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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约翰·杜威（1859-1952），美国哲学家，美学家。一生著述甚丰，涵盖哲学、科学、艺术、宗教、伦理、政治、教育、心理、逻辑、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诸领域。推崇经验自然主义哲学。其美学代表作《艺术即体验》被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美学著作之一。主要哲学著作有《哲学的改造》《经验与自然》《确定性的寻求》等。
约翰·杜威是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一位评论家说他是“实用主义神圣实用主义神圣家族的家长”（M·怀特）。如果说皮尔士创立了实用主义的方法，威廉·詹姆斯建立了实用主义的真理观，那么，杜威则建造了实用主义的理论大厦，使实用主义成为美国特有的文化现象。 —————————————————— 不过，一些考虑阻止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工业状况阻碍一种艺术在文明中的综合。我不同意这一观点：有效而经济地使对象的各部分产生与使用相关的相互适应，会自动产生“美”或审美效果。所有结构完善的对象和机器都有形式，但审美形式只在对象使外在形式适应更大的经验时才会存在。不可忽略经验的材料与器具或机器的相互作用。然而，与最有效的使用相关的部分，其充分客观的关系至少会利于审美欣赏。它去除了外在的多余之物。具有适合于其作用的逻辑结构的机器，存在某种审美意义上的干净，对于与很好地作用密切相关的钢与铜的光洁，在感知上内在地使人愉悦。对比现今的商业产品和二十年前的产品，就会诧异于形式和色彩的巨大进步。这些典型地表达了我的意思：古老的有愚蠢繁琐装饰的木制普尔曼车厢，以及现在钢制车厢的变化。现今，为了更好地适应需求，其外在仍是火柴盒式的城市公寓之内在，一场不亚于审美革命的变化在进行。
存在一个更重要的思考，工业环境作用且创造特殊产品适应的更大经验，获得审美性质。这不是指丑陋的工厂及其周围的肮脏环境对自然美的破坏，也不是指机器生产带来的城市贫民窟。我指的是眼睛作为感知媒介，为了熟悉典型的工业产品的形体和属于城市而非乡村的对象，其习惯慢慢地改变。有机体习惯做出反应的色彩，与平面发展出新的兴趣材料。它们——小溪流水、绿茵草地、与乡村相关的形式——正在失去作为首要经验材料的位置。过去几十年对绘画中“现代主义”图像的态度的变化，至少部分是这种变化的结果。渐渐地，自然风景中的物体如房子、家具和器皿等，也依据对象特有的、设计归功于机器生产方式的对象的空间关系，被“统觉”了。这些价值渗透一个经验之中，进行了其内在功能性调整的对象，将高度适应而产生审美性的结果。
然而，有机体自然要渴望在经验材料中完满自身，而且人促成的环境在现代工业影响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和厌恶，所以一个问题显示没有解决。有机体对食物的迫切冲动，尚不及它通过眼睛满足的渴望。诚然，比起对起食用作用的蔬菜生产，很多农民对花圃耕作的关心更多。一定有力量在影响处于机器运转本身之外的机械性生产手段。这些力量自然存在于以私人收入为目的的生产的经济制度之中。 我们深刻地意识到，仅通过改变工资、工作时间与卫生条件，无法解决劳动和雇佣问题。这种改造影响到工人对其生产及其产品的社会分配的参与程度和类型，除了彻底的社会改造，不存在永恒解决之道。只此一种，方能极大修正实用物品的创造进入的经验的内容。而这一对经验性质的修正，是所生产东西的经验的审美性质的最终决定因素。认为只通过增加休息时间便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想法是荒谬的，只是保留了古老的劳动和休息的二元论区分。
一种改变会减少外在压力，增加生产进行中的自由感和个人兴趣的力量，这十分重要。阻止工人自从事和制造之物中获得深刻的兴趣——它审美满足必备的基本条件——的主要力量，源于这一过程和该过程作用的产品之外的寡头控制。机器生产的本性中，不存在无法逾越的障碍阻止工人意识到自身从事之事的意义，欣赏合作关系带来的满足感，以及实用产品的精工细做。伴随生产过程经验中的审美性质进行压抑和限制的力量，其实源于为了私利对其他人的劳动的私自控制心理，而非任何固定的心理或经济规律。 不管是艺术还是文明，只要艺术是文明的美容院，就都不可靠。大城市里的建筑为什么对于完美文明这般毫无价值？原因既非缺乏材料，亦非缺少技术能力。然而，因为缺乏想象力，贫民窟和富人公寓都在审美上使人厌恶。在其中使用或不使用土地的目的，都是为增加利润，这种经济制度决定其特性。美的建筑可能偶尔在土地摆脱经济负担之前盖起来，然而，能称为高贵文明的一般建筑结构，没什么希望出现。对建筑物构成的限制，亦能间接影响许多相关的艺术门类，而对我们生存和工作于其中的建筑物构成影响的社会力量，影响了全部的艺术门类。
奥古斯都·孔德认为现今时代的巨大问题，是把无产阶级组织进社会制度之中。现如今，这句话的真实性比孔德说它之时更甚。一切不影响人的想象与情感的革命，不可能存在。导致对艺术生产和睿智的欣赏价值，一定要融入社会关系体系之中。我觉得许多对无产阶级艺术的讨论，都偏离了要点，混淆了艺术家个人的、深入思考的意图与艺术在社会中的位置和作用。实际上，在现代条件下，如果从事世间实用性工作的大众，没有摆脱生产过程行为，不具备丰富的欣赏集体劳动果实的能力，艺术本身就没有真正的依赖。艺术产品必须被所有接受，而不论艺术材料应从何种源泉中吸收养分，与之相比，艺术家的个人政治意图不值一提。 只有在人文语境中，艺术的道德职责和人性功能才能得到理智探讨。一件特殊的艺术作品，可能会明确地影响某一或某些特殊之人。我们无法忽略狄更斯或刘易斯小说的社会效应。然而，一个时代的艺术整体创造的总体环境，引起了一种较少感知到但更庞大而普遍的经验调整。道德生活无法在没有道德环境支持下进行，正如物质生活无法在没有物质环境支持下存在。就总体上而言，技术性艺术起的作用，也不只是提供一些单独的方便和便利。它们构成一种整体的占有状态，决定兴趣和注意力的方向，从而影响了人们的欲望和目的。
环境是这样成为其存在的部分深刻证明的：居于沙漠的最高贵之人，从沙漠之严酷、贫瘠中汲取财富；居于山中之人，离开之时充满怀念之情。野蛮人或文明人，都因其参与的文化获得其存在，而非因其本身的身体特征。艺术的繁盛是文化性质的最后尺度。直接通过语词、规则教导的东西，与艺术的影响相比，显得软弱无力。雪莱认为，道德科学只是“安排诗人已经创造了的成分”，如果我们将“诗”扩展为包括所有想象性经验的产品，就会发现他并非夸张。一切反思性论述对道德影响的总和，与建筑、小说、戏剧对生活的影响相比，显得过于渺小。当“理智”产品阐述了这些艺术的倾向，为它们提供了智力基础，其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除去它是实际外界力量的反映，一种“内在”的理性控制标志着退出现实。如果提供安全和力量的政治艺术和经济艺术，没有对文化起决定作用的艺术繁荣伴随，就证明不了人之生活的富足充裕。
语词记录已发生的事，以要求和命令为特殊的未来行动提供指示。文学传达对现代的经验有影响、对未来的更大运动提供预言的过去的意义。唯有想象性视觉引发与现实交织在一起的可能性。艺术作品中，总是存在起初的不满骚动和对更好未来的暗示。保守派感到这种艺术淫荡污秽，他们诉诸过去的作品以求审美满足，原因正是具有与流行价值不同的价值观念的一个时期独特的新艺术的孕育。事实的科学可能会搜集统计数字，制作出图表。然而，正如人们所言，它做出的预言不过是颠倒了的过去的历史。想象中的趋势变化，是对生活的极细微处的变化产生影响之预兆。
因为它们没有考虑作为艺术作品在其中生产和欣赏的语境的集体文明，所以将直接的道德效果和意图归结于艺术理论，注定是失败的。我指的不是它们倾向于像看待升华了的伊索寓言一样看待艺术作品。然而，它们往往将艺术作品从环境中抽离，认为其有一种特别的教训意味，便根据所选作品与特殊个性之间的严格个人关系，考虑艺术的道德功能。它们所有的艺术观念都极个性化，所以丧失了艺术实施其人道功能的方式感。 “诗是对生活的批评”，这句马修·阿诺德的格言在此处是一个合适的例子。诗人处有一种道德意图，而读者处有一种道德判断，这是这句格言揭示的。它没有看到甚至没有说出诗是如何批判生活，换言之，通过针对与实际状况对照的，关于可能性的、想象性的经验（而非固定判断）的想象性视野，不是直接地而是揭示式地批评。它们与实际状况对比之时，一种未实现而可能实现的可能感，成为对后者的最锐利“批评”。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可能性，使我们意识到自身受到的限制以及承受的负担。
马修·阿诺德的追随者加罗德先生机智地说，我们不抱怨说教诗教导了什么，而抱怨它的不足及其没有教导什么。他还说，诗的教导是通过人以其自身作为朋友、生活导师，而非通过表达意图来教导。此外，他还说，“毕竟，诗的价值就是人的生命价值。你不能将它与其他价值分开，好像人的本性是在密封舱里构建出来的。”济慈在一封信里说的关于诗歌起作用的方式的话，最为精彩。他问，每一个人如果都像蜘蛛织网，从想象经验中虚构“空中楼阁”，“在虚空中填进美丽的光环”，结果会如何。对此，他说，“人们应该低声告诉邻居结果，而不是争论或声称什么。每一个人经由一粒精神种子汲取虚无沃土的汁液，都会变得伟大。人性不是在或此或彼的某个偏僻处点缀着一两棵松树或橡树的一丛荆棘石南，而是在森林之国中实现树与树之间的平等共处！”
正是通过交流，艺术变成了无可比拟的指导工具，但它使用的方式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教育相距甚远，它将艺术远远地提升到我们所熟悉的指导性观念之上，从而使我们对任何将艺术与教学联系起来的提法都感到不愉快。但是，我们的反感实际上是对那些拘泥地排斥想象，并且不触及人的欲望与情感的教育方式的反思。雪莱说，“想象是道德上的善的伟大工具，而诗是依照这个目标促进其效果的发挥”，他继续说，“诗人通常在其诗意创造中，体现属于自己的时空中的、关于正确与错误的观念，这不好??通过承担这个低级的功能??他将放弃对这个目标的参与”，放弃对想象的参与。“经常假装有一个道德目的”的诗人很糟糕，“其诗之效果，正好与其强迫留意此目标的程度成反比”。但想象的投射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他将诗人称为“城市社会的奠基者”。
艺术与道德的关系问题，通常被当做只在存在于艺术一方的问题。这事实上假定道德如果不是在实际上，那也是在思想上令人满意的，而唯一的问题在于艺术是否并以何种方式，符合于已经发展起来的道德体系。然而，雪莱的陈述进入到这个问题的核心。想象力是善的主要工具。一个人将自己想象性地放在同伴的位置上的力量，决定他对同伴的想法和态度，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想象的优先性远远超出直接的个人关系的范围。在每一个道德观与人的忠诚中，除了“理想”被用于常见的差别或作为一个感伤性幻想名词，理想的因素都是想象性的。宗教与艺术的历史联姻关系，植根于这种共同的性质之中，所以比起道德，艺术更具道德性。道德倾向于成为现状的仪式、习俗的反映、既定秩序的强化。诗人用自由体或寓言来说话，但是关于人性的道德预言家。然而，无一例外地，他们对可能性的先见之明变成其宣布已存的事实，将之凝固为半政治性的体制。其对那应对思想、欲望构成控制的理想的想象性呈现，被当做政治规则来对待。艺术成为逃避证据、使目标鲜活的手段，具有超越僵硬的习惯的意义。
各种道德被分派进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特殊区域，因为它们反映了一种体现在经济与政治体制之中的区分。只要有社会的区分与障碍存在，与它们相应的实践和思想就定下边界与范围，自由的行动就受到限制。创造性的智能受到不信任；作为个性本质的创新使人感到恐惧，慷慨的冲动被控制住，以免扰乱了平和的状态。如果艺术是一种公认的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力量，而不被当做空闲时的娱乐，或者一种卖弄的表演的手段，并且道德被理解为等同于在经验中所共享的每一个方面的价值，那么，艺术与道德间的关“问题”就不会存在。
道德的思想与实践中充满了这样的概念，这种概念源于赞扬与责怪、回报与惩罚。我们可以把人类分成绵羊和山羊，邪恶的和有美德的，守法的和犯法的，优秀的和糟糕的。超越善恶对于人类来说不可能，然而，只要善能够指明善可能得到赞美和回报，恶能指明恶会受到谴责、会被禁止，那么道德的理想因素就是超越善恶范围的。但从总体上而言，艺术中不存在源于赞扬与责怪的思想，我们要通过习俗的维护用怀疑的观点来看待艺术，或这样的艺术——如此古老、如此“经典”，以至于会受到传统方面的赞扬——会勉强得到承认。如果涉及莎士比亚的例子，看做传统道德的继续，就可以从其作品中提取出来。然而，对赞扬与责怪的漠不关心，是因为其专注于组成道德艺术之力量的想象性经验。艺术的解放和联合力量，正源于这一点。
雪莱说，“道德最大的秘密就在于爱，或者是出于本性的、我们对其他人的思想、行动以及人格中存在的美好事物的认同，而非我们自身。非常优秀的人必定会进行丰富而广泛的想象。”对个体而言适用之道理，对思想和行动方面的整个道德体系亦如此。然而，在一部艺术作品中对可能性与现实之间进行联合的感知，本身是一个大善，但这不能随其拥有的直接而特殊的场合而结束。在感知中所呈现出来的这种联合，在对冲动和思想进行重塑中持续。对愿望和目的进行大范围更改的初次暗示，具有想象力是非常必要的。艺术是一种在图表和数据中不能发觉的预见方式，其暗示出的人类关系不可能在规则和准则、忠告以及管理中找到。
但是艺术，绝不是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表述，只会向人类表述——艺术可能会以间接的方式讲述一个真理，这一切所作所为都会使得思想得以产生。（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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