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佚书《孟子说》辑考

化雨先生 2015-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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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探讨]张载佚书《孟子说》辑考

一、前言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陆续有学者从史籍中辑出张载佚文和佚诗。程宜山《关于张载著作的佚文》是这方面的最早尝试，（1）1992；李裕民在《张载诗文的新发现》中，辑得佚文14篇、佚诗61首，其所辑佚文与《全宋文》略有重复（2）林乐昌在《张载答范育书三通及关学学风之特质》中，辑得佚文1篇，（3），然对张载佚书的辑录则迄今未见。

张载著作在流传过程中多有亡佚，《孟子说》便是其中的一种。为了复原张载佚书《孟子说》，笔者按照辑佚书的一般原则，依据朱熹所编《论孟精义》、《四书或问》和《四书章句集注》。限于题旨，本文只涉及此三种书中的《孟子》部分，姑且称为“朱熹《孟子》三书”，简称“三书”。

此三书又以《论孟精义》一书的《孟子精义》部分为基础，并参以《近思录》、《朱子语类》，以及朱熹门人和其他学者的相关著述多种，从中采辑张载解说《孟子》语计130余条，合为一编，以见其梗概。

张载佚书《孟子说》辑（4）南宋以来的史志和官私书目，多著录有张载《孟子说》一书。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卷十著录《横渠孟子解》十四卷，王应麟的《玉海》卷四十一著录《横渠孟子解》十四卷，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卷十一著录《横渠孟子解》二十四卷。然朱熹、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引用时称《孟子说》而不称《孟子解》，是否张载分别撰有《孟子说》和《孟子解》两书？

“解”或“说”是古籍注本的两种文体形式，它们起于秦汉而大行于宋，其共同点是说解经籍的蕴意奥旨（5），故二者有时亦可通用。事实上，在张载此著流行过程中学者们更习惯于以《孟子说》称之。而且，对于《六经》及《论》、《孟》等儒经，张载几乎都撰有解说发挥之作，例如史志、书目著录的《易说》、《春秋说》、《诗说》、《礼记说》、《论语说》等。可见，称《孟子说》似更妥帖。有论著在言及张载著作时，将《孟子说》和《横渠孟子解》作为两书并录（6），显然是失察误断了，二者实系异名同书。

朱熹编撰《孟子精义》（简称《精义》）之初，并未及见张载《孟子说》。乾道八年壬辰（1172），时年43岁的朱熹汇辑二程、张载、范祖禹等十一家之说刊印了《语孟精义》（亦称《论孟精义》）一书。

其后，吕祖谦致书朱熹云：“只如《语孟精义》，当时出之亦太遽，后来如周伯忱《论语》、横渠《孟子》等书，皆以印版既定，不可复增，此前事之鉴也。”（7）此处《论语》、《孟子》，系《论语说》、《孟子说》之省称，这种用法在朱、吕等学者的文集中时有所见。

信中提到的周伯忱，乃程颐弟子，名孚先，伯忱是其字。淳熙二年乙未（1175），吕祖谦往武夷访朱熹，二人“同观关、洛书，辑《近思录》。”（8）与朱熹三书不同，《近思录》对四家言论皆注所引书名，其中也包括张载《孟子说》。

淳熙七年庚子（1180），朱熹增订《论孟精义》，改名为《要义》，增补所依据者应包括吕祖谦提供的新资料，故新编《精义》补入了周孚先的相关资料，由原十一家扩充为十二家，并将张载《孟子说》作为引用文献之一。《精义》初名《要义》，后改名《精义》，再改名《集义》，今通行本往往习惯于称《精义》。书名的改动，往往意味着版本的变更。据此可知，《精义》在版流传中其版本应不止一种，今本《精义》应是采用了张载《孟子说》的改本。幸赖流传至今的《精义》诸书，才使张载的《孟子说》得以部分保存下来。

在今存宋人著述中，引用张载《孟子说》且予以注明者，除《近思录》外，尚有黄履翁编撰的《古今源流至论别集》。（9）履翁字吉甫，福建宁德人，登绍定五年壬辰（1230）进士。这表明，在朱熹使用张载《孟子说》之后的半个多世纪，此书仍流行于世。披览元人著述，并无再言及张载《孟子说》者，故可知《孟子说》可能亡佚于元。然在明人著述中仍可发现不见于《精义》的张载解说《孟子》语，这似乎表明今本《精义》并非足本，明人所用版本可能不同于今本。另，清人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三三著录该书时，不注“佚”或“未见”而注“存”（10），据此似不能排除张载《孟子说》曾收存于清代个别藏书家手中的可能性。

由《孟子说》辑本可以看到，张载通过对《孟子》的逐章解说发挥自己的哲学思想，不仅涉及了心性论、性命论、礼乐论、治道论和治术论等多方面课题，而且不乏切要至论。尤其是辑本中有关心性的议论，值得格外留意，例如，他认为“性之本原，莫非至善”（辑本第51条）；提出“性，原也；心，派也”（辑本第69条）；“性大于心”（辑本第70条）；均不见于今集，弥足珍贵。朱熹在《孟子或问》中衡定诸家论说《孟子》之得失时说，张子“博学详说，精思力行，而自得之功多矣。故凡其说皆深约严重，意味渊永，自成一家之言，……其大体非诸人所能及也。”（11）应当说，朱熹的评语是相当中肯的。

据初步考察，张载《孟子说》辑本的学术价值除以上提及者外，主要有如下数端。首先，辑本可以为印证张载哲学的孟子渊源提供比较系统的思想资料。

《宋史·张载传》称张学“以孔孟为法”，《宋元学案·横渠学案》称张学“以孔孟为极”，而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序论中则称张学以《论》、《孟》为“要归”，都揭示了张载与孔孟之间的密切关系。

此外，无论南宋陈亮“世以孟子比横渠”（12）的自道，都更强调了张载与孟子之间确有渊源。但通过《孟子说》辑本，则使我们有可能完整、确切地了解张载与孟子之间的思想渊源关系是如何展现出来的。

其二，辑本可以为把握张载哲学思想的演变轨迹提供前后不同时期相互比较的史料。从《孟子说》辑本可以发现，其中大约有40余条后来被编入《正蒙》的《神化》、《诚明》、《大心》、《中正》、《至当》、《作者》诸篇，可见《正蒙》的构成与张载前期著作之间的密切关系。

初步推断，《孟子说》有可能是张载40岁前后撰写（或由弟子记录）的著作之一，我们似可将此时界定为张载学术发展的中期。《正蒙》作为道学家的系统著作，在宋代罕有其匹。张载撰构于晚年的这部著作，是他对自己一生思想和著作的总结，包括《孟子说》在内的所有早、中期著作，都可以视作张载为创作《正蒙》所作的准备。故《正蒙》的撰著，既是张载再思考和再创作的过程，也是张载对包括《孟子说》在内的旧著的整理和选用。通过《孟子说》与《正蒙》的比较，将有助于我们确切地把握张载哲学思想的脉动。

其三，辑本可以为张载的代表作《正蒙》及其他著作提供改误补阙的校勘依据。用辑本与《正蒙》对勘，所见异文甚多；而辑本的补遗作用则更加难能可贵，例如，《正蒙·作者篇》曰：“‘立贤无方’，此汤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于其身望道而必吾见也。”（13）此章下有编者注曰：“疑周公上有‘坐以待旦’四字。”然据辑本第34条可知，“周公”上所脱四字并非“坐以待旦”，而是“思兼三王”，故应据辑本补塞《正蒙》的脱字。此外，辑本亦可为张载其他著述改误补遗，例如，《语录》中“禹、稷、颜回易地皆然”一句(14)，据辑本当改作“‘禹、稷、颜回同道’，易地皆然"。（辑本第41条）

张载《孟子说》辑本的资料来源，系以朱熹《孟子》三书为主，尤其以《精义》为基础。作为朱熹《四书》研究的最高成就，《集注》的价值自不待言。然而对于张载《孟子说》的辑录和研究而言，《精义》和《或问》的作用则更为显著。

《精义》辑录了二程、张载等十二位学者的言论，是北宋道学家研治孟子学的资料汇编，不少散佚之书赖是以传。在辑录张载《孟子说》的过程中，《精义》的作用最为直接，故颇便集中采录。而《或问》则折衷《精义》所录十二家之说，论次其取舍之所由，并据以评论诸家之得失。可见，《精义》与《或问》之间，有着重要的对应关系。《或问》除保存了已不见于《精义》的若干《孟子说》佚文外，还能够对《精义》所收《孟子说》各条或作说明，或加印证。

以下对张载佚书《孟子说》辑本的资料来源及其版本、辑本的构成和体例略作说明。

其一，关于辑本的资料来源及其版本。作为辑本的基础性资料，所用《孟子精义》（简称《精义》）以清康熙年间御儿吕氏宝诰堂重刻白鹿洞《朱子遗书》本为底本，并以清初福建安溪李氏刻本（15）、清光绪年间陕西三原《西京清麓丛书》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加以校核。所用《孟子或问》（简称《或问》），用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的点校本（2001）；《孟子集注》（简称《集注》），则用中华书局的《四书章句集注》点校本（1983）。

除以上三书外，辑本所用其他五种史籍资料及其版本是：

（一）朱、吕合编《近思录》（江永集注），国学基本丛书本，1933；

（二）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简称《语类》），中华书局点校本，1986；

（三）黄履翁编撰《古今源流至论别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子部类书类）；

（四）蔡模编撰《孟子集疏》（简称《集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经部四书类）；（五）胡广等编撰《四书大全·孟子集注大全》（简称《大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经部四书类）。

其二，关于辑本的构成。辑本共辑出张载解说《孟子》语133条，从《精义》中辑出93条，从《或问》中辑出19条，从《集注》中辑出2条，从《近思录》中辑出6条（《张载集·近思录拾遗》收入4条，失收2条），从《语类》中辑出1条，从《源流至论别集》中辑出1条，从《集疏》中辑出7条，从《大全》中辑出4条。辑本中属佚文者约63条，占辑本总数近半（47％）。

其三，关于辑本的的编排体例。

（一）辑本的分卷、章名，仿照朱熹《精义》的编次、格式。不同的是，张载说各条前均加序号；各章名后圆括号内的卷章序号，依照通行编号方法（如杨伯峻《孟子译注》的编号方法）处理。

（二）从《近思录》及《语类》、《古今源流至论别集》等三种史籍所辑各条，依其文义插入辑本相应卷、章之下；三书和《集疏》、《大全》等五种史籍，与《孟子》原书的卷次、篇序对应一致，故所辑各条均依《孟子》原书的卷次和章序编入辑本。辑本各条后圆括号内所注出处，书名凡有简称者均用简称，卷次与《孟子》原书对应者不另注卷数，而且不另注编著者姓名，排印本则注页码。

（三）《精义》所收张载说各条前原有“横渠曰”或“又曰”字样，其他史籍所收张载说各条前原有“张子曰”等字样，为省文一律删去。

（四）辑本所列张载说各条，一一与《张载集》所收《正蒙》、《理窟》、《语录》等著作对勘，并在按语中说明，以方便辨识佚文。

（五）笔者虽对辑本作了校勘，但为省文，除需特别说明者一般不出校记，校记将另觅机会刊布。

对于中国历史上著名哲学家的研究，除使用其常见著作外，收集辑录其佚书、佚文也应当是一项不容忽视的基础性工作。在张载佚书《孟子说》的辑考工作完成之后，笔者还将有计划地对张载其他佚书如《诗说》、《论语说》等加以采辑整理。本文的考述或辑编若有不妥当之处，尚祈方家教正。

作者：陕西师范大学关学研究中心教授林乐昌

注：

1、参见《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4期；《全宋文》卷一二九九、一三○五辑得佚文20篇，参见曾枣庄等主编《全宋文》第三十册，巴蜀书社

2、参见《晋阳学刊》1994年第3期

3、参见《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1期

4、参考《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4期

5、参见冯浩菲著《中国古籍整理体式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198、201页；程千帆、徐有福著《校雠广义·校勘编》，齐鲁书社，1998，第268页。

6、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