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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事实的证明主要解决四件事情：第一，认知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必须要非常清楚，法官应该旗帜鲜明地告诉当事人，当事人和律师也要清楚，哪些举证责任是自己的，哪些是对方的。第二，指导、固定证据。第三，证明充分性的判断。法庭审理的主要任务就是让事实能够得到充分展示，最大限度地让法庭认定事实，和客观事实最大限度地接近。第四，心证结论公开。德国2000年修改民事诉讼法时有两个方面的修改，首先是法官的法律观点开释义务，其次是法官的心证结论公开义务，法官必须把自己的心证结论尽早地告诉当事人，让当事人有机会根据法官的心证结论补充证据，避免“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情况。 我们曾经有过一个案例，一审中原告以为自己有一张被告的承诺书证据已经足够了，其他证据没有拿出来。到了二审，法院推翻了承诺书，他再拿出其他证据，二审法官准备以超过举证期限为由不予采信。后来案子上审委会，我问：一审法官有没有把承诺书如果不成立的心证结论告诉给当事人？一审法官说没有告诉。我说，没有告诉的话，当事人以为自己的证据是充分的，所以他应该重新得到机会。在德国和日本，心证结论都是裁量性规范，法官没有履行这个义务的话，案件可以发回重审。后来那个案件就发回重审了。 这里再讲一下证明充分性的判断方法。它有两个层面：首先，判断要件的充分性，所有的要件是否都得到了证明。其次，单个方面的要件是否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比如证据资源是否用尽、证明方法是否用尽、证明要求是否达到、是否需要申请调查取证。现实中，大量的问题出现在证据资源没有用尽，证明方法没有用尽这两个地方。 我们曾经有过一起案件，上海银行起诉北京的一家证券公司，要求返还1.3亿元欠款，是一个证券回购合同的纠纷。被告在法庭上就说了两句话：第一，钱我收到，我欠你的，我承认。第二，你超过诉讼时效了。银行为了证明自己的诉讼时效中断，拿了两套证据提交给法庭，证明自己先后分两次派人到北京追讨欠款，有飞机票、住宿发票为证。被告的质证意见是，这些证据只能证明原告有员工到过北京，无法证明他们是来催款的。银行没声音了。一审法院准备作出裁判驳回银行诉请。这起案件主要是法律问题，不是事实问题。证券回购合同是一个无效合同，无效合同中的诉讼时效起算应该怎么算。当时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视同有效起算，一种认为确认无效之后再起算新的请求权时效。我个人赞同后者是对的。我当时提了一个观点，这个案件的证明方法没有用尽，银行分两次派人催款，这些人可以传到法庭来作证，但原告没有想到这些。证人出庭以后，经过质证完全可以加强它的证明力。我曾经听过美国的一起案件。一名会计师的票据签名有问题，这名会计师自己无法说清签名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他表示签名的这个时间点自己和妻子在佛罗里达度假，法庭就传唤妻子出庭作证。在美国，配偶之间作证有一个保密特权，配偶可以不出庭，但这个特权也是可以放弃的，配偶可以选择出庭。这个案件中，妻子最终选择出庭作证。于是，法庭采用隔离制，首先让妻子庭外等候，律师先盘问丈夫，问了很多细节内容。问完之后，法庭再让妻子进入，律师重新再问了一遍。通常情况下，在律师强大的盘问之下，很多细节很难作假，最后会计师在妻子的帮助之下胜诉了。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隔离制规则的案例。这个规则其实威力很大，我们要开动智慧，充分地去展示它。 （选自邹碧华的讲座《裁判的理念和方法——要件审判九步法的实践和思考》） 本报记者 严剑漪 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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