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巴特：纵欲乎？禁欲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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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巴特（Werner Sombart，1863—1941）是第一位把“资本主义”这个词作为专有名词传遍世界的学者，也是第一个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的学者。中国学人对他不算很陌生，他的著作《现代资本主义》（Der moderne Kapitalismus,1902-08）、《资本主义的将来》(Die Zukunft des Kapitalismus，1932)、《德意志的社会主义》(Deutscher Sozialismus，1934)、《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Sozialismus und soziale Bewegung，1906)等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被翻译成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著作和学说在中国沉寂了半个世纪后，《奢侈与资本主义》（Luxus und Kapitalismus，1922）的中译本问世，不久又被再版；他的另一著作《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Wanlm gibt es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keinen Sozialismus，1906）中译本先后为两个出版社推出，证实了“金子总是会发光”的民谚蕴涵的真理。

1895年桑巴特在德国Breslau参加社会民主党（SPD）代表大会，居中者为桑巴特

　　桑巴特的资本主义研究成果博大浩瀚。他的资本主义精神来源论，与韦伯的清教“禁欲论”观点相异，人称是“解放说”的代表者。在宗教史研究领域，他与韦伯的见解完全对立，他认为清教禁欲主义正是与资本主义精神对立的。因为资本主义是现实的、世俗的，假如人们失去现实生活中的快乐与幸福，只会憎恨资本主义的到来和进步。而且，人们积极参与了宗教活动后，会对经济活动取消极冷漠的态度。宗教改革运动只是强化了人们内在的精神生活，促进了人们的内心体验的精神生活。桑巴特的视角转向犹太教与天主教的教义，在《犹太人与经济生活》（Die Juden und das Wirtschaftsleben，1911）一书里，他明确否定韦伯的新教伦理起源说，认为新教禁欲伦理精神是来自犹太教，这种精神在犹太教中更为明显，所以犹太民族才是最具有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群体。总之，他把犹太教作为清教的先驱，认为犹太教教义中包含着理性主义，而理性主义即是资本主义精神。另一方面，桑巴特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是多元的，基督教（旧教）对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也有很大影响。旧教教义对意大利的资本主义诞生产生过重大影响，罗马教廷的财政政策、租税制度支持资本主义发展。罗马教廷的这种政策是受了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理论影响。阿奎那为了调和法律与福音的矛盾，提出的宗教的法律伦理：这种法律伦理是为了使得人生普遍趋于合理，所以应该由这种神圣永恒的教义来支配世界、自然、宇宙，来制约人的情感与欲望。对上帝敬畏的人，才能使得人生合理。这种伦理观对资本主义发展有促进作用，也为亚当·斯密继承。

　　桑巴特的论点遭到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1844—1931)与韦伯的反驳。布伦塔诺特地写了《犹太民族与资本主义》一文，批评桑巴特随意解释史料，指出犹太民族本来并不是桑巴特所说的“商业民族”，而是“农耕民族”，所以也不是本来就拥有资本主义精神的民族，不过是哪里资本主义繁荣，他们就迁居到那里，哪里资本主义衰退，他们就离开那地方而已。韦伯也在《古代犹太教》（Das antike Judentum）指出，犹太教教义中存在“对内道德”、“对外道德”双重伦理标准，在经济领域从事投机等非理性的事业正是这种对立的二元伦理标准的结果。犹太民族经济领域中的“技巧”只是他们在几个世纪实践中习得的结果，与犹太教教义没有关系。那是“贱民资本主义”，并非理性的资本主义。近代资本主义制造业大企业的创始人中，没有一个犹太人。即使出现制造业的犹太人企业家，那也只是晚近的事情。虔诚的犹太民族恪守传统信仰，对一切革新所持的厌恶态度，与任何其他自然形成的民族相比毫不逊色。

　　《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桑巴特走得更远了，对禁欲是否是真正孕育、促进资本主义诞生和发展的原动力提出了疑问。虽然他也曾经在宗教史范畴里论证过禁欲作用——孕育资本主义的动力之一，至少作为企业经营者来说，必须节约成本、节俭开支。但是，在此书中，他强调从宗教禁欲下解放出来的、世俗的享受资本主义生产成果的消费也是必要的——是其启动的动力之一。

　　桑巴特介绍了15、16世纪欧洲宫廷奢侈的生活方式特点：奢侈和女人。他想指出的是这种宫廷生活方式不仅是财富和成功的炫耀，而且成为世俗成功者实现其理想生活价值的示范，是上流社会身份的标志。同一时期中产阶级不择手段对财富的追求，就是因为上流社会生活方式为他们树立了一个“合理”的典范。反过来，新生的富裕的资产阶级的“终极目标毫无疑问是最终为社会上层、绅士或贵族所接纳。”（页16）世俗生活中取得财富成功的资产阶级发挥金钱的威力成为新贵族实际上想要取得旧贵族那种身份、地位上的认同——社会地位的“合法”标志。（页13）他之所以把性的欲望、女人作为这种奢侈生活的一部分，在于统治阶级开始赤裸裸对性享乐的追求，也表明“禁欲”宗教伦理已成昔日黄花。“肉体解放”除了同时促进“自由爱情”与“金钱性交易”之外，而且“一切与时尚、奢侈、华丽、挥霍相关的怪念头首先都是由情妇们在实践中尝试，使其在某些方面变得平和之后，它们才最终为受尊重的妇女接受。”（页81）女人虚荣的奢侈消费反过来再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他还指出 “资本主义早期的大城市基本上都是消费型城市”，是奢侈的样板。在城市扩展过程中，奢侈性消费起着重要的支配作用，工业并不是推动大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页34）这两种现象即使今天在后发的第三世界国家中也随处可见。也正是这一原因，现代工业尚未建立的或刚建立不久就迅速扩张的城市往往是超负荷的人口、性产业畸形发达、失业、贫困、犯罪等等社会病理丛生的据点。

　　桑巴特与同时代的许多思想家一样对物质至上的资本主义的现状乃至未来并不乐观。何况孕育出资本主义的“奢侈，它本身是非法情爱嫡出的孩子”。（页233）与凡勃伦《有闲阶级的理论》（T.Veblen，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一样他也把“炫耀性消费”作为非理性的产物。他也看到了性享受、奢侈虽然促进消费，带来了生产的扩大，其本身不会成为持久的精神动力，也有难以克服的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奢侈是斩杀富人的“刽子手”。由于所有的快乐被推向极端，富人失去享受快乐的能力：“感官不感到满足，它们已经迟钝。我们不再遇到令人兴奋的变化，而是面对怪诞的使人生厌的铺张浪费；这就造成了时尚、衣着、风俗、举止、言语在没有恰当原因的情况下持续不断变化。富人很快就对新的快乐感到麻木。他们房中的陈设像舞台设备一样可以随意改变；穿着成了真正的任务；吃饭则是为了炫耀。在我看来，奢侈对于他们就如同贫穷对于穷人一样，是一种苦恼。啊！为奢侈而牺牲任何事物，这太值了！巴黎那些富人的巨大灾难就是疯狂的消费，他们总是花得比预计的要多。奢侈以如此可怕的消费形式出现，以致没有哪份财产不被其逐渐消耗掉。从没有一个时代像我们现在这样恣意挥霍！人们浪费自己的收入，挥霍尽财产；每个人都试图让人吃惊的铺张排场，在邻居中出人头地。”（页90）

　　此外，后来很多研究者们都指出，桑巴特的“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概念，与韦伯的同一概念也有很大出入。韦伯概念中的主体不仅包括企业经营者（资本家），也包括受雇用的工薪阶层。认为两者出于同一社会形态，具有共同心态、追求。而桑巴特的资本主义精神主体只限定于资本家。他认为受雇用的工薪阶层具有他们独自的心态、追求，所以，另一方面，他也关心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运动，有诸多专门关于社会主义的著述，也就不以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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