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如何重视信息安全：泄密者杀！

古代如何重视信息安全：泄密者杀！

独家网 郜倍倍   2015-04-30 14:10  

纵观中华民族的五千年历史，特别是各个朝代的兴衰史，容易看出凡是涉及到国家安危、百姓生息、个人祸福亦或是吏治成败，几乎都会与保密相联系。在我国古人看来，信息安全首先要关乎社稷存亡。《周易·系辞上》中就有这样的论述，“故君子凡节天下，不可不周密之，苟能周密慎重，不露其芒角，使小人不得间而窥，则可免其过咎矣。”其次，信息安全也关乎朝纲稳定，孔子就说过，“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机事不密则害成。第三，信息安全也关乎着军事上的胜负。我们所熟知的《孙子兵法》把保密看作军事的生命，《六韬》也认为，“用莫大于玄默”，“谋莫善于不识”。意思是说，作战最重要的是保守机密，计谋最重要的是不被识破。最后，我国古人还认为，对信息保密是关乎个人修养的行为，是为人臣子的本分，是修身立业之本。《韩非子·说难》曾论述道，“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其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对于古代信息安全究竟有多受重视，我们可以通过“公文保密”来窥一斑而知全豹。

公文是国家政务活动中产生并且广泛使用的文字材料。殷前期成为书契，到了周朝称为官书，春秋战国以及秦朝的时候统称为书，汉代以后称“文书”。不管叫做什么，其主要作用都是为了传达命令、指挥国事、联系公务以及记录各种活动的工具。就是因为公文成为文书载体，古代帝王都将文书保密视为头等大事，珍而重之。

我国古代公文保密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夏朝，夏朝时，史官已经开始对公文进行收藏、保管。到了商朝，设立了守藏史，专门负责保管政府文书与典册，并且将甲骨公文贮藏到有专门看守的王室宗庙等场所里，起到了很好的保密作用，此时古代公文保密制度已成雏形。到了周朝的时候，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中央档案机构——天府成立，统治者将文书正本收藏于此，并派遣守藏史”专门负责与守护。周朝时期的另一大进步，则是为了可以辨别公文的真伪，创立了了公文的“封泥”及“用印”制度。周天子以及卿大夫在发出的公文上盖印防伪，而捆着公文书简的绳子在打结处也会粘上泥块。到了西周，还创造了用金属封缄的匮子，称“金藤之匮”，用来收藏一些最重要、最机密的档案，这也成为以后历代重要机密档案的收藏之所。这些做法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成为惯例。

秦封泥

秦汉时，公文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公文也正式地成为政府机构之间传达政令、交换信息的主要载体。在这样的背景下，秦汉两朝除了建立专门公文传递组织，还制订了相关法律，将保密制度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用法律来严格控制信息泄密。汉朝时甚至还出现了公文密级，对于机密文书即封事、合檄、飞檄，都由专人另行封送。为了保密，汉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公文的传输过程，要求接触到公文的人越少越好，明确规定了“依次传行”的公文档案传递方式。汉明帝刘庄曾对重操机要的尚书官员说“机事不密则成害”，于是汉代在任用机要人员的时候都会看中身份，也就是必须是“士子”身份，因为统治者认为“士子”更加忠于帝王而不会轻易泄密。

到了唐朝时期，已然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公文保密制度。对用印制度也是进行了严格的规范。公文经过主管长官判署、签押并经秘书人员誊写、校对后，凡应用印者，鉴印官考其差谬，然后印之。印的位置在官署或官衔落款处。唐代甚至规定“一文一印”，如果一件公文用到了两页以上的公文纸，则必须在首尾纸缝间加盖“骑缝印”。而针对盗窃文书或者私拆公文这样行为，唐朝更是设立了十分严厉的处罚条例。据《唐律疏议·卷十九·贼盗律》中规定: “诸盗制书者，徒二年。官文书，杖一百；重害文书，加一等；纸券，又加一等。另据《唐律疏议·卷二十七·杂律》中所记载，“诸私发官文书印封视书者，杖六十；制书，杖八十；若密事，各依漏泄坐减二等。最严重的，在《唐律》中记载，“诸漏泄大事应密者，绞”。

唐朝开元年间公文

宋朝时期，辽、金、元先后与宋朝开战，每个国家都用尽手段搜集宋朝的情报，因此在宋朝，信息安全的地位几乎上升到了与国家安全相关的等级。基于此，宋代仍旧对泄密者加大处罚力度，《庆元条法事类》中有记载：“诸举人程文辄雕印者，杖八十，事及敌情者，流三千里”。“诸狱四案款不连粘或不印缝者，各徒一年。有情弊者，以盗论。即藏匿弃毁拆换应架阁文书有情弊者准此”。除了对泄密者的惩罚，宋朝还奖励告发泄密者，如果告发藏匿，拆换文书属实的，案情重大的话，告发者就会得到赏钱一百贯，案情一般也会有五十贯的赏钱；告发文书收发人员违法规章，私自将文书带回家过夜的，一经查实，告发者赏钱会有五十贯。另外，宋朝还实行了印行制度，主要是禁榜示和严雕印。《庆元条法事类》等史籍中有记载，宋朝规定边防要事应当“密行下则不得榜示”；并且宋朝对有关边防政治、军事以及时事的公文都会严加控制，禁止复印，以防止外泄。宋朝的枢密院执掌“军国机务”， “出纳密令”显示出宋统治者对军事机密的控制，为后来的元明清所继承。

元代时的保密制度基本是沿袭了唐宋，规定不准将文书带回家，如果发现有盗窃文书或者擅自改动文书年月字迹的人，要受到杖刑或笞刑。元代也基本由枢密院执掌军事机密。明代时则有法律专门为文书保密制定的条例，《明律·吏律·职制》中规定: “诸衙门官吏，若与内官及近侍人员互相交结，泄漏事情，夤缘作弊，而扶同奏启者，皆斩妻、子，流二千里。明代也产生了有内阁直达皇帝的机密文书“揭贴”，随着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保密条律也是不断增补。《大明律集解》卷三规定，“凡闻知朝廷及统兵将军，调兵讨袭外蕃及收捕反逆贼机密大事，而辄漏泄于敌人者，斩。若边将报到军情重事，而漏泄者，杖一百，徒三年。”“若近侍官员漏泄机密重事予人者，斩。常事，杖一百。罢职，不叙。”而“密旨”、“密疏”，还必须要在御前密封和拆封。《明律·吏律·职制》中还规定道：“诸衙门官吏，若与内官及近侍人员互相交结，泄漏事情，夤缘作弊，而扶同奏启者，皆斩妻、子，流二千里。”

奏折匣

公文保密制度到了清朝，已经臻于完备，可以说集历朝历代之大成，已然形成了适应封建皇权高度集中体制下的系统完备的保密制度，如“实封进奏”、“廷寄”等文书保密方法，而最具代表性的，则是雍正时期兴盛的“密折制度”。密折制度的具体内容是，允许和鼓励四品以上的中央和地方官员，直接向皇帝呈递密折。雍正年间，每一个封疆大吏在上任前，皇帝都会把他叫他跟前，除了亲自训勉以外，还会给到他一个密匣，上面有两道锁，而钥匙则只有皇帝和拿匣子的大臣才会有。大臣在向皇帝呈递密折时，就会将折子放入匣子中，直接交于皇帝亲自开锁御览，批示之后再锁上密封还给上奏人，所有内容只有君臣两人知道。

另外，雍正皇帝设立了军机处，管理军事机密，办理朝廷的核心机密事件。嘉庆帝曾严令：“军机处为办理枢务、承写密旨之地，以严密为要，军机大臣传述朕旨，令章京缮写，均不应有泄漏。”机密公文在誊清后要密封呈递，在军机大臣用印密封之后交由兵部发出，底稿则要押封存记，等到事情任务完成以后才允许拆封登记档案，在这期间如果有泄露的情况，相关的章京也是要受到严厉处罚的。军机处的办公地点会派监察御史值班看守，无关人员严禁入内等等。

军机处内景

保密制度的建立是为了维护国家和统治者的利益，其目的是为了巩固统治者的地位。隋唐之前的保密制度并不完善，仅仅是一个起步。而隋唐之后，统治者将信息安全的保密放在了重要位置，从立法和制度等多个层面加强了对信息安全的保护。到了明清时期，则达到了完备的程度。虽然，在我国古代，信息传播并没有今日这样方便，但仍然会面临诸多难题，仍然有被盗取的风险，因此当今天的我们在面对网络安全时，古人的保密制度也可以适当地借鉴与学习。

本文系作者郜倍倍原创，转载请注明！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