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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商报记者 魏沛娜 通讯员 张森/文 深圳图书馆/供图 “深圳学人·南书房夜话”第十五期日前在深圳图书馆南书房举行。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所长景海峰，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立新，以及文化学者兼主持人王绍培围绕主题“《中庸》与中庸之道”展开了一场深刻生动的对话。《中庸》文本有何复杂的流传疑案？又在儒家思想系统里占有怎样的地位？何谓“中庸”精神？针对上述问题，在场学者发表了鞭辟入里的剖析和看法。 景海峰： 做到“中庸”是对生命的最大挑战 “‘中庸’就是和稀泥、骑墙派、墙头草，没有原则，当然谈不上现代意识，负面意识也比较强，这实际上是在一个反传统或批判儒家的风潮之中，在我们今天大部分人的心目中留下的概念。”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所长景海峰表示，有关“中庸”的负面印迹，跟《中庸》的某些方面可能有些瓜葛，有某种牵连，但把《中庸》如此凌辱化甚至是妖魔化，把这样一种中国文化的伟大精神进行贬低，并没有任何太多的现代意义和价值。“所以，此次讲《中庸》和中庸之道，实际上有矫正之意，要把非常重要的儒家思想观念重新梳理。” 《中庸》留下很多历史疑案 “《中庸》这本书尽管只有3000多字，但是留下的历史疑案很多。”讲座开始，景海峰首先大致讲述了《中庸》一书在历史上复杂的来龙去脉。他介绍，因为朱熹对“四书”的影响很大，故《中庸》的“33章之分”后来就成为一个定论，今天的《中庸》也就是依照这种“33章之分”。“但是，这33章实际上又不是很完整的、按照今天的思想脉络的系统性成篇。”景海峰说，从文本来讲，它跟内容、结构是否为一个完整体也有很多争议。文本问题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它牵连到我们今天怎么去理解其中的内容和思想，比如跟孔子的关系，跟孟子的关系，跟先秦时代‘儒分为八’之后儒家流派的关系等。“所以，《中庸》的文本段落问题，还有每个主题的思想到底跟当时的儒家学说发展有何关联，这在今天还是一个值得去研究和不断解释的问题。” 景海峰表示，从思想层面讲，《中庸》非常重要。朱子将《中庸》和《论语》《孟子》《礼记》之《大学》合为“四书”，从宋代以后，这几种文献在整个儒家思想乃至在中国文化中扮演着核心角色，甚至超过“五经”。后来宋代创造的很多文化理念差不多都是出自这几个文本。“尤其是《中庸》，《中庸》可以说是整个宋明理学的奠基石。” 景海峰说，在宋明理学创始人张载的思想里，可见《中庸》占据的分量很重。张载的著作《正蒙》的很多东西都是发挥了中庸思想。“不光是张载，包括早期像周敦颐的《通书》和司马光讲的‘中和’。”景海峰强调，《中庸》这本书不光是先秦的重要著作，对宋后期儒学的整个发展和新的形态同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庸》的思想可以说是博大精深的，而且在‘四书’的文本，包括周易的《易传》这些文字里，其思想的深刻性、哲理的精粹性及不断去挖掘的可能性在整个儒家的文献和文本里是最有代表性的，很多人不断从《中庸》里去找话题。所以，我们现在探讨《中庸》，讲‘中庸之道’，可能牵连到的问题非常多。” 一辈子做到平平和和非常艰难 景海峰坦言，《中庸》非常难懂，在儒家著作里是思想最深刻的，也是可解释性最大的，故历来对《中庸》的理解不尽相同，不同的时代或不同的大哲具有各种各样的理解。比如“中庸”之“中”字，除了空间意义之外，从人格的意义或典范来讲，它是一种正，和所谓“邪”和“不正”、“不当”意思相反。在《中庸》的理解中，“中”跟儒家的教化和礼义的要求联系在一起，因为“中”不仅只是空间或状态，它实际上是礼义教化的一种全副呈现。而 “庸”是所谓的“不偏不倚”，“不偏不倚”就是恰到好处，它合乎一种终结，是把握到最好的一个临界点。“不倚”意即不是一种流变，它是一种可以确定把握的东西，有所谓“常”的面相，故后来朱子称“庸”就是“常”。 “至于‘中庸’，一般来讲就是一种很自然的、平和的，没有什么很离奇，也没有办法去说明或者去做的东西。”在景海峰看来，所谓平易性，恰好是人伦日用或者日常生活的常态东西，不管是我们的生命状态，还是作为一个人在世界、在自然中的行为，它最恰当的方式就是平平常常。如果追求一种很离奇的，追求那种鬼鬼怪怪的东西，那并不是儒家所理解的人生。儒家所追求的人生是一种平常的、平和的，非常合乎自然的，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所以，庸常或者庸言、庸行说来简单，但是在《中庸》的思想里，如果要真正做到所谓的叫‘达到’或‘诚，至诚’，即达到一种高的、圆满的状态，那是非常难的。” 景海峰认为，一个人要做到中庸，合乎中庸，等于是对整个生命的最大挑战。因为从幼童时期开始，人生的每个环节都要去做，因为它是历程性的，是动态的，所以“中庸”不是一个死记的东西，它是一个不断在变化活动的东西，教人在变动不居的状态里去把握人生，始终都能做到平平和和，这是一个最大的挑战。“人的一辈子在一个千变万化的社会环境和生命历程中始终能够做到平平和和，实际上是最艰难的事情，故《中庸》讲‘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 给整个儒家深刻的哲理问题 开一个局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景海峰表示，这是《中庸》的一个纲领，这三句话的深意是在给人下一个定义，或者说是给天人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做一个根本的哲理性的定位和理解。“天命之谓性”，意即人的性质和自然具有一种内在的融洽，没有隔阂，人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的有机部分。 所谓“率性之谓道”，一种解释是说“率”是顺着性，“随顺”是朱子的讲法，顺着这个‘性’，按照本性去做，它就合乎道；另有一种解释则言“率”是统帅性的，要对这个性有一个好的安排。“一个人有七情六欲，有各种各样的复杂性，然后能够把‘性’规定在一个好的状态里，这大概就是我们求的道。”景海峰所说，这两者解释在后来的儒家里形成“理学”的两派，即“心学理派”和“性学理派”。 所谓“修道之谓教”，则是儒家讲的学如何做人，做人除了“天命”和“性道”这些问题之外，还要落实在每个人的生命里，落实在一个具体的情形里，它就要通过学而时习之，通过不断的道德的见礼的功夫能够符合道。整个历程实际是一个知识展开的过程。 “因此，后来这三句话的解释非常多，也可谓是儒家的一个大纲。也因此，《中庸》一开始的思想里，就把儒家讲的何为人，人天的关系，知识的意义，以及性命的问题都讲出来，这等于为儒家奠定了一个基本的格局和话题，后来这些就不断地在深化、不断地在诠释其意义。所以，《中庸》一开始就等于是给整个儒家非常深刻的哲理问题开一个局，所以非常重要。”景海峰强调说。 王立新： 《中庸》可以跟康德哲学相媲美 “《中庸》确实像景海峰教授所说的那样，非常深邃，非常精粹，有无限可开发的潜力，是可以跟康德哲学媲美的东西。”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立新表示，后来中国儒家思想的哲学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庸》一书导发出来的。 按照王立新的理解，《中庸》一书很可能跟《论语》的“雍也篇”有关系，其中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意即中庸作为一种道德的完美状态和境界，已经达到了人所能达到的极致，老百姓远离这个东西太久了。“大概《中庸》这本书最早的源头出处应该是从对孔子这句话的理解慢慢延伸出来的。” 在王立新看来，《中庸》可以主要从三个方面理解：第一，“中庸”是一种境界和心态，是最完满的一种人生道德境界。孔子言“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意即时时刻刻都踩在“中庸”的节拍上。第二，“中庸”是一种理想的目标，《中庸》里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作为人的生身立命的，作为人的最基本的要旨就叫“诚”。“诚”就是上天给我们的做人的基本要旨，“诚之”就是由我们努力再把它找回来。《中庸》里也讲“君子择于善而不止之”，这就叫“诚之”，是君子之目标。第三，“中庸”是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当然也是境界最完满的。《中庸》最后一章（第三十三章）最后一句话是：“‘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何谓“上天之载，无声无臭”，意即真正的大君子，人生最完满的那种状态就像上天的天道一样，虽然听不到声音，看不到形象，但是它无时无刻不在润化你、滋养你的道德和善性，让你回到“诚”的天性，“但不要把它理解为一个比较僵死的状态”。王立新强调，中庸最高的境界——“诚”不是一种固定的、静止的状态，而是一种生命的本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创造力是最强的活泼状态。 颇值得一提的是，王立新也认为围棋充满了中庸的精神。“吴清源先生的围棋和现在韩国的围棋世界冠军李昌镐完全不一样，李昌镐天下无敌，各种杯和奖金都拿下了，但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不懂围棋的精神，他只懂得输赢。”王立新解释，中国人讲究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这是中国武术的最高境界，中国武术的“武”字是“止戈为武”，有拒绝、制止战争之意，围棋亦如此。“当下棋时非常平和，非常舒缓，非常悠远，非常优雅，那才叫围棋。”他认为李昌镐下棋有“拼命”之嫌，故不符合中国围棋基本的“中庸”精神。 中庸不是“和稀泥” 在谈到中庸之道时，主持人王绍培提到《中的精神：吴清源自传》一书，他认为去年刚逝去的围棋大师吴清源讲“中的精神”，相当于是用围棋诠释了中庸的哲学精神。 王绍培认为，“中庸之道”事实上是中和之道的一种效用。所谓“中”，是天地之大本，或者说，天地的本体就是“中”。“‘中’可能有两个意思：一种是内在的、没有深发出来的状态；另一种则有均衡之意，一开始就处在初级的、和谐的状态，这也是‘中’。而‘和’就是深发出来的、不过分，全都是有分寸的、恰到好处的。所以，把‘中’‘和’之道加起来使用，是中庸之道。”王绍培强调，如果要朝一个君子、一个圣人的目标去努力，那么就应该把自身的全部内在规定性实现出来，呈现出“和”的状态，即“发而皆中节”。“当我们内在的东西深发出来而都合乎法度和分寸，都恰到好处，就像自然在运行，这就是所谓的‘中和’。” 需要注意的是，当提到“中庸”，也许不少人的脑海里立即出现“老好人”的形象，认为“中庸就是不偏不倚的‘老好人’”。事实上，这种想法存在极大的误解。在当天的互动环节上，有读者问及“老好人”与“中庸”的关系时，在场的学者都对此作了详细的解析，指出“老好人”跟具有中庸精神的人存在的本质差别，以及回答了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中如何表现中庸精神等问题。 在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立新看来，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老好人”是所谓的“不想招灾，不想惹祸，不想碰钉子，不想得罪人，不想担责任”的一类人，出言必称“好”。他还以《三国演义》中的高人水镜先生为例。“‘老好人’还是出于一种自私的自保心理，这种人不必要举具体的例子，其实生活中有很多。” 王立新强调：“无论是《中庸》里讲的，还是孔子讲的中庸，正好是这种‘老好人’的反面。中庸者一定是有所坚守的，一定要具备‘三大德’即有智、有仁、有勇才可以达到境地。” 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所长景海峰则认为，儒家君子具有道德底细，这是最起码的要求，然后拥有一种人格境界，有其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和要求，而并不是说无原则，遇什么事就抱逃脱主义。“我们在理解《中庸》时可以将此作为一个参照，所以‘中庸’不是一般理解的那种‘和稀泥’，它涉及到恰到好处、临界点的问题，并非说事事都求好像不要有什么冲突，若如此则跟《中庸》的伟大精神就相距甚远。” 景海峰提到，《中庸》里本身也有一个比喻：“君子居易以俟命”，即言“时中”的道理，而“小人性险以侥幸”，是称小人肆无忌惮，无原则恰恰是小人的表现，就是冒着一种侥幸心理，不计后果也不顾忌周围，完全自私自利。“‘性险以侥幸’，都是儒家坚决反对的，故儒家讲的‘勇’是有一种基本的尺度和要求，是‘三大德’之‘知仁勇’中的‘勇’。”景海峰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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