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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学 | 曹旅宁:永芳堂读书记

2015-05-24  真友书屋

广州中山大学永芳堂


文/曹旅宁 学者,广州


美国诗人爱默生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一所学校就像一个变长的人影。”广州中山大学原址,在今天华南理工大学的五山校区。校区中的琉璃瓦仿古建筑、上山时所见自左至右镌刻着“国立中山大学”的汉白玉牌坊,便是当年的遗存。今天的中山大学康乐园校区则是私立岭南大学的旧址,1952年院系调整,私立及教会大学取消,中山大学便搬到了此地。校内一泻千里的大草坪,还有琉璃瓦的办公大楼、黑石屋招待所、怀士堂小礼堂、广寒宫女生宿舍还大体保持原样,康乐园西边的公墓依旧保留着,传教士手植的竹园依旧青翠幽深。


我十几年前跟随张荣芳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的历史系,其所在地永芳堂却是全新的一座建筑,是由香港著名实业家姚美良先生捐建的,堪称全国最具贵族气派的历史系。沿着陡峭的楼梯向上攀爬,才能到达“永芳堂”匾额下的正门,有着纪念堂般的庄严肃穆,门前广场上,近代史上的十八先贤铜像分列两边,象征着历史系研究的重点学科中国近代史,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从洪秀全到孙中山一段的近代革命史。




永芳堂外十八先贤雕塑


人们常说,历史系是中山大学的沙龙,没有这样一个系,中山大学便少了贵族气派。其实,真正完全的贵族气派,要算是中文系搞古文字的先生们。听李龙章学长说,商承祚先生从不上课,一个月与同学喝一次茶,他带的学生,除了改行的都成了才。商先生每周末都穿着背带裤、棕色皮鞋,步出中大西门,到南园酒家喝茶,这里的匾额都是请他题写的。余生也晚!只在中大图书馆期刊室看到过《中国史研究》一九七九年合订本上商承祚先生的亲笔借书签名。曾宪通先生府上则因送答辩论文《秦律考辩》去过一次,家具考究,墙上悬挂着容庚先生的钟鼎文立轴,客厅里一个偌大的水族缸,几尾金鱼,悠闲地游弋着,高几上一只白色的波斯猫打着盹。曾先生浑厚的男中音,说话温文尔雅、不紧不慢,“搞我们这门学问,是很花钱的,书都是很贵的!”我请教曾先生七十年代参与整理睡虎地秦简时的情景。曾先生说,“墨迹如新,就像昨天写上去的!”


永芳堂里,除了陈寅恪先生这样一座丰碑外,最吸引人之处在于它整整一层的藏书楼。分为图书及杂志两部分。此外还有一间现刊阅览室,一间近代中国研究中心资料室。由于历史系名家辈出,身后藏书及与他们治学相关的书籍杂志多半集中到此,确有蔚为大观之感。


随便举几个例子吧。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专刊便是岑仲勉先生的旧藏,有的还有岑先生用铅笔写的题记。据说,图书馆大馆岑先生的手稿放满了一只大木箱,里面还有一部俄国拉施德《突厥方言字典》抄本,是岑先生一笔一划手抄的。借了一部《释名疏证》,上面便有刘节先生的藏书印。六十年代曾有阶级斗争为社会发展动力之说。刘先生所出试题中竟然有:“请举例说明无阶级的原始社会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三十年代由叶恭绰发起影印的宋碛沙藏《大唐西域记》,竟然是周连宽先生撰写《大唐西域记史地丛稿》时依据的底本,书后卡片上有周连宽先生连续的借书签名。当年北京中华书局搞《大唐西域记校注》,邀请周先生参加,周先生没有参加,只是说:“他们搞他们的,我们搞我们的!”姜伯勤先生以研究敦煌学擅名,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睡虎地秦墓竹简》、高敏先生《云梦秦简初探》的借书卡上却有姜先生长期借读的签名。有一次在阅览室,见到姜先生独自一人,正在临摹《文物》杂志所刊西安安伽墓葬石刻插图,记得当时姜先生还与我谈了一会闲天。


至于图书室深处杂乱的书架上,除了同治年间金陵书局刊刻的正史零种,傅斯年申请中研院院士的《性命古训》上海商务线装本、《辅仁学志》所载陈垣《清初僧诤记》抽印本、江绍原《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朴社初印本、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大公报社初印本,随处可见。借了一部史语所前辈劳干《居延汉简释文》石印本,居然编有该书印制的序号。陈寅恪先生手编的高等学校交流讲义《两晋南北朝史》油印本竟然摆放在阅览室的书柜里。只有蒋天枢先生赠与陈寅恪先生的明嘉靖袁褧刻本《世说新语》有目无书,阅览室的老师说,这是善本,不能随便借阅。毕业后不几年,中大机构改革,院系资料室一律取消,藏书归大库,我才有幸在图书馆古籍部借阅并写了一篇题跋,发表在北京大学主办的《中国典籍与文化》杂志上。


外文书中最著名的,要算是荷兰莱顿大学所编的《通报》、日本京都大学所编《东方学报》。佛教史的日文书也相当多,有许多姜先生在撰写《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一书时已经引用。日本法制史学者中田熏全集(国图都没有)、仁井田升《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分册。后来我在法学院及图书馆大库找全了《中国法制史研究》其他分册。还有仁井田升《唐令拾遗》,曾获得日本最高学术奖——学士院赏。姜先生曾说:“中大就好比一个大户人家,仔细搜寻,还是能找出一些宝贝来的。”如从敦煌研究院来此随姜先生读书的王惠民学长,就在大库找到了斯坦因西域考古报告,还是朱家骅二十年代就任中山大学地质系主任时从欧洲买回来的。此外,历史系资料室还保留了研究性大学的一个传统,师生借书不设时限,这对读书人来说是颇为惬意的一件事。


博士研究生的本旨,是要自修、自学、自己读书。我在中大读了三年书,除了英语、日语、讲座课以及中大法学院选听的几门课外,专业课只听过张先生为本科生开设的《史记研究》一门课的头几节,绝大多数时间是围绕着自己的选题秦汉法制史研究读书。历史系的先生,虽然一般不大喜欢上课,但领略其风采,领教其学问的机会还是不少。博士研究生开题报告、论文答辩便是绝佳的场合。诸位先生尽显其书生本色,学问底蕴,嬉笑怒骂,当头棒喝,妙语连珠,不一而足。其中胡守为先生、姜伯勤先生、蔡鸿生先生、林悟殊先生的耳提面命,令后学小子受益匪浅。这也就是中大历史系能与北大、武大、复旦比肩而立的秘诀所在。三年下来,十几场这样的训练,给人的印象至深。学问是怎样炼成的?是现在报端新闻中常用的一个词。但真正如何炼成的?不在永芳堂聆听过这些报告,恐怕永远无法真正体会学术是怎样炼成的!


历史系的先生,潜心学术,不问外务,长寿者便大有人在。最著名的便是以研究孙中山著称的陈锡祺先生,九十七岁高龄仙逝。我刚入校时系里召开迎新会,邱捷主任说自己到系里读研究生时去拜会陈先生,陈先生还以糖果招待他,由此可见陈先生辈分之高了。九十三岁高龄去世的蒋相泽先生,小个子,我曾看到他常常到历史系看书,自己爬上二层楼,走到办公室里去。蒋先生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义和团研究的,后来则从事中美关系史研究。


我在永芳堂读书期间,中大将博士生政治课改由学校各学科有代表性的学者开讲座。姜伯勤、张海山、林家有等先生都开过讲座。记得姜先生在《范式与创新——贡布里希图像学理论》讲座的课上说:“我来康乐园五十年了,颇有故园之感!年轻时在康乐园的风雨操场,聆听少女俞丽拿演奏小提琴独奏曲梁祝,三十年后在全国政协会上重逢,已白发苍苍了。”言下不胜唏嘘!学校一位六十年代留学莫斯科大学的李先生主讲苏共理论与实践演进的讲座,当时给人印象深刻。还有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起因等实事评述,也都给学生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此外,当时中山大学历史系有些年轻老师访学牛津、剑桥归来,有感于中大校园的古木参天,对研究生说:“实在写不出论文的时候,可以在半夜起来,点起蜡烛,到校园里走一走,灵感就会来了!”


前几年在永芳堂召开陈垣先生诞辰纪念学术研讨会,我有幸参加,回到阔别多年的永芳堂。一进门,便见到一尊陈寅恪先生半身铜像,是历史系七七、七八级学长捐建的,颇有一点北京顾炎武祠的气氛。只是“永芳堂”内昔日那整整一层的藏书及期刊,都归了图书馆大库,一排排房间变得空荡荡的,有些书现在要找来用,恐怕不那么方便了。昔日的老师,与会的姜伯勤先生坐着轮椅,胡守为先生、蔡鸿生先生、张荣芳先生须发更白了。永芳堂内有许多年轻人,面容已经不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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