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申：“太史公遭李陵之祸”述评（一）

無情360 2015-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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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遭李陵之祸”述评

一李陵抗旨

二李广利其人

三陵志与帝心

四李陵初战建功

五艰难的征途

六李陵之败

七李陵败后

八司马迁之对

九司马迁之罪

十司马迁之心

十一司马迁被刑

十二班固论“太史公遭李陵之祸”

十三 “为陵游说”简评

十四评司马迁的受刑

十五武帝之悔

十六陵家被灭

十七公孙敖其人

十八武帝的疑信

十九李陵之降

二十国士之风

二一买方市场之下的士人

二二李陵降后

二三匈奴与汉

二四司马迁之怨

“太史公遭李陵之祸”述评

李申

太史公司马迁因一部《史记》，千古留芳。然而对于他被处宫刑一案，却从古至今，令不少人遗憾。遗憾他不该为李陵说话，因为李陵是个背叛祖国的叛徒，至少是个变节分子。在古代，因为王允说《史记》是“谤书”，以忠孝为本的文士，也就少有人翻检此案。宋代以后，特别在近代，中国人对于变节者的痛恨，其程度是日渐加深，也就更少有人翻检此案。于是，“太史公遭李陵之祸”一事，不仅少人同情，简直成了司马迁千古难白的污点和耻辱。而李陵，则成为历史上少见的叛变投降分子的代表人物。人们一面咏叹飞将军李广，一面为李氏有李陵这样的不肖子孙感叹。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涉足于李陵、司马迁一案。所见所得，颇觉此事之蹊跷，非如常人所想。十余年间，萦心绕肺，难以释怀。近日略有余暇，愿将所见所得，贡献于世，并求正于高明。

司马迁自称他的所遭，是“李陵之祸”，所以此案须从李陵说起。而李陵是李广之孙，李陵之祸，又牵涉着李氏三代与汉朝廷，特别是武帝、卫青、霍去病这些盖世英雄的纠葛，本文也就不得不提及他们，而本文的篇幅也就无法不长了。

一李陵抗旨

李陵，字少卿，“少为侍中建章监。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武帝以为有广之风，使将八百骑，深入匈奴二千余里，过居延视地形，不见虏，还。拜为骑都尉，将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汉书·李广传》，以下简称《李广传》）

天汉二年（前99年），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出酒泉，到天山出击匈奴右贤王，并在未央宫武台殿召见李陵，让李陵为李广利押运粮草、辎重，作后勤部长。李陵没有听命，而是“叩头自请”（同上），君臣之间发生了如下对话：

（陵）曰：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向贰师军。

上曰：将恶相属邪？吾发军多，毋骑与女！

陵对：无所事骑，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

上壮而许之，因诏强弩都尉路博德将兵半道迎陵军。（《李广传》）

那么，李陵为什么“恶相属”于李广利？是李陵傲慢不驯，还是另有原因？要明白此事，只有来认识李广利其人。

二李广利其人

李广利是李夫人的哥哥，也就是汉武帝的大舅哥。

李夫人之前，武帝先是有个王夫人，美貌异常。王夫人死后，武帝十分伤悼，以为再也找不到如此美貌的夫人。谁知又来了李夫人，其容貌之美，更胜于王。而且李夫人不仅美貌，还给武帝生了个儿子。武帝的喜悦可想而知，而夫妻间的恩爱，自然也蜜甜乳融，难以尽述。然而不幸李夫人早死，武帝的伤悼也就过于往常，他亲自做了一首诗，哀悼李夫人，那词真是缠绵悱恻，令人心痛。但武帝仍然心有缺憾。为了报答李夫人的温情，武帝不仅给精通音律的李夫人之兄李延年封为协律都尉，而且时刻想着如何安排李夫人的另一哥哥李广利。

当时，听说西域大宛国有好马，武帝遂派使者携带千金及一匹金马去大宛国都贰师城换马。但大宛国不仅不给马，还杀了汉朝使者。武帝大怒。曾经出使过大宛的姚定汉说，大宛兵不经打，三千人就可以破敌。不久以前，浞野侯赵破奴曾以七百骑兵攻破了楼兰，武帝对姚定汉的判断也就深信不疑。同时，武帝也想到了如何安排李广利。

依照一般情况，往往是谁建议，谁施行。既然你姚定汉说三千人可破大宛，那么，我给你六千人，你去给我破好了。然而，武帝没有让姚去，而是派了李广利。

李广利是什么人呢？《汉书·佞幸传》载：“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音乐世家，李广利，也当是“故倡”之一，即一个乐手。一个乐手，怎么可以做将军呢？

汉家朝廷依照据说是刘邦定下的制度，无功者不侯。所以武帝不好平空给李广利一个侯爵。在这里，武帝倒是比较遵守制度。他希望李广利能马到成功，通过战功获得一个侯印，也算是他对得起自己那位过世的小夫人了。武帝也知道李广利不会打仗，为了保险，武帝“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数万人以往”（《汉书·李广利传》），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到大宛国夺取良马。

三千人就可以办成的事，现在用了数万，又加上六千骑兵，可说应该是易如反掌。然而，李广利可能是个不坏的音乐家，但作为将军，可就太无能了。他连贰师城都没有走到，“引而还。往来二岁，至敦煌，士不过十一二。”（《李广利传》）还谎报说是粮食不够，人员不足。汉朝有制度，像这样损兵折将十之八九，一点战功也没有，是要杀头的。然而武帝仅仅把他们挡在玉门关外了事：“天子闻之，大怒。使使遮玉门关：军有敢入，斩。”（《李广利传》）

就在这年夏天，浞野侯赵破奴二万人马全军覆没于匈奴。朝臣们认为匈奴才是主要敌人，建议武帝专心对付匈奴。然而武帝不听劝告，一心要让李广利立功封侯，并实行了全国总动员：

赦囚徒扞寇盗，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齎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转相奉伐宛五十余校尉。宛城中无井，汲城外流水，于是遗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而发天下七科適，及载糒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而拜习马者二人为执、驱马校尉，备破宛择取其善马云。（《李广利传》）

这真是用磐石压累卵，大宛国再不破，可就没有天理了。这次大宛国是破了，马也取回来了：

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牝牡三千余匹。（同上）

如果加上自己原有的三万匹马，那就是三万三千余匹。然而，回来了多少呢？

军还，入玉门者万余人，马千余匹。（同上）

而那五万士兵，还有不知数的“负私从者”；自己的二万九千余匹马，十万头牛，上万匹的驴和骆驼，都到哪里去了呢？这还不说从大宛又得到的良马数十匹，中马以下三千余匹。《李广利传》载：

非乏食，战死不甚多。而将吏贪，不爱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众。

人损失了八九成，牲畜损失了几乎97%。而损失的原因，并不是战事艰苦，而是将吏们的贪残，对下级和士兵的虐待！然而“天子为万里而伐，不录其过”（同上）。不仅不录其过，而且还大行封赏：封李广利为海西侯，食邑八千户。其他将士，封侯者一人，“军官吏为九卿者三人，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余人，千石以下千余人。”（同上）每个士兵也赏四万钱。

到这里，我们忍不住想把这次封赏和汉初的开国元勋们做一下对比。当年刘邦封赏，几位著名的功臣封侯情况是：曹参，万六百户；陈平，五千户；张良，万户；萧何，八千户；周勃，八千一百户；樊哙，五千户。李广利何德何能，就因为弄回几匹马，而且损失超过所得数十倍，竟然和萧丞相相同，比陈平、樊哙都高，封八千户！当然，武帝时生产发展了，户数多了，然而此时封侯的也多啊。武帝的私心，于此可见一斑。

就在这一次，武帝派李陵去迎接李广利：

数年，汉遣贰师将军伐大宛，使陵将五校兵随后。行至塞，会贰师还。上赐陵书，陵留吏士，与轻骑五百出敦煌，至盐水，迎贰师还。（《李广传》）

在迎贰师的过程中，李陵也对李广利的为人为将，有了了解。他如何肯为这样的人作后勤！

三陵志与帝心

然而，不为李广利作后勤，就要自己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腹地，王庭所在。两三年前，曾“脱手斩得小楼兰”的浞野侯赵破奴，率二万人深入匈奴腹地，被匈奴八万人包围，全军覆没，赵也做了俘虏。以五千步兵深入，无疑于羊入虎口。这就是说，李陵宁死也不愿在李广利帐下受辱。

然而事情的困难还不止此。李陵不愿为李广利打接应，路博德也不愿为李陵打接应。

路博德是老将，曾为伏波将军、邳离侯，和赵破奴一起，是票骑霍去病的两员大将。因为触犯法律，降为都尉。票骑与李氏又结怨颇深，路在其中作用如何没有记载，但他不愿为李陵打接应却出自内心。不服从命令总要有个理由，于是路上书说，现在正是秋季，匈奴马壮，不如等来年春天，和李陵共同出击。

报告上去，武帝非常不快。但他不认为是路博德使奸，却以为是李陵中道反悔，唆使路上书。于是武帝对路博德谎说，我本来是要给李陵人马的，但他说要以少击众。现在正好西河一带有匈奴兵马，你就到那里去吧。同时命令李陵，九月出发，深入匈奴人聚居地之一的东浚稽山，然后沿浞野侯的行军路线，到受降城休整。命令之后又加上一句：“所与博德言者云何？具以书对。”（《李广传》）李陵本来就没有要求来春出击，现在又遭到如此责问，于是就带着他的五千步兵，在匈奴人壮马肥的秋季，向匈奴腹地出发了。

李陵不愿为李广利做后勤，武帝指责说是“将恶相属”。路博德上书，武帝想到的却是李陵耍奸。武帝为什么对李陵如此的不信任？

五千步兵，在匈奴人壮马肥的季节，要深入匈奴腹地。而皇帝又是如此的猜忌，并且撤掉了接应。这一仗的结果如何，可说是出发之前就决定了。

使人没有料到的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陵竟然建立了军事史上罕见的奇功。

四李陵初战建功

李陵从居延出发，三十天后，到浚稽山扎营，派部下陈步乐带着出征路线图回来向武帝报告。陈步乐汇报了李陵如何得人心，士气如何高昂，武帝非常高兴，封陈步乐为郎官。

匈奴发现李陵之后，先是用三万骑兵包围了李陵：

陵至浚稽山，与单于相直，骑可三万围陵军。军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李广传》）

数量上，一比六；装备上，步兵对骑兵；态势上，是在匈奴腹地。匈奴是内线作战，就像是关起门来打狗。这样的战斗，不知有那位军事家敢说这五千步兵能够取胜。但是李陵胜了：

陵引士出营外为阵，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令曰：“闻鼓声而纵，闻金声而止。”虏见汉军少，直前就营。陵博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

匈奴败了。单于大惊，于是调集所有能够调动的力量，共有八万骑兵，包围了李陵。

也就在数年前，匈奴包围汉代名将赵破奴二万人的，也是八万人，那次使赵全军覆没，赵也被俘。这次又会如何呢？

五艰难的征途

面对八万骑兵，也就是面对16倍于己的敌人，李陵且战且走。几天以后，到了一个山谷中。由于连日作战，不少战士受了箭伤。李陵命令，挨了三箭的坐车，挨两箭的跟车走，挨一箭的继续作战。渐渐地，李陵发现士气有些不振。他想，肯定是有人带了女人。经检查，果然。当时所谓的“关东群盗”被镇压之后，群盗自然被杀，他们的妻女则被发配边疆，与这些屯边的士兵为妻。这次出征，不少士兵都带着他们的妻子。“陵搜得，皆剑斩之。”（《李广传》）在今天，特别是在那些人道主义、人权主义和女权主义者看来，这确乎太残忍了。然而在那样的条件下，这大约是拯救这支军队免于覆没的必要措施。

李陵的措施取得了立竿见影之效：“明日复战，斩首三千余级。”（《李广传》）如果要寻找这些战果的原因，那么，那些妇女们的生命，无疑是一种特殊的贡献。

又过了数日，到了一片沼泽地。匈奴人从上风纵火，李陵也纵火自救。到了一座山下，单于在山上，派自己的儿子亲自率兵攻击李陵。“陵军步斗树木间，复杀数千人。”并且又“发连弩射单于，单于下走”。（《李广传》）

如果把两次的“数千人”都以三千计，加上一次明确说的三千余，则数天之中，这五千步兵在面对16倍于己的骑兵的情况下，共消灭了匈奴一万骑兵！这就是司马迁后来在《报任安书》中所说的“所杀过当”，即杀敌的数量超过了自己战士数目一倍。而自己还保存着，还在战斗。

单于顶不住了，说，这是汉朝的精兵，我们打不下他们，他们却引着我们向汉朝边境走，是不是在什么地方埋有伏兵？但是匈奴的酋长们说，单于亲自率领数万人打几千人不能取胜，以后如何指挥别人，也使汉朝更加轻视我们。我们一定努力战斗，再走四五十里，到了平地，如果还不能取胜，我们就撤兵。

在这种情况下，李陵的处境就更加困难了。“是时陵军益急。匈奴骑多，战一日数十合，复杀伤虏二千余人。”这时，匈奴决定撤兵了。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军中出了叛徒：“会陵军候管敢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以上均见《李广传》）校尉是李陵的副将韩延年。这个管敢，因为个人的私怨，在关键的时刻不仅投降了匈奴，而且供出了汉军的实情。管敢告诉匈奴人说，无人为李陵打接应，只要多用箭射击，一定能消灭李陵。

汉朝君臣不和，叛徒又供出了实情，于是李陵失败了。

六李陵之败

在叛徒管敢的指引下，匈奴发起了对李陵的总攻。而李陵的困难也到了极点：

陵居谷中，虏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汉军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万矢皆尽。即弃车去，士尚三千余人。

也就是说，李陵所带的五千步兵，在八万骑兵的包围之下，边打边撤，转战数千里，相斗十余日，每天不可能做饭，晚上就在野地露营，战士们饥寒交迫，在消灭敌人至少一万二千余名之后，自己还有三千余人，就是说，损失才一千余人。用现在经济学上的投入、产出比计算，即投入为一，产出为六至十。也就是说，我方牺牲一名，换来了敌方六名到十名。双方在古今中外以少胜多的战史上，不知还有几起可以与此比美。而且，他们的武器也全部损坏了：

（弃车以后），徒斩车辐而持之，军吏持尺刀，抵山入狭谷。单于遮其后，乘隅下垒石，士卒多死，不得行。

一路上，都是敌人在山上，而陵军在山下。因为陵军是步兵，根本无法和敌人比速度，抢地形。而谁都知道，所谓“居高临下，势如破竹”。这就给本来已经极度艰难的陵军又增加了一层艰难。事情到了最后关头，这些疲惫不堪又赤手空拳的士兵，已经没有了作战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李陵决定一人去找单于拼命：

昏后，陵便衣独步出营，止左右：“毋随我，丈夫一取单于耳！”良久，陵还，大息曰：“兵败，死矣。”

这最后的努力也失败了。李陵和部下有如下对话，并且做了如下准备：

军吏或曰：将军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后求道径还归，如浞野侯为虏所得，后亡还，天子客遇之，况于将军乎！

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壮士也。

于是尽斩旌旗，及珍宝埋地中。陵叹曰：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今无兵复战，天明坐受缚矣。各鸟兽散，犹有得脱归报天子者。

令军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期至遮虏鄣者相待。夜半时，击鼓起士，鼓不鸣。

武器打坏了，鼓也击破了。古今中外，有几支军队曾经战斗到如此惨烈的程度！

在突围的过程中，李陵做了俘虏：

陵与韩延年俱上马，壮士从者十余人。虏骑数千追之，韩延年战死。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军人分散，脱至塞者四百余人。（以上引文均见《李广传》）

李陵失败的地方，离汉朝边境很近：“陵败处去塞百余里，边塞以闻”。这时候，假如有一支汉兵出现，匈奴就会如惊弓之鸟，叛徒管敢的话就会破灭，李陵就能获救，汉朝就可以又添一辉煌战绩，增一员古今罕匹的良将。然而武帝要的是李陵战死：“帝欲陵死战”，所以不发救兵！

不论后人如何评价这场战事，唐朝的诗人还是肠迴心伤、满腔哀怨地为李陵的五千人歌唱：

誓扫匈奴不顾身，

五千貂锦丧胡尘，

可怜无定河边骨，

犹是春闺梦里人。

七李陵败后

在李陵和匈奴艰苦战斗的时候，他的战绩引来了满朝文武的赞叹：“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寿”（司马迁《报任安书》），庆贺汉朝有如此良将。然而李陵战败的消息传来，“群臣皆罪陵”（《李广传》）。

刚才还是众口一词地称赞，现在又全都改成了指责。怎么办呢？表彰是不行了，可是如果降罪，又降什么罪呢？要知道，刚才还被称赞为英雄呢。而且，李陵确实消灭了远远超过自己战士数量的敌人。

作为一代英主明君，汉武帝此时还没有乱了方寸，他要首先弄清情况。到前方调查是不可能的，李陵已经战败。于是，他找来了相面术士：

上欲陵死战，召陵母及妇，使相者视之，无死丧色。（《李广传》）

李陵远在数千里外苦战，在家的老母少妇又怎能知晓李陵的消息，如何能有死丧色！然而，当时的人们，包括武帝，却相信相面，相信什么亲人之间，一气相通，彼此的情况，都会相互感应。假如李陵战死，他母亲和妻子的脸上就会表现出死丧之色。这就是相面术的所谓根据。

对于武帝来说，他关心的不是李陵的胜败，因为情况非常明显，或者说，李陵出兵之前武帝就知道了，李陵必败无疑。武帝所关心的，是李陵的死活。依武帝的设想，是李陵在鏖战之后死去，无论是被匈奴人杀死，还是他自杀，都可以。那样，武帝的面子就能保全，李陵也会做一个英雄，不仅会继续得到称赞；说不了，还会有许多旌表的行为！谁想到，经过相面，陵母、陵妻脸上竟“无死丧色”。“无死丧色”，就是说，李陵还没死！没死，这就违背了武帝的意志，已经引起了武帝的不满。没死，而且也没有回来，那么，肯定是做了匈奴人的俘虏。武帝的不满在增长。不久，李陵被俘的消息传来，于是，“上怒甚”（《李广传》），并且由此引出了司马迁。

八司马迁之对

武帝毕竟是历史上少有的雄才大略的明君。他对李陵的态度，主要是起于私心。然而，他又是一国之君。从君主的立场来说，他又何尝不想有一良将替他守卫四方。在个人私心和国家公义的矛盾之中，一面使他对李陵未按自己安排去死表现出极端的愤怒，一面又对“皆罪陵”的意见不能放心。他知道，这众口一词的意见不过是因为他发了怒，因而难能是正确的。他希望有人能够讲句实话，给自己找一个台阶，寻一种说法，排解一点心中的忧闷，使自己多少得到一些安慰。不过，“皆罪陵”的群臣们不能满足这种需要，他们讲不出实话，也提供不了什么说法。在这种情况下，他找到了司马迁：

群臣皆罪陵，上以问太史令司马迁。（《李广传》）。

太史令，职六百石。虽然司马迁说自己“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报任安书》），不免有哀怨牢骚在内。然而外国有人说他是个部长，也实在是不甚了情。举一例足以说明。依《汉书·百官公卿表》，则大县县令职奉千石，小县县令职六百石。司马迁的级别，一个小县令而已。更重要的是，这个官职，“不治民”（《太史公自序》），也没有言责，即没有进言的权力。进言者是大夫，“大夫掌论议”（《汉书·百官公卿表》）。高于大夫的公卿之类，自然也可论议。但太史令不行，他没有说话的资格。武帝要这没有说话资格的人说话，真是汉家朝廷空无人了。

然而此事对于司马迁来说，却是一个尽忠报主的良机，于是，“迁盛言”，即慷慨陈词了：

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糵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天下。彼之不死，宜于得当以报汉也。（《李广传》）

司马迁这一番话，可说是字字金玉，句句良言。孝悌忠信，是儒教最基本的道德原则。依儒家学说，一个在家孝悌的人，在外也一定是忠臣。司马迁从李陵平素的为人，判断他的所谓投降，不过是要学浞野侯赵破奴，在寻找立功报汉的时机。再说，李陵在兵力如此悬殊、处境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杀敌过当，使匈奴丧胆，直到赤手空拳和敌人搏斗。即使李陵真的投降，单凭这样的战绩，也足以报答汉朝，而武帝也尽可以得到安慰了。

假如没有其他因素，司马迁这番话，的确应该使武帝宽慰。然而谁都没有料到的是，武帝从中听到的不是司马迁对自己的忠诚，却是司马迁对自己的诽谤！而司马迁，不仅没有能够宽慰武帝，反而惹得武帝更加愤怒，而自己也因此蒙受了千古不白之冤。

九司马迁之罪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李陵既已变节投敌，司马迁又要为李陵辩护，所以司马迁的被刑，即或不说他罪有应得，至少也是咎由自取。依据此说，则司马迁犯的是“为变节分子辩护罪”。然而，当时给司马迁定的却不是这样的罪。《李广传》载：

上以迁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

司马迁自己是这样叙述的：

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报任安书》）

沮，毁坏。此处就是诋毁。诬，诬蔑，也是诋毁。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诽谤罪。为什么司马迁说了那样一番话就是诽谤贰师呢？因为这次李广利又损兵折将了：

其明年，汉使贰师将军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首虏万余级而还。匈奴大围贰师，几不得脱，汉兵物故什六七。（《汉书·匈奴传》）

这里说的“明年”，就是天汉二年。“出酒泉”，就是要李陵给他作后勤的这一次。李陵没有给他作后勤，他损兵折将了。“将三万骑”，消灭了人家一万，自己损失二万。而李陵“将步兵五千人”，“所杀伤万余人”（《汉书·匈奴传》）。这是一个事实。如果将二者加以对比，则孰优孰劣也就一目了然。可是司马迁提到李陵的功劳，只是要宽慰武帝：国家有如此良将，岂非皇上的光荣！他哪里想到要去做这种对比！又为何要去存心“沮贰师”、诬皇上呢？然而李陵这次兵败，起因就是与贰师的关系。李陵不愿为贰师作后勤，就是瞧不上贰师。战役的结果，也证明了李陵的瞧不上是正确的：贰师将军李广利确实是无能之辈。司马迁是未必要作这种对比，但提起李陵的功劳，武帝就不可能不作这种对比。对比的结果自然是，贰师无能，武帝用人不当。影射贰师无能就是“沮”，影射武帝用人不当就是“诬”。而且武帝对于李广利，还不仅是一般的用人不当，而是明知其无能还要重用，甚至不惜用数以千万计的战士的生命和鲜血去让李广利换一个侯爵。而武帝之所以如此不惜血本，归根到底不过是为了报答李夫人的那段儿女私情。司马迁只知为皇上分忧，求事理公正，哪里想到他的话戳到了武帝心中那最隐秘的私心和痛处。

对于司马迁来说，他又不能不如此说。武帝要他应对，就是要他说出应该如何看待李陵的兵败和被俘。而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就不能不从考察李陵的为人来推测他不死的原因，也不能不对李陵所从事的整个战役做出总的评价。而无论是李陵的为人还是这场战事，司马迁的评价都是正确的。而且司马迁也不是完全没有分寸，比如他始终没敢说李陵的失败是由于“救兵不至”。然而在武帝看来，您司马迁赞扬李陵，赞扬陵军如何英勇，最后竟然失败了。这分明就是认为错在皇帝不发救兵。因此，就是“诬上”。

这样的罪名能否成立，尚在其次。重要的是，当时给司马迁定的罪名是“沮贰师”，“诬上”。“为陵游说”，不过是沮、诬的手段。并且，司马迁的那番话，也不是因为皇帝要处置李陵，他冒死进谏，为李陵辩护。而是因为皇上召对，他在众口一词怪罪李陵的情况下，发表了自己与众不同的见解。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在讨论如何看待李陵被俘未死这个问题上的发言。既然让大家发言，那就可能各种意见都有。皇上您可以不采纳，但却应该实行言者无罪。倘不如此，以后还有谁敢讲话，谁愿讲话！

然而司马迁获罪了，而且获的是重罪：腐刑。如果说屈原的忠而获咎值得同情，那么，司马迁以直言、忠言获罪，就只能引起我们的义愤和痛心！如果不如此看待，却归咎于司马迁，认为他不该替李陵说话，甚至进一步认为他罪有应得，咎由自取，那就是是非不分，黑白不辨了，就是认可那些“皆罪陵”的群臣是正确的，认可不讲实话，只求“全躯保妻子”是正确的了！

十司马迁之心

司马迁与武帝的关系，是历代史学家的热门话题。武帝给司马迁定的是“诽谤”罪，东汉王允就说《史记》是“谤书”，即司马迁写《史记》是由于怨恨武帝，借修史泄愤。近现代也有一些人根据《史记》中的一些记载，去证明司马迁讽刺汉家，讽刺武帝。依据这样的描述，则司马迁就是一个将个人私怨掺进历史著述的小肚鸡肠的学者，而《史记》也就是掺杂着私怨私愤的著作。

这些说法，不仅关系着对司马迁个人品质的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史记》的“实录”性质。因此，我们还不得不就这个问题说上几句。

司马迁《报任安书》道，他与李陵“俱居门下”，然而“素非相善”。他们“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他之所以认为李陵之降不是变节，是因为他对李陵平素的观察。而他之所以要把自己的见解说出来，只是想为武帝分忧：

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悽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

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旨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

忠于君主，是臣子的本份，也是为人称颂的美德。司马迁是汉朝的臣子，也把为君主分忧看作自己的义务和责任。所以当他看到武帝为李陵事寝食不安时，“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乃是感情的自然流露，“怀欲陈之”，也是忠臣的事君之道。而从他所陈之词的条理和深度，也可见他对此事的意见确实是反复思忖的结果。他的目的，乃是为武帝宽心，并且驳斥那些趁机报复的人们。这样的忠诚，也是他平素的畜积所致：

仆少负不羈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报任安书》）

在古代社会，无论是才能如何高，功劳如何大，都要把职位的获得看作是皇上的恩赐。别人如此，司马迁也是如此。他把自己“得奉薄技”看作是皇上的恩惠，所以日夜想着如何尽职尽责，以报答皇上。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司马迁对一个将要被处死刑的朋友所说的肺腹之言，同样也找不到司马迁要“沮贰师”、“为李陵游说”的动机。更找不到他要“诬上”的动机。也就是说，司马迁对待汉家天子，是忠诚的。虽然直到他写《报任安书》，甚至直到临终，他对自己遭李陵之祸都耿耿于怀，并且坚持着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也是直到最后，仍然是汉家的忠臣。他只是伤悼自己的不幸，痛心主上的不明，却没有改变他对皇上的忠诚。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思想和情感，都大体与屈原相同，却没有像屈原那样悲愤自杀，因为他还有自己的事要做。他要把自己要写的书写完。

古代史官的职责，就是实录应该记载的大事，而无论当事人对这样记载是否满意。因此，评价一部史书的优劣，主要是看它记载是否属实，并且该记的是否遗漏，不该记的是否蛇足。和后代的史书相比较，《史记》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做得最好的。

对于《史记》所载的史实，人们往往根据自己当时的理解，把自认为是不利于汉家的言论说成是司马迁有意讽刺，这不过是汉代王允“谤书”论的翻版。这种说法，不论是为了抬高还是为了贬低司马迁，其对司马迁的诬罔，则是一样的。

如果不是怀有偏见，那么就应该承认，司马迁的为人，和他的为文一样，都同样的伟大。

然而，司马迁受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