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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事变不久，由日军在上海挑起的“八·一三”事变引发了全面的淞沪会战。时任中国战区总司令的蒋介石，根据战争态势，决意放弃首都南京，将政府首脑机构与战略物资撤退到西边的重庆，以三峡天险为屏障，力求在长江下游至中游一带与敌周旋，以土地换取时间，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通告中外，即日迁都重庆。从那时开始，国家政府机关、学校、工厂大规模向西南撤退。 抗战开始时，四川不通铁路，公路少得可怜。从长江中下游撤退进入重庆，主要依靠从湖北到四川的水路。而此水路要道的东端点，即宜昌。 宜昌，一座千年古城，素有“川鄂咽喉”之称，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它通过江汉平原，东联华北、华东、华南；穿过滩多流急的三峡，进入四川，向西南联接湖南、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和大西北。因此，历史的紧要关头，宜昌至四川的水路运输，直接与民族存亡连接在一起。 抗战初期，宜昌的轮船公司有招商局、民生、三北、合众、强华等。但是，招商局等几家国内航运大公司，船舶吨位大，吃水深，仅适合长江中下游与沿海航行。始建于1925年秋的民生公司，在总经理卢作孚带领下，经过几年与外轮公司在川江运输方面反复较量，迅速脱颖而出，成为宜昌至重庆航线上最大一家华商轮船公司。此时，民生公司拥有适合川江航运的轮船46艘，计18700多吨。川江航运，民生公司是理所当然的“龙头老大”。历史的机遇，将这个民营企业推到时代的风口浪尖，成为宜昌大撤退的主角。 国民政府迁都通告发布之前，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带领随从10余人先去重庆打前站。1937年11月16日，林森率人由南京乘“作绥”军舰抵宜昌，换乘民生公司“民风”轮上行，于26日抵达重庆。政府机构的撤退从此开始。 国民政府的迁都通告发布后，民生公司最先抢运的是金陵兵工厂。1937年冬天，民生公司安排“民元”“民本”、“民权”、“民风”、“民贵”、“民俗”等轮到南京、芜湖参加抢运。一番努力后，金陵兵工厂所有2000吨军工器材经宜昌走川江安全抵达重庆。紧接着，12月15日开始抢运汉口军工器材。考虑川江当时是枯水季节，许多轮船因吃水深度限制，必须暂停宜渝段常规航运。民生公司业务管理层开会研究，决定根据船舶实际情况，安排分段抢运：吃水较深的“民本”等6轮负责汉口至宜昌的抢运；吃水较浅的“民主”、“民康”、“民苏”、“民熙”、“民俭”、“民勤”等轮担任宜昌至重庆的抢运。 抗战初期“民本”轮从南京转运难民 抗战初期“民本”轮从南京转运难民 “民元”轮 “民贵”轮 “民风”轮 “民俗”轮 “民主”轮 “民族”轮 “民康”轮 政府派人与太古、怡和等外国轮船公司接洽，希望他们的轮船能够支援抢运。这几家外国轮船公司声称保持“中立”，可以运人，但拒绝运送兵工物资。至于民用物资，后来他们运价高达300～400元/吨！ 1937年底，除了大型的金陵兵工厂与汉口军工厂的兵工器材外，其他兵工厂的器材严重滞留在宜昌。民生公司多次开会，抽调适于川江枯水期运行的轮船，按轻重缓急统一调配，分配吨位，各轮必须满负荷运行。这一期间，公司安排运力陆续运送14000吨兵工器材至重庆。 日寇对国民政府的战略撤退有所觉察，开始了对宜昌的空袭行动。1938年1月24日上午10时，9架日军飞机第一次袭击宜昌，轰炸了铁路坝机场，炸毁中国空军飞机6架，死伤民工和市民达200多名。 卢作孚是一位智者。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卢作孚即知道民生公司将担承国家运输的大任。当决策者在撤退前考虑的是“怎样运输”，而卢作孚除此之外，想的更多是“如何准备运输”。他最清楚民生公司后面抢运面临的最大困难： 1.缺乏柴油。公司内46艘轮船，其中有32艘都是以柴油为燃料； 2.缺乏轮船维修的零配件与五金器材。公司的轮船，几乎全部是由上海组件与修造，五金配件一半源自上海，一半源自国外。 这两项短缺，对于民生公司运输是致命的。因为缺少这两项，民生公司的轮船如同一堆废铁，所有的抢运只能是一句空话！卢作孚高瞻远瞩，在抗战刚开始，便派人从上海、广州、香港等地寻购了船用柴油4000多吨，五金材料2000多吨，陆续运到了宜昌与重庆，为确保今后的持续运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外，民生公司考虑到战争中轮船无法到长江中下游维护维修，因此大力扩充重庆的民生机器厂，力求所有船舶维修在重庆解决。 事实证明，卢作孚的远见卓识是宜昌大撤退成功的关键。在后来宜昌大撤退中，轮船抢运消耗了2000吨柴油，占整个储存的一半！公司所有船舶维修，全部在重庆解决！ 抗战开始时，民生公司上层管理者一直有一个担忧：战争爆发，政府可以随时征用民营企业为国家服务。即使不被征用，政府也可以找借口统一调配运力，将民生公司合并到招商局或其他大轮船公司之中。 民生公司领导层的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作为抗战最高指挥者，蒋介石在制订大撤退战略时，对民营的民生公司是否能担承起川江水道政府机构、兵工器材、民用物资、学生、难民等全部抢运任务，有很大顾虑。他和军政部长何应钦商量，准备将民生公司收归国有，纳入招商局轮船公司，由军政部统一掌管、分派差运。 当得知政府要员正在策划合并民生公司，民生公司领导集团立即开会研究对策。以卢作孚为首的管理者确立了一个思想：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公司在这个特殊时期谋发展，必须顺应时势，主动担承起国家需要他们负起的责任。他们拟定宗旨：“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具体措施是：免费送难童，半价运伤员，大幅降低军工物资运价等。根据蒋介石在战争初期提出的“军事第一”，他们相应提出“军运第一”。不仅船舶调配完全服从于支前军运和撤退运输的需要，并按政府要求，承包所有军用物资的抢运任务。他们向政府明确表示：对撤退中的军用物资，优先抢运，收费低于普通物资。民生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战后回忆，当时已任交通部次长的卢作孚，通过张公权（铁道部长）出面，帮助游说军政部何应钦，以民生公司抢运金陵兵工厂的成就，说明民生公司具有承担大规模运输任务的能力。如果政府将民生公司兼并到国有公司，大撤退的承运任务变成派差，可能抢运结果适得其反——不仅伤害了抢运者，也可能完不成抢运任务。张公权陈述利害关系，劝何应钦放弃将民生公司合并到国有企业的意图。由于卢作孚策略得当，何应钦反复权衡利弊，最终同意了张公权的劝说，并征得了蒋介石的首肯。民生公司成功躲过合并这一劫。 已经确认民生公司可以继续存在并且包运兵工器材，卢作孚立即发电给公司总部，满怀激情地指出：“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这场战争！”“一切工作迅速地转移到战争的轨道上来，以满足战时运输的紧迫需要。”卢作孚还在民生公司员工大会上动员：“国家对外的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他从爱国主义出发，动员全体员工发扬“民生精神”，不惧敌机轰炸，英勇地投入到紧张而又艰险的抗战运输。 1936年卢作孚召集民生公司骨干会议，讲话者卢作孚，左一李肇基 民生公司职工会议 民生公司多次召开服务工作及宣传工作会议，强调服务，提出“全体船员动员起来，表现服务精神。”当时的动员与宣传很有效，在整个抗战时期，民生公司从经理到船长，从船长到船员，无一不是“想抗战之所想，急抗战之所急。” 为抵制外国轮船公司发国难财哄抬运费与票价，民生公司在抢运中，规定了本公司运费标准：民间物资运费，只在60～80元/吨；普通公用物资的运费，40元/吨；对兵工器材的运费，30～37元/吨。后来讨论船票价格时，由业务部经理邓华益提议，卢作孚立即批准，具体规定是：难童免费，难民只收6元/人，学生减半。 为加快撤退人员入川并降低运输成本，民生公司也动了一番脑筋：二等以上舱铺，全部改为座舱，增加载客量；取消统舱床位，原来可以睡一人的位置，改为坐5人；中途停靠点，预先雇木船备客住宿；伙食一日三餐，改为一日两餐；客人行李只许带一箱、一被两小件，多余行李谢绝上船；轮船底舱一律装物资与器材，乘船的旅客全部在上面舱室。 据不完全统计，在大撤退中，至少有几十所高等学校、职校、中专、中学也携带着教学仪器设备经民生公司轮船撤入四川：大夏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大学、山东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工业专科职业学校、航空器材学校、中央陆军学校、国立戏剧学校、中央警官学校、武昌中华大学…… 罪恶的日本法西斯挑起了残酷的侵华战争，为中华民族留下数不清的孤儿与四处流浪的少年。1937年10月21日，民生公司就免费运送难童的问题致函红卍字会“由宜至渝，敝公司当设法转送。”当数百名保育院的战争孤儿、难童来到宜昌，转乘民生公司的专船准备去四川时，卢作孚亲自到宜昌码头为孩子们送行。那些可怜的孩子们扒在栏杆上挥着小手，眼眶里噙满了泪水向卢作孚和他身边的人群告别，齐声唱起了《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 我们离开了爸爸， 我们离开了妈妈， 我们失掉了土地， 我们失掉了老家。 …… 稚嫩的童声盖过周围机器的轰鸣，所有码头上的人群立即向他们投注爱怜的目光，呜咽着挥手与孩子们告别——此情此景，船上船下无人不为之动容！
1938年流落街头的中国难童 撤退到宜昌的一批保育院难童 武汉第一临时保育院儿童离开武汉转运宜昌入川 亟待进川的物资堆积如山，来自全国各地的难民也挤满了宜昌的大街小巷。旅社、客栈全部客满。街边坐满了逃难的人群，码头上涌集的难民人山人海，各轮船公司售票处挤得水泄不通。为了解决客人候船的问题，民生公司将停泊在宜昌港内的“民族”、“民由”两轮，改为水上旅馆，仅收取极低的宿费。“民族”、“民由”改造的水上旅馆，走道上，座舱内，床单上到处印有民生公司的宣传口号“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毋忘国家大难”、“抗日救国”……
宜昌大撤退时的码头 民生公司的这个举措，当时帮助了不少人。许多旅客不再露宿街头，为此十分高兴。我国著名作家、教育家叶圣陶先生于1937年12月底从武汉撤退到宜昌后，无处安身，他和家人住进民生公司“民族”轮改进的旅店内，逗留了7天。有趣的是，叶先生与民生宜昌分公司经理李肇基彼此同年，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缘，双方大有“相识恨晚”的感觉。在李肇基的帮助下购得“民主”轮船票7张，叶圣陶全家方得继续西行。叶圣陶住在“水上旅店”中，兴致不减，写下《宜昌杂诗》三首，后来发表在《大公报》上。其中一首“对岸山如金字塔，泊江轮作旅人家。故宫古物兵工械，并逐迁流顿水涯。”诗中“江轮”，即民生公司的“民族”轮。 叶圣陶夫妇在抗战时期 1937年12月底，民生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来到宜昌，与宜昌分公司经理李肇基商谈在宜昌南岸五龙修建码头。会后立即进入测量设计，一周后，民生公司五龙码头投入使用。为解决五龙码头囤货，在码头边以2元/亩的租价，租得12亩地，解决了大批兵工器材的囤放。38年2月，李肇基在卢作孚支持下，购进五龙上段70亩土地，修建了4栋青瓦砖墙栈房。他们还在五龙增设了民生公司临时办事处，处理运输业务及器材转运接待。增设五龙码头与堆货栈房，相当于把宜昌江岸的码头扩大，有利于后来的抢运。 民生公司宜昌堆栈 1938年4月至5月，民生公司共抢运汉阳兵工厂器材与汉口军工物资12900余吨。当时，兵工署22厂、23厂、24厂、25厂、金陵兵工厂、兵工署陕西厂、兵工署河南巩县分厂、兵工署河南汴州厂、湘桂兵工厂、南昌飞机厂、宜昌航空站、航委会无线电厂、航委会安庆站、扬州航空站、钢铁迁建委员会、上海钢厂、大鑫钢铁厂、周恒顺机器厂、天元电化厂、新民机器厂、中福煤矿、大成纺织厂、武汉被服厂、武昌制呢厂、武汉纱厂等军工民用企业的重要机器设备和物资，以及国民政府机关、科研机构、学校的重要设备和珍贵文物等，都须经宜昌大撤退而抢运入川。为了赢得宜昌大撤退的时间，张自忠将军率领的第33集团军，在汉水防线阻击日军。 1938年5月，武汉会战在即。民生公司为加强大撤退抢运，对公司干部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原宜昌分公司经理李肇基调任汉口分公司经理，突击武汉撤退抢运。任命民生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兼宜昌分公司经理，加强宜昌撤退抢运。代总经理邓华益坐镇重庆，负责重庆总站抢运调度。 童少生来到宜昌后，了解到运输压力最大的是兵工器材。兵工器材中的大件运输，是民生公司在大撤退中的难关。待运的兵工器材，有的大件器材足有30吨重。而“民本”、“民元”轮船上的起重吊杆，最大负载也只能吊17吨。他组织民生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工，连夜研究设计了负载30吨的吊杆，安装在“民乐”轮上，专门在各港码头负担重型机器的装卸。同时，民生公司还在上海招雇了40名起重工人，专门负责重型设备的起吊与装卸。根据航运中存在的运输、装卸与囤放问题，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为冬季最困难时期的抢运，奠定了基础： 1.将全部船只集中使用，按照船只的性能，分段迭运，充分发挥各类船只的作用，加速周转。 2.在宜昌至重庆途中，增设南沱、三斗坪、青滩、香溪、巴东、巫山、奉节、万县等转运站，以缩短航程。把小件物资先抢运到转运站，提高宜昌转运效率。 3.增辟码头，增添超重设备，增加囤船和起重、装卸设备，大量招募搬运工人。 抢运人员物资的“民元”轮 随着战事向武汉逼近，日机加大了对宜昌的轰炸。 1938年夏季，宜昌江边从大南门至杨岔路（今一马路江边到十三码头）数公里长的空地上，已被密密匝匝的各种亟待转运的货物拥塞得水泄不通。6月21日下午，日机投下的大批燃烧弹，将大公路和四道巷子完全烧毁。敌机还在江边上空盘旋，轰炸了江边堆放的物资，焚毁了几十条船只，200余人死伤。6月24日，日军9架飞机飞临宜昌上空，炸毁中国空军飞机多架。 6月，武汉会战开始后，大批伤员陆续运到宜昌。6月21日，军政部长何应钦致电民生公司指出：“现战事逐渐展开，在汉宜公路沿线及长江沿岸作战部队逾10万人，此两线之伤兵，必以宜昌为唯一后送区域。预计伤兵在适时内，有五千至一万人到达宜昌，设非在宜每日控制1000人的运力抢运，必难完成任务……”根据军政部电，民生公司立即派出“民联”、“民主”、“民康”、“民俗”、“民贵”、“民风”、“民元”等轮集中抢运。每艘轮船底舱装兵工器材，舱面与客舱装运伤员。
“民主”号下青滩 为抢运伤兵，民生公司优惠政策是：伤兵半价，伤兵眷属6折，医疗卫生人员8折，医疗卫生器械半价。而且，在宜渝线长途轮船上，公司为所有伤兵提供伙食。 自古伤兵难运。受伤士兵身体受到伤害后，病情伤痛在所难免，他们承受着巨大的肉体痛苦。还有一部分伤员自恃抗战有功，不满意治疗效果与生活待遇，寻衅生事。因此，在搭乘入川的轮船上常有伤员闹事。他们打伤船员，损坏餐具等。民生公司除向当局如实反应情况外，对这些因抗日致伤的爱国官兵抱着极大的同情，拟文约束船员，在致各轮船的通函中指出：“各轮常有奉差装运伤员上驶。各轮受伤官兵，均属有功于国家民族，惟其中不免有少数伤兵恃功自矜，寻衅滋事。各轮船员，仍应力表同情，容忍退让，以免无谓之冲突。”还通知各轮“应特别注意，日后若遇伤兵横蛮，无妨以和蔼态度对之。” 民生公司统计，在1938年大撤退中，仅伤员就运送1万多人。 在宜昌大撤退中，运力有限，各军工单位都想优先运输。1938年7月，卢作孚参加军政部在武汉召开的运输会议。这次会议是按蒋介石手令安排，因此权威性比较高。卢作孚在会上提出撤退入川，运力有限，必须按“吨位分配”。反复协商结果，兵工署占60%，航委会占25%，军需署、军机所、交通部占15%。这个“吨位分配”方案，最后虽不是严格执行，但至少使宜昌大撤退中的运输纷争大为减少。 1938年9月起，是民生公司在大撤退中最困难的一段时间。日寇一天天向武汉逼近，宜昌滞留的兵工器材达到8万多吨。 宜昌大撤退时等待转运的物资与码头工人 此时，卢作孚急啊，他在《战时运输最紧张一幕》回忆中写道：“这时除这八万吨以外，还有政府的全部，学校的大部，航空委员会航空器材的全部，民间工厂的大部，通通需要内迁，其总量又远超八万吨以上。大半年间，以扬子江中下游及海运轮船的全力，将所有一切人员和器材，集中到了宜昌。扬子江上游运输能力究嫌太小。汉口陷落后，还有三万以上的待运人员，九万吨以上的待运器材，在宜昌拥塞着。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遍街皆是人员，遍地皆是器材，人心非常恐慌。因为争着抢运的关系，情形尤其紊乱。” 其实，这种恐慌与紊乱，伴随着整个宜昌大撤退。恐慌，是战争的惨烈与日寇对生命的践踏带给人们心灵的恐惧表现。而紊乱，是因为当生存的强烈欲望与供不应求的峡江航运产生极大冲突时而引起的。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售票处设在怀远路（今红星路）。武汉沦陷前后，宜昌的难民抢运达到空前高潮。每天，在怀远路民生公司售票处，人们挤得水泄不通。来自全国各地急于离开宜昌的难民们、交涉需要用船装物资的单位来人、从前线撤退下来伤兵散兵，大家堵在民生公司门前，吵吵闹闹，推推搡搡，甚至于还有气急败坏拔枪相向的官兵。 怀远路（今红星路）的民生宜昌分公司 民生公司为完成这八万吨兵工器材的抢运任务，除积极配合宜昌港、招商局调配运力外，为了及时掌握情况，专门建立了“各轮运输八万吨器材日报表”制度。报表注明船名、航次、交通单位、器材类别、吨数等呈报项目，逐日按船统计上报。一旦发现船只运力未达到满吨位，必追查未满负荷运载的原因和船长的责任！ 10月初，战争形势越来越严峻，武汉告急。巨大的人流从武汉撤向宜昌，数百公里长的汉宜公路上到处是人流、车流。从宜昌街头到码头，到处是惊惶失措的逃难人群。卢作孚从即将沦陷的武汉飞到宜昌，抽调总公司李肇基、袁子修、陈国光等管理骨干在宜昌组织抢运人员与兵工物资的工作。战事吃紧，估计逃难的人流会不断扩大，轮船运力有限，卢作孚两次飞赴四川紧急调川江木船下宜。两次共调集2000多只（第一次882只，第二次1200只）川江木船参加宜昌大撤退的抢运。 卢作孚召集各轮船公司负责人，各轮船的驾驶、引水等技术人员，还有宜昌港技术管理人员彻夜开会，布置“分段航行”抢运的实施过程。会议之后，24艘轮船（其中22艘属民生公司，另2艘是悬挂法国旗的中国船）便开始不停地往返于宜昌与川江各港站（重庆、万县、奉节、巫山、巴东、三斗坪等）之间，夜晚装卸，天明启航，进行抢运。为减少轮船在港装卸时间，先将运输的物资夜间装到驳船上，然后用拖头将其拖到轮船停泊的趸船附近，等下水轮船一到港，立即把驳船靠在轮船旁边，开始向轮船装货。 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后，宜昌抢运进入最繁重、最艰难时期。江边堆积的8万吨各种兵工器材急需抢运，最要命的是——40天后，长江三峡每年一度的枯水期即将来临。枯水期的来临，意味着大型设备无法运输！ 不管怎样，所有滞留宜昌人员与器材，都应该赶在敌人前头迅速疏运！ 危急时刻，抢运中的“分段航行法”体现了民生人的智慧。 民生公司在宜昌大撤退中运用“分段航行法”，将宜昌至重庆按港口分成若干段点：三斗坪、青滩、香溪、巴东、巫山、奉节、云阳、万县、涪陵。每两个相邻段点间形成区段，每个区段都可以转运物资。实行“分段航行法”后，除最重要的军用物资及不宜装卸的大型机器设备直运重庆外，其他物资一律分段接力运输。“分段航行法”充分发挥三斗坪、青滩、香溪、巴东、巫山、奉节、万县、涪陵等中小型港口的转运能力。这一策略的最大优点，在于大大提高了宜昌抢运的效率！ 童少生直接指挥各区段的抢运时，发现各港口装卸频繁、搬运人力不足。他由宜昌派出310人分别到装卸力量不足的各航线轮船上，随船装卸。为增加各港装卸力量，童少生派21人去小青滩，184人去巫山、奉节。这样，小青滩增至52人，巫山装卸工增至290人。宜昌装卸差人，童派人去沙市招募，确保宜昌装卸工队伍在600人以上（最多时达到2000多人）。 这一阶段的抢运异常紧张与忙碌。卢作孚在《战时运输最紧张的一幕》中描述：“每晨宜昌总得开出五只、六只、七只轮船，下午总得有几只轮船回来。当轮船刚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靠近驳船。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的装货了。两岸照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装货的灯光，彻底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地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地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地呼号，配合成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 40天抢运结束，原来在江边堆积如山的上海钢厂、航空兵站、技术研究处、炮技处第四库、陕厂、宁厂、巩厂等军工与民用器材，基本撤退入川。当江水低落到不能再进行大规模运输时，码头上仅剩下2万吨左右的货物。这40天的运输量，竟相当于民生公司1936年全年的运量！
抗战卢作孚率民生轮船公司抢运设备和人员入川 回忆这一时期的抢运，卢作孚在《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中写道：“……四十天内人员早已运完，器材运出三分之二。原来南北两岸各码头遍地堆满器材，两个月后，不知到哪里去了。两岸萧条，仅有若干零碎废铁抛在地面了。” 1939年，从宜昌向四川撤退的兵工器材不曾中断，而来宜昌等待入川的民营企业、厂矿也越来越多。民生公司对投资合作的企业，像中福煤矿公司、大鑫钢铁厂、周恒顺机器制造厂、大成纺织染公司等，总是调动运力，没有大轮找小轮，没有小轮找木船，尽力帮助运送他们的器材物资。其他民营企业、厂矿器材的运输，既没有兵工器材那样优先的待遇，也不可能享受低廉的运价，但最后还是通过各种运输渠道完成了内迁。据战后不完全统计，经民生公司、招商局、三北、强华、太古、怡和等轮船公司与木船抢运的各地企业、民营厂矿迁往四川，共230家。 1939年11月，占领武汉后的日本鬼子，把注意力放到了湖南长沙方向。对宜昌，他们加大了空袭频率。39年底，鬼子分三路进攻长沙，湘桂局势十分紧张。湘桂兵工厂的第1厂、第2厂及41厂共计3万吨器材再次陆续运抵宜昌，等待入川！民生公司员工没日没夜的抢运，总算使江边堆积的器材与物资逐渐减少。 1940年初，长沙会战成胶着姿态，异常激烈。一批批湘桂兵工器材继续用木船运抵宜昌，等待入川。4月下旬，堆积宜昌码头的兵工器材达6000吨。 5月下旬，枣宜会战接近尾声，日寇向宜昌进攻的意图已十分明显。为调用轮船帮助第五战区运送弹药，军政部下属的船舶管理所与民生公司发生争执，几经协商无果，船舶管理所派兵上船，占领了民生公司的“民风”轮准备征用。恰巧，枣宜会战英勇就义的张自忠将军遗体运到宜昌，准备入川。当时，江防军司令郭忏与民生公司商洽，请民生公司派船运送。童少生急中生智，安排“民风”轮护送张将军遗体去重庆。出于对张自忠将军的敬佩，船舶管理所不得已，下令撤回占领“民风”轮的士兵。童少生机智地避免了民生公司与船舶管理所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1940年5月27日，“民风”轮从宜昌运送张自忠将军灵柩去重庆 从湘桂撤下来的兵工厂，依然用木船源源不断地向宜昌转运来大量兵工器材。5月29日，宜昌积存的兵工器材已上升到20000吨！ 日军于5月底发动宜昌战役。6月1日，蒋介石在重庆召开紧急会议，要求第五战区李宗仁与第六战区陈诚共同保卫宜昌。6月3日，何应钦令人电告民生公司，限期将兵工器材抢运完毕：“兵工署滞留宜昌各种器材万余吨，着急配备船只星夜抢运，限两星期内全部运出，毋得延误。”第六战区司令陈诚奉命赶到宜昌，调动驻扎在万县的18军来宜增援，参加保卫宜昌战役，掩护民生公司撤退兵工器材。陈诚十分着急，将兵工署、军政部在宜昌办事机关与民生公司召集到一起进行了批评，要求他们携手加速抢运。陈诚强调宜昌危在旦夕，不可滞留兵工器材授敌。此时，民生公司童少生焦急万分，迅速组织船只奔波于宜昌-平善坝、宜昌-南沱、宜昌-三斗坪，日夜不停地抢运！ 日军突破郭忏指挥的江防军防线，6月8日占领了沙市、荆州，进一步向宜昌逼近！当晚，军方下令宜昌各机关撤退。民生公司安排“民贵”“民主”等4艘轮船抢运宜昌撤退的机关，另外组织船只对滞留宜昌的器材进行日夜抢运。这次抢运不同以往，远处枪声不断，炮声隆隆，敌人已经打到了家门口，随时可能在宜昌城内出现。民生公司以“绝不能将兵工器材留给日本人”为口号，日以继夜将这些器材抢运进入南津关，临时转运到平善坝、石牌、南沱、三斗坪一带。 第六战区第18军从万县紧急赶到宜昌，6月10日在南津关登陆，第18师守宜昌城，199师配置于外围。日军以三个师团的兵力向宜昌守军轮番发动进攻。一场恶战之后，日军于6月12日下午4时侵入宜昌，并虏获了民生公司五龙码头没来得及撤走的“生息”（日军后来改名“宜昌丸”）、“顺发”两艘轮船。 军政部何应钦原指示民生公司将滞留宜昌的器材在“两星期内全部运出”，不想敌军猛烈进攻很快突破了陈诚仓卒之间的布防。后来陈诚回忆，宜昌失守后，他回到重庆向蒋介石汇报，曾向蒋请求处分。蒋说：“因为没有办法，才叫你去……” 宜昌沦陷后，日军随时可能溯江而上进攻三斗坪。此时，平善坝、石牌、南沱、三斗坪许多转运留下的待运器材时刻处于敌寇威胁之下。卢作孚亲自率船前往距敌约20多公里的平善坝，连夜装船，天一亮即运走。民生公司职工们见卢作孚身先士卒，异常感动。大家众志成城，齐心协力，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终将平善坝至三斗坪一带24800余吨兵工器材抢运到上游安全地带。 作为实业，民生公司在危难中担承起拯救国家的重任，需要更大的运力。从国民政府通告中外决定迁都重庆起，政府机关、学校、工厂等开始向西南撤退。这次撤退，许多长江下游行驶的小火轮、拖驳船、大轮船都涌到了宜昌。但川江航道自古险恶，滩多水急，礁石林立，因此大量下游船只不适应川江航运，无力进川。如果这些船只继续停留宜昌，势必在宜昌沦陷后起到资敌作用。民生公司决定，尽力将这些船只收购过来改造后投入抢运。他们给原轮船业主支付部分现金，其余转入股金投资。对于随船的管理人员与船员、水手等，悉数留用，进入民生公司。公司把这些留用者量才使用：驾驶、引水通过培训，熟悉川江航行后分配到各轮船投入抢运；船员、水手分配到船上，仍各司其职。 从1938的1月开始，民生公司收购各地轮船公司与其他单位轮船若干，参见下表。
*此表录自朱复胜主编《宜昌大撤退》 这一期间，民生公司共收购船只60余艘。卢作孚认为：宜昌沦陷后，整个民生公司在川江航运的燃油将严重缺乏，要提前做好动力能源的改造。他指示立即将收购的轮船烧油改为烧煤，并尽快转入到宜昌大撤退的抢运之中。事实后来证明，卢作孚再次为民生公司作出了英明决策。抗战后期，民生公司大量轮船用四川品质良好的煤碳作为动力，无须担忧能源的短缺。为解决运输力量不足，民生公司还先后投资买了16条新船。 到1939年结束时，民生公司的船舶达到116艘，计30400多吨，一举成为我国抗战时期拥有7000多名员工的最大轮船公司。 通过宜昌大撤退，民生公司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民生公司在他们的《民生公司史》中认识到：“民生公司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作出了光荣的贡献，公司本身也得到了发展。历史证明，走爱国主义的道路，是一个进步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一个远见卓识的企业家所必走的。虽然它是崎岖的道路，但却是一条光明的道路。” 从1937年9月至1940年6月宜昌沦陷，经宜昌转运的所有兵工企业，全部成功撤入四川！这些撤退入川的兵工企业迅速投入生产，抗战武器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为中华民族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宜昌大撤退功载史册！ 据不完全统计： 宜昌大撤退期间，民生公司抢运入川的各类物资，兵工器材达到162800吨，航空油弹器材33500吨，抢运到后方的政府人员、伤兵，更是数以十万计。至于将全国各地逃难到宜昌的难民转运到四川，至少超过150万人。 宜昌大撤退期间，民生公司运输了数十万人的军队与辎重到前线抗战。史料记载，1937年9月，抢运川军4个师，两个独立旅到南京参加保卫战；1938年，民生公司抢运出川部队到前线去的军人共30万人，弹药4600余吨，辎重487吨；1939年，运输部队8.8万人……从1937年9月至1940年底，共运送110万军人、10余万吨弹药辎重参加抗战。 宜昌大撤退期间，民生公司安排专轮运送了多位抗日将领灵柩从宜昌回重庆国葬：1937年12月，“民俭”轮运送23集团军第145师师长饶国华；1938年1月30日，“民勤”轮运送抱病率军出川抗日而病故武汉的川军主帅刘湘；1938年5月19日，“民俭”轮运送22集团军第125师师长王铭章；1940年5月27日，“民风”轮运送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 抗战胜利后，因民生公司在大撤退运输中功勋卓著，政府授于总经理卢作孚一等一级抗战胜利勋章，副总经理童少生一等三级抗战胜利勋章，代总经理邓华益获抗战胜利勋章一枚，李肇基获抗战胜利奖状。 卢作孚抗战后获得抗战胜利勋章证书 中华民族不会忘记宜昌大撤退。民生公司在宜昌大撤退中的功绩将彪炳千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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