成为融合多民族艺术风格的壮美景观。

审案集会大衙门 大政殿正式命名之前俗称“大殿”，因为早期满语中并没有与“殿”相应的词，而是用从汉文中音译的“衙门”一词来形容它，所以把“大殿”称为“大衙门”。其实“衙门”这个词，正好能比较贴切地表达大政殿在清入关前的主要使用功能。

在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之前，满族社会基本处于氏族制时期，当时的每个聚居的氏族或部落，都要有一处供其首领商议和决定重大事情的场所，对重要案件的审判也要在这里进行，与汉族地区各级政府衙门的性质十分接近，因此满族人也就用这个词来称呼它。建国以后，汗王和贝勒、大臣们议定国家军政大事的地方也就自然成为了国家的“大衙门”。早在赫图阿拉建国时就已有了这类建筑，即后来当地人所称的“汗王殿”；迁都辽阳后新筑的东京城中，更是专门建造了“大衙门”，而且还是与大政殿相同的八角形，《满文老档》中称之为八角衙门或八角殿。沈阳故宫大政殿则是与以前的大衙门一脉相承的。

在清朝入关前，决定国家军政事务的最高权力机关，是由汗王（皇帝）与八旗中的议政贝勒（王）和议政大臣共同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而大政殿就是召开这种会议的专门场所。皇太极时期许多关于国家重要决策的讨论和涉及对皇室贵族的处分案件都是在这里最后确定的。

满族早期的“大衙门”还具有集会的功能，即召集众人举行某项仪式或宣布某项需要周知的事情，大政殿也继承了这种用途，成为当时国家举行重大庆典的场所。后金建国以后，每年最隆重的国家大典是元旦（正月初一）的朝贺和筵宴，清太宗时期都固定在大政殿前进行。每逢那一天，皇太极清晨在清宁宫祭神和到城东门外的堂子祭天后，就来到大政殿升坐宝座，文武群臣以及前来祝贺的外邦使臣都已在殿庭按次序排列整齐，时辰一到，即依次上殿行礼进表，向皇帝恭贺新春，随后便在此举行有数百人参加的新春大宴，宴间还要表演满、汉、蒙古、朝鲜等各民族的舞蹈和杂耍、摔跤等各种助兴节目，有时甚至会连演数日。除元旦之外，万寿节（皇帝生日）、冬至节、皇帝登基、出征凯旋等大规模庆典仪式也都在大政殿前举行。此外，由于大政殿地处皇宫附近的城中心，也做为临时召集官员的集合地点。皇太极时期规定，如遇有紧急情况来不及通知，只要听到在盛京城八个城门同时击鼓，各级官员必须迅速赶到大政殿前集结听命，也体现出这座大殿做为国家政权象征的重要作用。

清入关后大政殿的使用 清朝迁都北京后，大政殿是唯一继续常年使用的旧宫殿。其原因是清代盛京城的官员，还保留着“坐班”和“朝贺”两项在大政殿前举行的仪式。按照清入关前的规定，每月初五、十五、二十五是“常朝之日”，相关文武官员必须到皇宫殿前排列整齐，经礼部官员点名查验后，“有事早奏、无事退朝”。顺治进北京以后，虽然皇帝已不住在盛京，但这种制度并末取消。每逢常朝之日，负责管理大政殿的官员要事先将殿内外打扫干净，陪都沈阳城内各衙门文武官员清晨就到大政殿前御路两侧，面向大政殿方向按次序排班坐好，至规定时辰，由盛京礼部监礼官按名册对照并记录后，仪式即结束，众人各自散去。因为京师常朝官员们要向皇帝磕头，而盛京只是向宫殿而坐，所以清代典制中称这项礼仪为“坐班”。

另一项是在大政殿前举行的朝贺礼。按清朝制度，每逢“三大节”即农历元旦、冬至和万寿节（皇帝、皇太后生日），全国各地的官员都要举行朝贺皇帝的礼仪。其中北京是在故宫太和殿前，外省是在本官署衙门内，而盛京城内官员则在大政殿前行礼叩拜，也成为陪都城的一项特殊礼制。

清入关后大政殿最重要的使用功能是在皇帝东巡盛京祭祀祖陵期间。按照乾隆时期的定制，东巡期间有两项仪式要在这里举行。一是在崇政殿庆贺典礼之后，要在大政殿前颁布宣告东巡谒陵大礼告成的诏书。第二项则是隆重的筵宴大典，一般在皇帝祭祀三陵已毕入信住故宫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举行。相关官员事先已将典礼所用的编钟、编磬等宫廷乐器和宴桌等摆放在殿前，通常的情况是在殿内宝座之前摆设大宴桌一张，供皇帝专用，满、蒙王公贵族的宴桌摆在殿内两边，其他人的宴桌则放在殿旁台基上和殿庭之中，皇帝宴桌以外都称作“跟桌”，数量是整整一百张。吉时一到，皇帝由驻跸的东所行宫乘轿至大政殿升坐宝座，王公官员等在殿前跪迎行礼后各自入座。筵宴开始后，众王公大臣的代表要向皇帝敬酒，而皇帝赐给众人的酒果点心等则由御前侍卫逐桌送上。席间，王公大臣要在由乾隆皇帝亲自作词的“世德舞”音乐伴奏下，每两人一组依次到殿前起舞助兴，还要像入关前大政殿筵宴时那样，由侍卫表演摔跤、翻跟斗等助兴节目，场面十分热闹。这种大宴的参加者，除随驾东巡的王公大臣外，还有盛京地方官员和皇亲国戚、乡贤耆老的代表，每次都不下数百人，而且从乾隆至道光历次东巡都按制举行，成为皇帝在祖先宫殿前款待臣僚和家乡父老的欢庆盛典。 是什么意思，觉得这个人写了这样四句没头没脑的话，是在戏弄自己，便派人在沈阳故宫的各主要宫殿中，都悬挂着皇帝御书的横匾和楹联，题字几乎都是出自乾隆皇帝之手，其内容大多是政治性的，也带有一定的文采，给宫殿增添了几分神圣肃穆的气氛。

在清入关前的沈阳故宫中，宫殿中是否有这种匾联尚不得而知，但在民间却流传着一个“老罕王征匾”的故事。

据说老罕王努尔哈赤定都沈阳、建了大政殿以后，从里到外怎么看怎么漂亮，只有一件事觉得不可心，就是殿内缺少一块大匾。于是，他召集大臣们来到殿里，问他们应该挂一块写什么字的匾最合适。众人听说罕王要征匾文，都争先恐后想显示一下自己的才学，有的说题“明镜高悬”，有的说题“乾坤一统”，七嘴八舌提了一大堆，没有一个合老罕王的心意，就传下旨意，命在各处张贴告示，向天下读书人征集匾文。

有一天，老罕王从各地献来的匾文中，看到有一份写了这样四句：“木多一撇，正少一横，一点不见，两点全欠”，琢磨了半天，只猜出前两句好像是“禾止”两个字，也没想出去把这个大胆的狂徒抓来问罪。等把那人带到殿上一看，原来是一个年轻的书生。老罕王对他说：“要是能讲出这几句话的道理，就恕你无罪，否则定斩不饶”。

那书生不慌不忙地说：“前两句话不是‘禾止’，而是‘移步’二字”，罕王仔细想了想觉得有理，就问后两句，书生回答是“视钦”二字，罕王沉思片刻也点了点头，让他讲讲这“移步视钦”的意思。书生说：“把写着这四个字的匾挂在大殿上，就是提醒您身为一国之君，坐在龙庭宝座上要时时以国事为重，别忘了老百姓，常到下面体察民情，那样才能治理好国家”。几句话把老罕王说得龙颜大悦，说“正合朕意”，命书生把这四个大字写在匾上，高高地挂在了大政殿内正面。

这个类似猜字谜式的故事是否真实已无从查考，因为它既不见于正史和档案的记载，也没有人见到过大政殿里有这样一块匾。现在殿内悬挂的“泰交景运”黑漆金字大匾是乾隆皇帝御笔亲书，两侧殿柱上还有同时书写的近六米长的御书对联，上联是“神圣相承恍睹开国宏猷一心一德”，下联是“子孙是守长怀绍庭永祚卜世卜年”，都书写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书法雍容淳厚，装饰华贵富丽，在沈阳故宫各宫殿匾联中，堪称是最漂亮的一副。

2、 八旗朝堂十王亭

在大政殿前左右两侧，各排列症着五座方亭。东侧由北向南依次是左翼王亭，镶黄旗亭、正白旗亭、镶白旗亭、正蓝旗亭，西侧则相应为正黄旗亭、正红旗亭、镶红旗亭、镶蓝旗亭，俗称“十王亭”或“八旗亭”。

这些亭子的来历，应从满族独特的社会组织──八旗制度说起。

满族人原有一种狩猎组织“牛录”（汉语意为“大箭”），由十人组成，其中一人为首领，称为“牛录额真”，外出狩猎时，同牛录的人都要听从其指挥统一行动。努尔哈赤在征服各部的过程中部众不断增加，便于1625年对牛录组织加以改造创立了“八旗制度”，规定每三百男丁编成一牛录，五牛录编成一甲喇，五甲喇编成一“旗”（固山）。当时编成的八个旗以所用旗帜的不同区分。用黄、白、红、蓝整色旗的分别称为整黄旗、整白旗、整红旗、整蓝旗；另四旗用加镶边的旗帜，即黄、白、蓝旗镶红边，红旗镶白边，分别称为镶黄旗、镶白旗、镶红旗、镶蓝旗。后来汉字中多把“整”写作“正”，所以就有了八旗“四正四镶”的说法。皇太极时期又在原有的满洲八旗之外新建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但旗帜并未改变，所以习惯上仍称作八旗。

“八旗”并非只是简单的部队编制，而是军事、生产、行政合一的组织。编入八旗的成年男子“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既出征作战又从事生产，他们的家属、奴仆也都同在所属的牛录之内，全国的人口、土地和其他财产都置于八旗管辖之下，可以说，入关前的清（后金）国家就是由八旗构成的，国家的重要决策，都是经过八旗贝勒（旗主）大臣参与讨论制定的，皇帝的对全国的统治是通过八旗实现的。

沈阳故宫大政殿和十王亭所构成的建筑组合，正是八旗组织在当时国家中重要地位的生动体现。这里举行大型典礼时，皇帝升坐大殿，八旗各级官员都各自排列在所属旗伯亭子前，直到清朝迁都北京后盛京官员在此“坐班”、“朝贺”时仍是如此。在平时。十王亭则是八旗官员处理本旗行政、民事、诉讼等事务的办公场所，通俗地说，如果大政殿是国家的“大衙门”，那么十王亭就是八旗的“旗衙门”。

大政殿和十王亭不仅体现了当时满族国家的政治特色，在建筑布局和风格上还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史书中记载，努尔哈赤、皇太极率领八旗军队外出驻扎时搭设的蒙古包式帐幄，有时就是皇帝用大一些的“黄幄”，而八旗贝勒大臣们则分别用排列在其前两侧的八座“青幄”，大政殿和十王亭的排布、瓦色、造型都与之十分接近。因此，人们也把这“一殿十亭”叫做“帐殿式”布局，视为带有游牧狩猎民族特点的宫殿建筑的典范。

3、銮驾库和奏乐亭

沈阳故宫东路南北两端，各有一处与在这里举行典礼活动有关的建筑，即銮驾库和奏乐亭。

鸾驾库位于大政殿正北，硬山前后廊式正房十一间。清代乾隆初年以前的銮驾库并不在此处，而是在崇政殿前的东七间楼，当时称为“銮驾音乐楼”。乾隆十一年至十三年年增建行宫建筑时，因东七间楼需挪改，将其内存放的銮驾乐器等移至现址，并把原有的五间正房扩为七间，后又扩为十一间，即为现状。

銮驾库中存放的物品，主要是皇帝东巡时所用的仪仗和乐器。仪仗包括轿、舆、交椅和各种旗、幡、钺、斧、枪、戟、瓜、伞、盖、扇等， 是皇帝出巡或上殿时排列在其周围，用以展示“天子尊严”的。乐器则是在清宫丹陛大乐、中和韶乐、卤薄乐等乐部中使用的大铜角、小铜角、画角、蒙古角、金口角、行鼓、仗鼓、排箫、云锣、编钟、编磬、建鼓、筝、琴、瑟、龙笛、笙、方响、拍板等等，供御驾行进和宫内典礼时所用。

这些仪仗和乐器，绝大多数都是乾隆年间从北京运来，专门供皇帝在盛京期间使用。按照制度，皇帝东巡在沈阳故宫停留的几天内，要有崇政殿朝贺和大政殿筵宴两项重要典礼，届时都须依照国家大典的仪节，在宫殿前陈设卤薄仪仗和乐队，以体现皇家威严和演奏典礼乐章。由于这批仪仗乐器每次都要用到，又没有必要在北京和盛京间运来运去，所以便永久存放在銮驾库内，一直用至1829年道光皇帝最后一次东巡，其中一部分现在仍然收藏在沈阳故宫博物院。

大政殿殿庭最南端东西各有一座奏乐亭，同为四角攒尖琉璃瓦顶，建于两米多高的方台之上，台下一侧设券门，有台阶通达亭内，供乐工上下。这组奏乐亭应是建于清太宗时期，逢大政殿有重大庆典时在此奏乐，清入关后皇帝东巡时仍然使用，但因主要的乐部多是设在殿前较近的地方，亭中乐队应是用于皇帝上殿时接驾和筵宴伴奏等场合。由于奏乐亭是大政殿区域整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结构简单而又坚固，所以一直保存得比较完整，成为沈阳故宫东路南端的标志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