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书法为小道的书法家

当代作家王朔那篇《关于知知识分子》的文章写到：“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一些‘大腕’混得跟个破落贵族似的，把自己经营的那一亩三分地想像成一个大庄园，每个新到者都就座表示对他们的尊敬，如果你不表示或者干脆不去，在其它地方开一块其它的地，盖一间自己的房子，他们就看着别扭。”实际上，现在的书法界又何尝不是这样？对“权威”“名家”的肉麻的吹捧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故意将书法艺术描绘得神秘莫测，艰涩诘曲，让新来的人望而却步。甚至抖抖索索，乃是一些“道学家”的真正目的。
    让我们翻看一下中国古代书法史，会发现古代人的心态比我们要好得多，古代的不少书法家却恰恰认为书法乃是“小道”，没有要耗太大的精力，更没有必要故弄玄虚。书法到底是小道还是大道？我想这不是应该争论的重点，关键是我们可以从古人对待书法的那种态度上获得深刻的启示。
     一、北齐颜之推认为“此艺不须过精”
颜之推是北齐大儒，又是一位书法评论家。《北齐书》本传上说他“工尺牍，兼善文字”，他先仕梁，后投奔北齐，官至黄门侍郎、平原太守。齐亡又入周，后又仕于隋。颜大概活了六十四岁，却历变其主而屡得器重，可以说跟他一生推崇儒学，提倡经世致用的之学有关。他留给后人的《颜氏家训》便恪守儒家思想的立场，意在“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在《颜氏家训》杂艺篇中他这样写道：“真草书迹，微须留意……吾幼承门业，加性爱重，所见法书亦多，而玩习功夫颇至，遂不能佳者，良由无分故也。然而此艺不须过精。夫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韦仲将遗戒，深有以也”其意很明显：他早年很爱书法，且下了不少功夫，但由于时间有限，书不能佳。不过收法不必要太精，稍稍了解一点即可。那么，颜氏为何认为“此艺不必太精”呢？概而言之有三：
     第一、书法跟儒家教义与经世致用的大学问比起来，仅是一门小技而已。此观点正如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而颜氏也将书法列于杂艺一门中。
     第二、不少人因精于书艺反为声名所累。甚至列举韦仲将梯上题字而须发尽白的例子来告诫人们。宋明帝在《文章志》中云：“魏时起凌云阁，忘题榜，乃使韦仲将悬梯上题之，比下，须发尽白，裁余气息，还语子弟云‘宜绝楷法’”用今天的话说即是“能者多劳”，但这也带来了不少麻烦。王羲之、萧子云、王褒三人的才学皆为书名所累。
     第三、有不人完全以书名为博取名利的手段。这在当时也是有所指的。如《北齐王》云：“张景仁者，济北人也。幼孤家贫，以学书为业，遂工草隶……世宗并引为宾客。”
    二、东汉赵壹认为“此非所以弘道兴世”
    赵壹，东汉人，性情狷狂，大胆直率。《后汉书》云“身长九尺，美须豪眉，望之甚伟，而恃才倨傲，为乡党所摈。”他的《刺世疾邪赋》将矛头直指当政权贵，针砭时弊，可见其胆魄。他对草书的责难也就可以看出他对书法的态度了。他对草书责难，原因有五：
    第一、草书起源“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江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他也同颜氏一样，以儒学经典为评判草书的最高标准。认为人们过分看重草书是“不务正业”
    第二、不少人因书废道。《非草书》中写道“余郡士有梁孔达，姜孟颖者，皆当世之彦哲之辈也，然慕张生之草书过于希孔、颜焉”赵壹认为梁孔之辈是“背经而趋俗”，不是“弘道兴世”，并奉劝世人应致力于儒家经典，崇尚孔子、颜渊学说。
    第三、人们习草书有乖草书尚简的本义。“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此言直指张芝“匆匆不暇草书”
    第四、他认为学书需要悟性，并非人人都能学好。“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可强为哉？”
第五、他将书道看作是“伎艺之细者”，“乡邑不以此效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他认为对国家建设大业无用。
    三、东汉蔡邕的“书画辞赋，才之小者”论
    蔡邕跟赵壹是同时代人。两人为人、治学、及对书法的态度有不少相似之处。蔡邕一生命途多舛，大家都有所了解，在此不再赘述。他是东汉大学问家，博通经史，天文术数之学，善赋辞，精音乐，工篆隶。其对书法认识比赵壹更为深刻，如他的《九势》，《笔论》便是书论名作。因此，他认为“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则更有说服力。其这一认识基于以下几点：
     第一、他看到了由灵帝设立，被宦官把持的鸿都门学里有一大批工尺牍鸟篆而品行低俗之士。《后汉书蔡邕传》里记载：“初，帝好学……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以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趋势之徒，并侍判鸿都门下，熹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由此能引发了他对书法的一番非议：“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事，未有其能。”
     第二、蔡邕自己多才多艺，胸怀国家大计。他从儒家经训出发，认为“君子固当志其大者。
第三、间接原因：在政治上跟鸿都门学中宦官集团的分歧。他自己倾向于太学里面的清流党士大夫们，且最推崇太学首领郭太的为人，并亲自为其撰写过碑文。“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
      四、唐太宗和孙过庭认为“书学小道”
     太宗以戎马得天下,作为一国之君,他吸取隋灭亡的教训,提倡文艺须有益于政教。他在论书中说，：“书学小道，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之耻。”太宗把书法作为一种身心调节的手段。公务之暇，偶一为之，实一乐事。实际，太宗自己是对书法有很深的感情的，也有很深的研究。只是借此告诫自己和群臣。他对王羲之书法的热爱，可用痴迷来形容也不为过。他自己写《晋祠铭》则首创了书法史上以行书勒碑之风.他提出的五笔执笔法，更为后世广泛运用。唐代宗的言行，不失为明智之举。一方面，他贬书法戏艺术为小道，另一方面也并不排斥那些对书法艺术有真正禀性的艺术家，对虞、褚、薛、欧初唐四大家的推举便是一例。这就是既维护了书法艺术的健康的发展，又不致因盲目崇尚而耽误经国之大业。
      孙过庭对书法的评价可谓最为中肯。“然君子立身，务修其本。扬雄谓诗赋小道，壮夫不为。况复溺思毫里，沦精翰这趣，好异尚奇之士，玩体势之多方，穷微测妙之夫，得推移之奥赜。著述者糟粕，藻鉴者挹其精华。”孙氏不仅认为“书为小道”，且对溺于垂钓，迷于棋道者以标榜名节者不诮。
      五、刘禹锡和柳宗元的“末艺论”
      刘柳二人皆以诗文著长称，以写一手好字。晚年二人常以诗文唱和讨论书法。他们大体上继承了孙氏的观点，将书法看作是“末艺”。
刘氏认为书法是“居三德（至、敏、孝）之后，而士必游之也；居数之上，而六艺之一也。他回答别人提问时说；“吾始欲求中道耳，子宁以尚之之弊规我欤？道德且不可尚，矧由道以下者哉？”其意是说，说任何事情都有有“物及必返的时候，美德至道也不例外，何况一技之书法。”因而他认为书法应在“文章之下，六博之上”
     柳氏则言：“对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遒密以为能，不亦外乎？吾子所言道，匪辞而书其可望于仆，亦匪辞而书，是不亦去物之道逾以远乎？”虽如此，然柳宗元自己对书法有极深的研究和感情的。在求道不能的绝望状态下，寄情书法以自娱。他对柳公权的书法也作过深入的研究，并十分赞赏其“心正则笔正”的观点。
     六、欧阳修和苏轼的“可寓意而不可留意”
     欧苏二人皆为宋代著名的大文豪。欧晚年留意书学，常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苏一生经历坎坷，过着贬谪流放的生活，书法更是他借以排遣郁闷的一剂良药。欧认为书法可“乐其心”，苏认为书法“可寓意而不可留意”。
欧《试笔》中有几则学书札记：学书为乐，学书消日。其中有言：“明窗几净，笔砚纸墨，皆极为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余晚年知此趣，恨字体不工，不能到古人佳处，若以为乐，则自是有余。”“自少所喜事多矣。中年以来，渐已废去……其愈久益深而不厌者，书也。至于学书，为于不倦时，往往可以消日。” 《试笔学书工拙》也说：“每书字，常自嫌其不佳，而见者或称其可取。常有初不自喜，隔数日见之，颇若有可爱者。然此初欲寓其心以消日，何用计较其工拙，而区区于此遂成一役之劳，岂非人心弊于好胜邪！”这就与苏轼的“可寓意不可留意”颇有相通之处。
     苏轼的思想熔儒、释、道于一炉，其书法理论主要体现了崇尚自然的老庄思想，宋人“尚意”书风的端肇便出于此。
     老庄要求绝对自由的思想于理念对其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他强调作书时要了无挂碍，抛开一切法度的制约，如其诗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并大胆提出了“书出无意于佳乃佳”的主张。清代石涛的“无法而法，乃为佳法”显然也受其影响。其实苏轼“不重法”另有一因。那便是他除了书法外，还需大量的时间来写文章、读书、作画，甚至关心他的政治。而这此在他看来，比书法要重要得多，但他又不甘在书法方面无所成就，若依唐人的作楷书的规则作书，是不会有所出路的，惟一的办法就是“另辟蹊径”，由此观之，苏更是一位聪明的学习者。
    “可寓意而不可留意”的主张更详尽者可见《宝绘堂记》：“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画。”
     苏认为对任何事物不能过于迷恋，应取其超然物外的态度。书画最适文人“寓意”的一种方式，可以激发人的兴趣，使人感到愉快同时，又不致于过于沉溺而失人之体性。
     七、明黄道周直言“作书是学问中第七八乘事”
黄道周明末清初大儒，标榜名节，其坚贞不屈的正气可与唐颜真卿媲美。他学问渊博，工书善画，真草隶皆擅，行草书更是自创一格，对后世产生了得要影响。
黄一生志于经国大业，因而他对书法并不看重。视为小道。其《书品论》言：“作书是学问中第七、八乘事，切勿以此关心，王逸少品格在茂宏，安石之间，为雅好临池，声实具掩，余素不喜此业……人读书先要问他所学何学，次要问他所志何志，然后渊澜经史，波及百氏，如写字画绢，乃鸿都小生孟浪所为，岂宜以此溷于长者。”
    览其言：意有三：一为书为小道。二为不宜多攻。三学要有志。
然则黄虽对书法极力诟责，他自己却是在书法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他那边连绵丰韵的行草作品倾倒了难以数计的后学之士。何哉？真正的思想者往往表现于“自己已站在高山之巅，而又感慨高山的渺小。”
    以上介绍了近十位视书法为小道的书法家，他们对书法的态度对我们今天学习书法不无启迪作用。
首先，他们自己本身就是善书者，对书道非常内行，有的还是书法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视书法为小道是建立在自己的切身感受之上的。
    其次，所有视书法为小道者均有广博的知识，往往打通了中国文化的血脉，以经世致用的儒家思想来评论书艺。这也说明真正的艺家也是关心国计民生，积极入世的“凡人”，并非不识人间烟火的“假圣人”。
    最后，他们并非完全否定书法的价值。大都以为作书有益娱情乐心，或可由技而进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