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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序言厅位于中央大殿前端，陈列一尊巨大的千年石狮（唐代顺陵石狮复制品），衬以奔腾的黄河和黄土高原巨幅照片，引导观众去领略由黄土、黄河孕育出的古老文明。
唐顺陵石狮： 顺陵是武则天之母杨氏的陵墓，在咸阳市东北18千米的陈家村南。杨氏死于咸亨元年（670年），以王礼葬。武则天在天授元年（690年）称帝改国号为周，追封其母为孝明高皇后，将墓改称为陵。陵园有内城和外城。内城也叫皇城，为方形，四角夯土墙尚存。内城南门二土阙，间距20米，陵底部平面呈方形，边长48.5米，陵高12.6米。经钻探获知，墓道为斜坡形，长28.5米，高2米。墓道绘有壁画。陵前现存石人、石羊、石走狮、石莲花座、华表顶、石础、天禄等石刻30余件。在陵的东、西、北三面各有石坐狮1对，陵北还有石马1对。石走狮和天鹿是顺陵石刻中的精品。 石走狮高达4米，体型庞大，造型雄伟，作阔步缓行的动态，整个雕刻气势磅礴，极富质感，被誉为“中华第一狮”。
这是第一展厅入口处写着的一段话：
“陕西是中国大地原点所在地。黄河九十九道弯，最大的一个弯如同伸开的双臂，将陕西揽入怀中。 陕西是一支歌。她将黄土高原的豪迈、关中平川的坦荡和秦巴山区的婉约融汇在自己悠扬而久远带的旋律之中。 陕西是一首诗。她用独特的语言和优美的韵律，描述了远古的艰辛劳作、西周的森严仪礼、秦代的赫赫军威和西汉的漫漫丝路，还有魏晋的兼并融合与隋唐的强盛辉煌。 陕西是一座宝藏。她珍藏了远古先民弥足珍贵的馈赠和十四个古代王朝兴衰存亡的历史，拥揽着各类绚丽多彩的文化遗存和无数精美绝伦的文物古迹。 陕西有一座历史博物馆，这里汇集了从馆藏数十万件文物中遴选的3000件精品，展示了陕西古代文明孕育、产生、发展、鼎盛的历程及其对中华文明的奉献。”
人猿揖别 史前时期： 蓝田人遗址1963年7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调查队在进行田野调查时，在陕西省西安市东南蓝田县城西北约10公里的泄湖镇陈家窝发现了一老年女性下颌骨化石。第二年5月，在公王岭地层中发现一个基本保存完整的中年女性头骨化石。经对此头骨化石进行室内修复，复原出一完整的猿人头骨化石。原研究者把陈家窝的下颌骨和公王岭的头骨归到一起，命名为“蓝田中国猿人”，简称“蓝田猿人”或“蓝田人”。但是，不少学者认为，这两件标本所显示的原始性程度明显不同，两个地点 的时代又有先后之分，建议给公王岭头骨另立新种“蓝田人”；给陈家窝下颌骨以“直立人陈家窝亚种”的学名，亦可称“陈家窝人”。 蓝田人属我国早期人类化石。其前额低平、较宽，眉骨粗壮隆起，骨壁较厚，眼眶略方，嘴部前 伸。颅内耳高71毫米，脑容量为778.4毫升，基本与印度尼西亚爪哇人的775—900毫升相当。 根据古地磁法测定，公王岭和陈家窝古猿人化石层位先后有三个不同的数据： 1、陈家窝：距今65万年； 公王岭：距今75—80万年。 2、陈家窝：距今53万年或50万年； 公王岭：距今98万年或100万年。 3、陈家窝：距今65万年； 公王岭：距今115万年。 一般可以说公王岭距今约100万年左右，其地质年代为中更新世早期，或早更新世晚期。陈家窝 化石距今60万年左右，属中更新世中期。 下为公王岭中年女性头骨化石
陈家窝的下颌骨属于一个老年女性，其形态总的来说和北京人的一致，但也不完全相同。学者给陈家窝下颌骨以“直立人陈家窝亚种”的学名，亦可俗称为“陈家窝人”。
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的早期智人化石。发现于陕西省大荔县解放村附近的洛河第三阶地砂砾层中。1978年和1980年两次发掘。同出的有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时代为中更新世末期，大约距今10余万年。 大荔人化石为一不足30岁的男性头骨，基本保存完好，但没有下颌骨伴存。头顶相当低矮，前额扁平；眉脊粗壮，甚至超过北京人；眉脊上方有一条横沟，骨壁很厚。这些表现出直立人的原始性。但吻部不甚前突，颧弓细弱，颅骨最宽处不接近颅底，颞骨鳞部呈圆鳞状，这些又都是智人的进步特征。脑量比北京人的平均值稍大。总的来说，体质特征介于直立人和早期智人之间。大荔人头骨面部的一些特点与现代黄种人比较接近，而与欧洲及西亚的早期智人相距较远。 大荔人头骨化石保存相当完整，唯缺下颌骨和牙齿。脑颅的右侧后上部及左侧颧弓缺损，硬腭及齿槽受压挤而向上移位，使颜面下部变形。头长207毫米，头宽经复原后测量为149毫米，重450克。 头顶特别低矮，由大孔前缘点到前囟点间距为118毫米，与头长形成的长高指数为57，比早期智人低，比北京猿人（复原头骨为59.6）也低。 眉嵴粗壮，其中央部左侧厚度为20毫米，右侧厚度为18毫米，比北京猿人（11.5～17.4毫米）还要厚。其两侧眉嵴的方向由前内侧向后外侧延伸，两侧眉嵴合成八字形，与北京猿人不同，却与时代较晚的马坝人、昂栋人及其他早期智人相似。 眉嵴后方的额骨宽度变小，额骨鳞部两侧间的最近距离是106.4毫米和125毫米，两眉嵴外侧最大距离所形成的指数为85.1。比北京猿人处于较高的进化阶段，而与马坝人相近。 头骨最宽处在颞鳞部后上部颞鳞上缘呈圆弧形，右侧颞骨破坏，左侧颞鳞长72毫米，高为46.5毫米，长高指数为64.6，与现代人的平均数65.2相近。 头骨颞鳞部与乳突部之间有一很深的切迹，其陷入的程度与现代人相近。外耳门垂直径大于横径，属垂直型。在外耳门上方，也有耳门顶盖。 面骨相对较小，颧弓细弱，最细处垂直直径只有7毫米，横径为4.3毫米。但颧弓根方向较倾斜，颧弓位于眼耳平面下方。上领骨的前面主要朝向前方，在上颌骨与颧骨交接处突然转折向后外侧，这整个轮廓线与北京猿人很相似，也是与现代人黄种人一致的。 额骨鳞部上有一条矢状脊，前囟区略成隆起，矢状缝部也略隆起成矢状脊，其两侧的顶骨比较平坦，使头顶呈两面坡式的屋顶状。这些性状与北京猿人及马坝人相近。 [1] 这个头骨的面部有一些性状与现代蒙古人种比较接近，如颧骨比较朝向前方，使面部显得扁平，鼻梁扁塌，鼻根处凹陷不深等。额骨正中有一条矢状隆起，顶骨和枕骨之间夹着一块小的三角形骨，人类学上叫作印加骨。这块小骨连南美洲印加人（也是蒙古人种的一支）出现率特别高，故名。该骨在北京猿人中也很多见，6块头骨中3个具有此骨。中国其他古人阶段的化石如许家窑和丁村的人类顶骨后上角有一个缺刻，也可能意味着该头骨具有印加骨，看来大荔人与北京猿人及中国的其他早期智人化石可能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反之却与欧洲及西亚的尼安德特人相距较远。后者面部硕大而且嘴鼻部向前突出，鼻梁高耸，鼻根深陷。因此大荔人代表智人的一个新的亚种即智人大荔亚种。
世界上最早使用蒸汽烹饪的国家就是中国，我国素有“无菜不蒸”的说法。关于蒸最早起源可以追溯到一万多年前的炎黄时期，我们的祖先从水煮食物的原理中发现了蒸汽可把食物弄熟。按常规推断，蒸菜应该是产生了陶锅后的产物。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陶锅蒸制的食品已经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于是聪明的人类便发明了陶甑， 据史料记载，最早的陶甑产生于新石器时代，陶甑是中国先民采用水蒸气原理烹煮食物的最早见证。陶甑与陶罐、陶盖配套使用。蒸饭时，先将装有食物的陶甑置于盛有水的陶罐上，盖上盖子，然后在罐下架柴烧火。水开后，蒸汽通过孔眼将甑内的食物加热蒸熟。陶甑的出现，结束了人类只能吃到烧烤和煮熟食物的历史。 就烹饪而言，如果没有蒸，我们就永远尝不到由蒸变化而来的鲜、香、嫩、滑之滋味.
[1955年发现于陕西华县的、距今8000－7000年的老官台文化表明，人类已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即由旧石器时代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这是陕西境内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展出的三足钵、三足罐是老官台文化中最典型的器物。这些用柔软的泥烧结为坚硬的原始陶器，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后来成为中国文化重要象征的精美瓷器就是由此发端的。这一发明还为人类食用熟食提供了烹煮器皿，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石铲、石刀的出现一方面说明对石器的加工从过去的打制进步到了磨制，另一方面也说明，人类已从单纯采集、狩猎发展为使用石铲、石刀从事原始农耕。
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于1921年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被发现。仰韶文化的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3000年，分布在整个黄河中游从今天的甘肃省到河南省之间。当前在中国已发现上千处仰韶文化的遗址，其中以陕西省为最多，共计2040处，占全国的仰韶文化遗址数量的40%，是仰韶文化的中心。
在仰韶文化的彩陶器上除了体现当时的绘画和装饰艺术水平外，还在它上面发现了一些具有规律和共性的刻画符号。虽然这些符号目前无法解读，但它们是当时人们为记事所刻似乎没有太多的争议。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各地原始民族都有“结绳记事”、“契木为文”的做法，用于记录和保存资料，许多专家认为，这些符号可能是汉字的雏形。
1953年考古学家在西安东郊浐河岸边的半坡村，发现了一处较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同样的遗址也发现于临潼姜寨。这两处遗址都属于仰韶文化时代，距今7000－6000年。仰韶文化是母系氏族繁荣阶段的一种文化形态，因最早发现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从居住和丧葬遗址分析，当时的社会组织形态属母系氏族社会，人们以母系血缘为纽带聚族而居，共同生活、生产，共同享受劳动果实，过着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这里展出的姜寨村落模型再现了当时一个部落的情况。
新石器时代彩陶簋，约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用于盛放煮熟饭食的器皿。 西安市临潼区姜寨出土
197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石峁遗址中发现丰富多彩的精致玉器，共征集126件，有刀、璋、铲、斧、钺、璧、璜、人头像、玉蚕、玉鹰、虎头等。此后，在此又有新的发现。解放前外国人还在当地农民手里收购了很多玉器，目前在一些欧美、日本的博物馆、美术馆中就收藏有石峁遗址出土的玉器，其已成为世界考古界关注的焦点。 1976年在高家堡石峁征集的一批玉器中，多孔刀就有15件，最长的达54.6厘米，最短的长19.5厘米，孔应是安装在木柄上便于绳索捆绑固定用的。制作精美，极薄，不属实用器，应属玉礼器，或是仪仗用器。玉刀是在原生产工具石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史前时期距今5000年左右，在国内新石器遗址中普遍出现玉器，从考古发掘资料得知，形成八个文化中心区域(注5)。多数区域出土有玉刀，玉礼器的出现与形成发展是建立在社会分化基础上的。这段时期由仰韶晚期至龙山晚期，经过学者们的研究认为，石峁遗址文化应属龙山文化晚期，三孔玉刀也应属龙山文化晚期的玉礼器。
石峁遗址，位于陕北神木县高家堡东二公里的石峁村，该遗址的时代大体相当于龙山文化——夏时期。当地农民在耕作、筑路时，不时发现玉器，经考古工作者收集整理的就有一百三十二件，是目前早期玉器发现量较多的一处。 石峁遗址出土的玉刀近四十件，分宽短型、中长型、窄长型三种形制，靠近刀背处一般有二至五个穿孔。玉刀是由新石器时代的石刀发展演变而来。最初是收割工具，与同时期的斧、锛、镰、铲一样，为生产工具。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成为玉制品，其用途也发生变化，主要作为仪仗、礼仪中的标志出现。石峁出土的玉刀最长的达71厘米，且宽大体薄，质地硬脆，是无法作为实用工具的。玉刀上的穿孔，应是供与柄扎结时穿系捆结用。其中一些玉刀有一穿孔，孔径较大，位置靠近刀背的一端，不同于其他有序排列的孔，有学者认为这种大孔是系缨络之类装饰物用的。 这种多孔玉刀在新石器晚期遗址中较为常见。在距今五千年至六千年间的江苏北阴阳营青莲岗文化遗址、安徽潜山薛家岗文化遗址，及其后的山东龙山文化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均有出土。从时间上看，多孔刀始于五千年前的石器时代，止于被认为是夏文化或夏至商初的二里头文化，历时两千余年。从地域上看，主要出土于长江下游和黄河中下游。从所用的材质上看，有石有玉，先石后玉，其表面除光素无纹者外，亦有彩绘和阴线刻纹者。
石峁玉器品种丰富，从考古发掘资料中得知，在其他新石器时代或稍晚的遗址中也出土了很多玉器，主要部分是礼器，这段时期称为“玉器时代”。玉礼器是传统礼制制度中最能反映社会观念和价值形态，对它的进一步研究，能认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及其文化内涵，揭示社会原貌，也是对中国玉文化的深层次探索。 本右侧：墨玉牙璋 出土于神木县石峁遗址，长48.3厘米、宽8.2厘米，墨玉质，有蚀斑。体细长，首端为一歧锋，柄体结合部两侧有突起的齿形雕饰。牙璋是祭祀典礼仪式中使用的礼玉，规格极高，这件墨玉牙璋不论从造型上、大小上还是质地上都是石峁遗址出土的玉器中规格最高的，很有可能是一件新石器时代晚期氏族领导人的统治象征。
陶斝（音：jia) 酒器 （前3000-2100）
陶鬶（音：gui) (前3000-2100)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陶盉
骨笄 骨笄 拼音：gǔ jī 兽骨制的簪子。 汉 桓宽 《盐铁论?散不足》：“古者男女之际尚矣，嫁娶之服，未之以记。及 虞 夏 之后，盖表布内丝，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锦尚褧而已。”《隋书?礼仪志六》：“御婉及士之妇人，吊服疑衰。疑衰同笄。九族已下皆骨笄。” 清 夏炘 《学礼管释?释髽》：“始死，妇人将斩衰者，去笄而纚，将齐衰者，骨笄而纚。”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贴塑蛇纹陶罐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贴塑壁虎纹陶罐
陶塑人头像为新石器时代（约7000年前）的文物。1973年出土于陕西省黄陵县，高7.6厘米。 人头像以手工捏塑而成，制作粗率，造型稚拙，反映了先民原始的陶塑技艺。虽然其还不能称为真正的陶俑，但已经显现出一丝中国古代陶塑艺术的原始之光。
周王朝时代。博物馆展示的周是从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770年。 周族是在石器时代结束后，青铜时代时期生活在关中西部的一支民族，该民族在牧野之战中以少胜多战胜了不可一世的商王朝，于公元前11世纪在西安南郊的沣水河畔立朝建都。从此，揭开了陕西作为华夏文明中心的历史。公元前770年，犬戎族入侵，昏庸无能的周幽王“不爱江山，爱美人”，整日为博美人一笑而煞费苦心，一场“烽火戏诸侯”的闹剧将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周族是一个农业部落，从先祖后稷开始就以农稼为主。因受到游牧民族的侵扰而几经迁徙。先是在邰地（今陕西咸阳市杨陵区），后逐渐北迁至豳（今陕西旬邑、彬县一带），最后又向南迁至岐山一带的周原定居下来。在此迁徙过程中，周人日渐强大，由一个氏族部落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国家。
先周时代的陶器 考古资料上的先周文化 由地名作推论，牵涉许多文字上的纠葛，而且地名可以由此迁彼，也无妨由彼迁此，其方法学的缺陷，实如双刃利剑，左砍右割，均有可商榷之处。考古学的考察，独立不依傍文献，殆可避免一些文献考证的缺陷。在陕西陇东地区，早于西周而晚于仰韶的新石器文化，是陕西龙山文化，或客省庄第二期文化。单由分布地区及年代顺序论，陕西龙山文化大有可能即是西周文化早期的形态。本文作者早年也曾持这个观点，而以为西周与客省庄二期文化之间，有其相承接的关系（许倬云，1968）。 此说之缺失，在于西周文化与陕西龙山文化之间，变化太过突然（张忠培，1980）。陕西龙山文化陶器表面，常见篮纹及若干方格纹，西周文化陶器中不见。沣西张家坡西周遗址中，也出现过有斜方格纹的陶器，但与上述方格纹甚异其趣。又如陕西龙山文化的斝、鬶、双耳罐，不见于西周文化层。陶鬲是两层均有的陶器，然而其形制花纹与制法均判若两种。由此，陕西龙山与西周两文化之间，地层虽密接，却似有过一次文化的突变。西周文化当仍有其祖先（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144）。有的学者单由层位叠压关系，认为陕西龙山文化（客省庄二期）必是早期西周文化的祖先，其中的差别则是由齐家文化的影响而来（徐锡台，1979）。这个说法，进一步推论，即不啻单纯的把西周文化的一部分渊源，更往西推，推到甘肃的齐家文化。然而，由齐家文化与陕西龙山文化的关系言，一般总以为齐家文化从东往西发展，越靠近陕西龙山文化，其受后者的影响越深（谢端琚，1979）。齐家纵有反哺，当不能引起早期西周文化的突变。 邹衡的意见，认为西周文化的前期，应当称为先周文化，而先周文化又有其多元的渊源，邹氏借陕西宝鸡斗鸡台发现的周墓中所谓“瓦鬲墓”作为线索，认为瓦鬲墓延续的时间甚长，其中又可分为相连续的四期；这四期的绝对年代：第一期，早不过商王廪辛之时，晚不迟于帝乙帝辛之时；第二期，不会早于乙辛时代的早期；第三期的绝对年代在周穆王以前；第四期则在穆王之时（邹衡，1980：314）。第三期第四期约相当于淬西最早的西周墓。邹氏遂以为瓦鬲墓的第一及第二两期无疑代表了早于西周文化了。沣西马王村发现的两个灰坑，相当瓦鬲墓初期的一个坑直接压在西周早期的灰坑下面。由这个层位关系，瓦鬲墓代表的当是西周文化的前身而可称为先周文化的遗存。由丰镐地区相当于瓦鬲墓时代的考古遗存看，其中相当于瓦鬲墓第一期的遗物与墓葬，虽偶有发现，数量并不多。相当第二期的文化逐渐增加，而第三期的遗存则突然剧增，遗址与墓葬都普遍出现。第二期到第三期是克商前后，丰镐地区的周人经营了文化繁盛的时期（邹衡，1980：297—315）。也由于商文化的强烈干预及西周的旺盛创造力，先周到西周的过渡，也就完成了。 先周文化遗址的分布，遍及陕西境内，泾渭流域的宝鸡、凤翔、岐山、扶风、郿县、武功、兴平、盩厔、鄠县、长安、邠县、长武、麟游、乾县、耀县、泾阳、咸阳各处（邹衡，1980：315；徐锡台，1979：50）。以遗址集中的密度言，在长安丰镐一带、扶风岐山一带、及长武附近各有一大群。典型的先周陶器也各由这三个地区出土的器物为代表。三群之中，长武附近的遗址时代最早，无论由地质、形制、与纹饰看，长武下孟村出土的陶器比长安、岐山各处的都早（图6）。以陶器纹饰为例，别处都有雷纹，显然受了殷商铜器花纹影响，而长武下孟村的陶器则只有方格纹，没有雷纹（徐锡台，1979：57—58）。长武远在渭河流域之外，居泾水上游，倒与传说中古公亶父迁居以前的地望相当。先周早期遗址地望迄北而不偏西，这是一个讨论先周文化的重要启示。
西周陶壶 周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部落。传说周始祖后稷之母姜嫄踏巨人脚印而怀孕，生一男孩。孩子无父，姜嫄感到很耻辱，把孩子弃之隘巷，牛马走过却不践踏；弃之森林，又适逢林中伐木的众人；弃之渠中冰上，鸟儿飞来展开翅膀保护。姜嫄以为这孩子是神，将他抚养长大。因最初想丢弃他，故名为“弃”。弃成人后因主管农业有功，被封为后稷。 周人最早的居住与活动地区不在周原，史载公元前12世纪末，周人在第十三代祖先古公亶父时期受到北方戎狄族的不断侵扰，于是古公亶父率众自豳迁人歧山之下的周原，并在此立国，改国号为周，建立了都城，称之为“京”或“京邑”，这是我国最早的有关京城概念的由来。公元前11世纪后半叶，周文王东进灭商，迁都于丰，但周原仍保持着周人重要政治中心的地位。 周原是周人的发祥地和灭商以前的都邑遗址，位于陕西省歧山、扶风两县北部，北起歧山南麓，南至歧山祁家沟、三岔河和扶风的张吴。南陈、窑白等地，东起扶风县美阳河，西到歧山县歧阳沟，东西、南北均约7公里。这里地势大体平坦，土地肥沃，当时河流纵横，气候温暖湿润。《诗经》中多有记载，如《绵》篇中说到“周原既既，堇荼如饴’，大意是说，周原是一块肥美的地方，生长在这里的野菜都如糖一样甜美。 （资料来源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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