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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版块周刊（微信号：copyrightweekly) 方圆/文 从《何以笙箫默》《左耳》《花千骨》，到《秦时明月》《华胥引》《云中歌》《芈月传》，网络小说攻占影视界的势头十分强劲。网络小说版权又被简称作“IP”，一方面IP价格不断走高，影视公司纷纷囤积IP；另一方面是编剧吐槽这些IP硬伤多，距离可拍摄还很遥远，需要花大力气改编为剧本。 于是行业对优秀编剧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而编剧关于加强版权保护的呼声也日益强烈。但伴随着“IP热”而来的是这个行业的版权官司也逐渐增多，比如琼瑶诉于正《宫锁连城》抄袭《梅花烙》剧本案，又比如《北京爱情故事》著作权纠纷案…… 对于这一现象，有人认为是《著作权法》保护的力度不够，也有人认为纠纷的关键点在于合同的签订。那么究竟如何才能破解这些版权难题？在中国版权协会不久前召开的专题研讨会上，剧本创作者、法律从业人员以及行政主管部门都有着不同的见解。 新作者涌入扰乱行规 热门IP最大的优势就是原作本身就已经聚拢了一大批粉丝，以现成且有一定受众基础的作品改编影视剧，这看上去似乎是一条捷径。但好的小说并不一定适合改编剧本，这让不少编剧大伤脑筋。“明知道小说改编成剧本有硬伤，但是还有好多人购买。因为囤积IP后能够转换为未来的电视剧，可以上市和融资。但IP转换为剧本需要职业编剧的再创作，此时版权就有了争议。” 中国电视剧导演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车径行说。知名编剧温豪杰坦言，自己曾将一部小说《逆水寒》改编为剧本，“因为小说内容并不符合戏剧拍摄的要求，人物设定、情节设置等均需要改编，我也为此付出了很多劳动，几乎是重写了一遍。但最后想要将剧本出版时却遇到了麻烦，因为原作者不同意出版剧本，我们也只好放弃。” 而版权价格的迅速提升，势必会分摊电视剧制作其他方面的费用，导致影视公司不得不聘请低价编剧，甚至是不要钱的编剧。中国电影文学会副会长汪海林表示，版权官司频发与近两年影视行业产业突然爆发增长不无关系。“编剧行业相对来说稿费多，出名也快，而编剧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大量业余作者和新作者涌进，对原有行业行规产生了很大冲击。” 汪海林说，“作为电影和电视剧维权方面的负责人，我接到大量投诉，如新人编剧为了得到机会，往往不签合同，也不要稿费，等到影视剧播出后再主张权利。还有很多年轻编剧缺乏从业经验，没有议价能力，容易受骗，我们行业组织会帮助他们维权。”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影视剧的版权纠纷量并不是很多，但是由于编剧、导演、制片商以及演员的知名度高，案件影响大，社会关注度高。特别是近期几起涉及影视剧的抄袭案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我认为，抄袭行为是对整个影视剧行业创新能力的极大损害。”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副司长段玉萍说。 立法正在不断完善 “去年中国是全球第一大电视剧生产和消费国，也是第三大电影生产国、第二大电影消费国。如此大的行业，必须依靠《著作权法》的保护才能规范和发展。”车径行说，“网络侵权、地方台侵权、编剧侵权……侵权类型很多。但要维权的话，首先成本高，比如海外侵权举证非常困难；其次举证难，比如小网站有很多逃避的方法，比如上线两天就下线了，无法找到证据……从目前来看，我们的维权还只是皮毛。” 车径行认为，我国影视剧创作传播出现一些问题，部分原因是立法不够完善，法律保护不够充分。影视作品由于创作主体多，归属存在争议，且一旦遭遇侵权，维权成本高，举证困难。 汪海林提出，涉及编剧的内容在《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里变少了，比如列举的作品形式里没有剧本，更多的表述是小说原著如何拍出影视作品，没有讲剧本拍出影视作品。 对此，段玉萍指出，在《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中，编剧的权利并没有减少，送审稿只是对作者的权利进行了整合，但这种整合并没有减少编剧的任何权利。她表示，影视作品的保护在著作权法体系中是比较复杂的作品种类。 无论是国际公约还是各国的法律，对影视版权都有专门的相对特殊的保护。一般的作品权属归作者享有，但影视作品创作主体多，有编剧、导演、摄影，还有邻接权人，如表演者等，按照现行《著作权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影视剧的著作权归制片人享有，一般来说也就是投资方，这种规定有它不合理的地方。因此在修订草案中做了一些调整。另外，修订草案还就影视作品二次使用的利益分配进行了规定。大家对这种调整如果有不同意见，还可以继续向立法部门进行反映。 行业规范有时比法律更有效 汪海林认为，一个行业的规范不能光依靠法律，还得依靠行业协会的力量。“现在行业发生争议和纠纷，大家的首选是去法院。但我认为，协会需主动走到法官的前面去解决问题。国际足联的做法对我们是有启发的——很多足球运动员不怕法官，最怕的是国际足联禁赛。一旦运动员违规或违法，只要被禁赛，他的饭碗就丢了。 这说明行业规范的震慑力大于法律。同理，如果行业组织对自己的会员管理真正做到公正严格，让会员了解到行业制裁比法律制裁更严厉，那么这个行业就能日趋规范起来。对于影视创作行业也是如此。”汪海林如是说。 清华大学知识产权法研究中心主任崔国斌认为，行业协会加强管理，可能比法院的判决更有效。他建议，编剧业界可以建立诚信档案，针对作品设立黑名单等，鼓励大家尊重诚信、加强自律、保护原创。 段玉萍也认为，在影视创作版权保护方面，行业协会有很大的空间可发挥作用。编剧、原著等之间的合同方面，行业协会可以做一些规范，如制作合同范本、调解纠纷等，通过完善规则让行业健康发展。 合同是最有效的保护伞 安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程冰表示，我国影视产业发展迅猛，很多外国投资方非常看好我国的影视运作，愿意进行合同约定，而我国因行业惯例不愿进行合同约定。“法律赋予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如果不及时行使，可能存在很大争议，产生纠纷后，只能由法院依法判定。建议可以行使权利时尽早争取。” 崔国斌建议编剧通过合同表达自己的诉求，而且签约时最好聘请律师帮助，将自己的诉求翻译成法律语言。 “法律在权利设立上更多偏向于资方，但精神产品创作理应偏向创作者。司法实践中，如何判定思想和表达，界定起来非常困难。比如文字作品的版权纠纷中，可以根据内容比对判定抄袭、剽窃，但文字作品经过导演的拍摄创作过程之后变得非常复杂。影视剧有个特点，它与小说不太一样，但高度概括后整体脉络却可能变成一样的。”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检察员孙铁成说。他还指出影视剧创作中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电视剧中许多桥段是来回运用的，而这些创作素材的著作权归属问题一直无解。 未来需理论研究也需司法探索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琛建议，法学界与创作界的沟通非常重要，将专家陪审团引入影视创作版权纠纷案件的庭审中，会有助于解决侵权认定的问题。对此，北京海淀区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李盛荣表示，最高法院在研究推动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问题，海淀区法院是试点之一，他们已提出希望专业化陪审员加入庭审。 李琛认为，抄袭的标准可以用“合理使用”的判断标准来反推。一部作品使用另一部作品内容的质和量，如果不构成合理使用，那么很有可能构成侵权。法官丁文严表示，相似案例的判决可能不同，不同法官根据阅历、认知等导致对某些相似个案形成不同判断。今后可以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针对某一类作品进行指导性认定。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法官冯刚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对著作权的保护在深度和广度方面不断加大，影视创作案件的特征也在变化。过去是直接、简单的低级抄袭，现在正往更深度、更复杂的方向发展。如何界定抄袭、借鉴等，既需要法律理论方面的研究，也需要立法进一步明确，更需要司法实践在每一个个案中积极探索。 谈到现有法律在执行中的问题，段玉萍强调，在如何认定侵权方面，“实质相似及接触原则”是国际通行的原则。另外，版权只延及表达，而不延及思想、方法等也是版权保护的基本原则。但在具体判断上，思想与表达不是绝对的一刀切，如思想和表达的中间地带如何界定，如影视作品的故事情节、框架、脉络、人物关系等是思想还是表达。 虽然这些问题在法律法规中没有规定，但目前在司法实践上已经达成了一定共识。如果能形成一些指导性案例，对于统一司法审判会起到一定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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