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博大精深在于医易同源

    中医的博大精深在于医易同源
《易经》、《易传》是不是中医学的直接理论渊源？《易经》产生后直到隋唐以前，在此长达一千六百多年的时间内，对医学有无影响？
亳无疑义，从明末始，中医将医理放入《周易》之中，认为中医必须通晓《周易》，始为许多医家的认识和主张。隋唐后“医易会通”，而隋唐前，《黄帝内经》与《周易》有何关系呢？答案肯定是有的。
《易传》作者和年代，《史记》、《汉书》等均认为是春秋时代孔子所作，宋代欧阳修《易童子问》始疑《系辞》为孔子作，清代崔述进而疑《彖》、《象》为孔子作。近现代大多数学者以为“十翼”均非孔子所作。
但是，有人以为《易传》确为孔子所作。随着马王堆帛书本《周易》的出土与考释，当代学者中赞成《易传》为孔子所述、门人整理者有所增加。
其成书年代有战国说、战国初年说、战国末年说、秦汉之际说几种。郭沫若认为：《说卦》、《序卦》、《杂卦》是秦以前作品；《彖》、《系辞》、《文言》是秦时荀子门徒所作。《象》又在《彖》之后。李镜池认为：《彖》、《象》在秦汉间，《系辞》、《文言》在汉昭、宣之间，《说卦》、《序卦》、《杂卦》在昭、宣之后，宣、元之间。张岱年认为：《易大传》的年代应在老子之后，庄子以前，其中《系辞》是战国中后期作品，《象》较《彖》稍晚。
多数学者虽然对各篇形成的具体年代有不同意见，但却认为《易传》从整体上看成书于战国时代。
《黄帝内经》成书年代，有战国说、西汉说、东汉说等。主战国说者如北宋程颢《二程全书》、明代方以智《通雅》、清代魏荔彤《伤寒论本义》等，均否定《黄帝内经》为上古黄帝手笔，而主张为战国时期成书，现代学者任应秋将《内经》的内容与战国时代的《周礼》相比较，将《素问》的韵文文体与先秦的韵文文体相比较，认为《内经》为战国时成书。主西汉说者，大多从《内经》的语言风格上进行推断。如宋代聂吉甫认为是西汉初淮南王刘安所作，明代吕复认为《内经》的学术思想虽出自先秦战国，但其文字成书则为西汉学者所为。现代有学者认为《素问·上古天真论》中“昔在黄帝……成而登天”一段文字，为引用自《史记·五帝本纪》及《大戴礼·五常德》，故其成书当在司马迁之后。也有学者根据字义进行推断，如“豆”字在先秦为盛物工具，而《内经》“豆”字均为“豆子”义，故《内经》成书年代主要在汉代。主东汉说者，主要依据1973年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和《足臂十一脉灸经》，认为《内经》晚于这两篇西汉的帛书，故形成于东汉。
博主认同西汉说，并认为《黄帝内经》可能成书于汉武帝之后。虽然《黄帝内经》非一人一时所作，是战国先秦至西汉的医学总汇，但最后的成书是在西汉，有的篇目如“七篇大论”可能出现在东汉甚至更晚。
由此可见，《易经》的成书早于《黄帝内经》数百年，《易传》也早于《黄帝内经》，从时间上看，《易经》、《易传》对《黄帝内经》产生影响是可能的。
考察《周易》和《内经》这两本书的理论体系，究竟有没有关系，首先对其基本范畴作一分析。
两者共同采用的基本范畴主要有阴阳、五行、气、神、象、数，等等。这些基本范畴构成了《周易》和《内经》的理论基础。至于两者各自特有的范畴如《周易》的“卦爻”、“乾坤”，《内经》的“藏象”、“经络”、“证候”等，从本质上看，均可以从上述共同范畴中找到思维基础或同质内涵，如“卦爻”、“乾坤”与“阴阳”同质，“藏象”、“经络”、“证候”等中医范畴虽然有医学的特定内涵，但其理论基础正是阴阳、五行、象、数。本节分析“阴阳”基本范畴及其思维方式。
“阴阳”是《周易》的最基本范畴和理论精髓。虽然《周易》经文没有出现“阴阳”二字。但《周易》经文中卦爻的基本符号“—”、“--”却反映了上古先民的阴阳观念。这与古人仰观天象、俯察地理以及农业耕作生产有一定关系。上古时代人们观察日月之象，昼夜、阴睛、寒暑变化，发现大量相反相对现象，又在农业生产中发现向阳者丰收、背阴者减产等现象，殷、周时期，人们就总结出“相其阴阳”的生产经验。《易经》除了系统记录下阴阳卦爻符号外，还提出了乾坤、泰否、剥复、损益等阴阳对立的卦名，在卦爻辞中也有吉凶、上下、大小、往来等对立的词语。可见至迟在殷、周时期，阴阳的观念已相当成熟。
到了西周末年，已明确提出“阴阳”二字，“阴阳”已被上升为解释事物运动变化的哲学范畴。如据《国语·周语上》记载，周宣王卿士虢文公以阴阳二气解释自然现象，认为土地解冻是阳气上升，春雷震动是由于阴阳二气处于“分布”状态。周幽王太史伯阳父以阴阳二气解释地震，认为“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这是现存文献中“阴阳”概念的最早记载。春秋时期，史官亦以阴阳二气说明气候变化，越国大夫范蠡将“阴阳”用于兵法，提出“阳至而阴，阴至而阳”，“后则用阴，先则用阳”的策略。
春秋、战国时期，《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阴阳”两面，“阴阳”二气相互包容在一起，处在一种统一冲和状态之中。战国中期，《管子》的《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等篇标志着阴阳与五行合流的实现。战国晚期的邹衍进一步将阴阳五行结合在一起，提出五行相胜、阴阳消息的学说。
当然将“阴阳”思想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并达到空前水平的是《易传》。“易以道阴阳”，《易传》第一次系统地将“—”、“--”解读为阳爻、阴爻，并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命题。无论是“--”、“—”符号还是“阴阳”文字，其基本内涵都是一致的。“阴阳”和“--”、“—”，是对宇宙生命的功能、属性、关系所作的归纳和分类，表示宇宙生命的一体两仪，既是对不同事物的归类，又是对同一事物不同方面的归类。体现了一分为二的宇宙生命发生论、结构论、功能论观点。《周易·系辞传》：“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阳物也；坤，阴物也。”在《易传》作者看来，天地、尊卑、贵贱、动静、刚柔、日月、寒暑、男女都是“阴阳”的显现。《易传》把“阴阳”提升到形而上的“道”的层面，阴阳不仅是宇宙生命的本元(“乾元”与“坤元”)，而且还是宇宙生命的运动过程。
《黄帝内经》同样把“阴阳”视为天地万物的本原和主宰。《素问·阴阳应象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四气调神论》：“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素问·天元纪论》：“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无论是“四时阴阳”(或“阴阳四时”)还是“五运阴阳”，都归结为“阴阳”，“阴阳”才是天地万物的根本。
《黄帝内经》正是将“阴阳”视为解释人体生命的最高范畴，人体生理、病理等一切器官、功能、活动、病变都可用“阴阳”加以描述。《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阴阳者，万物之能使也。”认为天地、上下、男女、左右、水火都不过是“阴阳”的代称。
《内经》还从人体生命现象出发，认为“阳化气，阴化形。寒极生热，热极生寒，寒气生浊，热气生清。”“清阳出上窍，浊阴走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府。水为阴，火为阳。阳为气，阴为味。味归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不仅将藏府、气形、气味、上窍下窍、腠理五藏、四肢六府等作了“阴阳”分类，而且说明了阴阳之间可以互相转换。
《黄帝内经》的治疗观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 “平”就是人体阴阳的和谐平衡。
《周易》和《内经》对“阴阳”的基本属性、功用，“阴阳”之间的对立对待、和谐统一、运转变化的关系作了十分精详的说明。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易》就是关于宇宙“阴阳”的哲学，《内经》就是关于人体“阴阳”的科学。明代张介宾对医与易的关系作了概括：“欲该医易，理只阴阳”。可谓透辟!
(来源：摘自周易百搜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