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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枉不纵是司法的基本原则 --与沈德咏同志商榷 5月7日，最高法院副院长沈德咏同志在《人民法院报》刊发了《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的文章。他在文中说到:“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错放一个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来，错判一个无辜的公民，特别是错杀了一个人，天就塌下来了。” 面对当前全国一些死刑犯冤假错案的曝光，也许最高法院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下决心要改正中国司法领域积淀的弊端，因此沈副院长发表了这么个观点。如果是法学界和新闻界的人士说说也就罢了，但沈同志是代表了中国最高审判权威的，说这个话似乎就不妥了。 一、不可错判是对的，但宁可错放就不对了。错判会造成冤案，会错杀无辜，对一个家庭来说，确实是“天塌下来了”;但错放又是什么后果呢?如果错放了杀人犯，要么继续去另抓别的无辜者，要么就将案件挂起来，那么，真凶就会逍遥法外，这对被害者的亲人，这对中国的司法秩序又怎么会是“天塌不下来”呢? 二、对“宁可错放”的理解是:在证据不足不准的情况下，宁可放掉犯罪嫌疑人，也不能错捕、错判。其实这就是西方司法“疑罪从无”论，沈同志直说就行，无需换成这么惊世骇俗的观点。如果“宁可错放，不可错判”成为一个司法原则的话，那么，在工作中，司法人员反可轻松地卸责了，他们何必做吃力不讨好的事呢?那就会有大量的真凶逃脱法网。所以，在司法界，最好不要说“宁可…不可….”什么的， 这有点让我们想起当年蒋公“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偏执。 三、一旦真凶被错放，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呢?一是法律的威严造成损害，犯罪分子就会不断地作案，并将这种罪行用消蚀证据和律师帮辩的包装掩盖起来，永远作案并永远被错放;二是受害者亲人就会不停地上访，甚至会动用私刑，因为在中国没有西方那种基督的宽容，“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西方就有这么个案例，一个黑帮老大频繁杀人，就是不给警方证据，如一次他竟然当警长的面将一个人扔下河淹死，却因孤证被错放。最终他被警长用私刑击毙，警长也做了正当防卫的假证，逃脱了惩罚。 四、公安机关既然抓了犯罪嫌疑人，就一定会有一些依据，要放人，也必须要排除就些疑点，如果疑点排除不了，侦查时效结束，就是放人，也要死死盯住他，一旦发现充分的证据，迅速再抓。如果象西方那样特别拘泥程序法，在实体证据充分而办案者在程序上有些瑕疵，就要错放嫌疑犯的话，那么是不符合我国当今的司法实践的。我们不可想象，美国的辛普森和南非的刀锋战士是怎么被错放的。作为公安的破案机关，他必须视嫌犯为天敌，追到天边也要将其绳之以法，绝对不能有任何“宁可错放”的借口。 五、察看我国近年来司法实践的事实，冤假错案大大地减少。我们看到目前媒体上炒作的冤案基本上都是10多年前的，而当下的冤案并不多见。10多年前，我国的法律还不完善，执法人员的素质还不高，执法监督还不严密，司法活动中的科技含量还很低，在那样的司法环境下，出了冤案是必然的。“83年严打”中有没有冤假错案?在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泛滥中，又有多少冤假错案?我们怎能针对历史上的司法案例来制定当下的司法原则? 六、虽然在全世界都不可能杜绝冤案，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一定要有坚决杜绝冤案的决心和措施。当今我国司法领域有了很大的进步，完全有能力做到既不能错抓错判，也不能错放漏判，因为错判就是一种错放，而错放从实质上看也是一种错案。“不枉不纵”才是当今必须坚守的司法原则。我们既依法办案，也要体现法律的原则和功能，法律不仅是用来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人权的，也是要保护受害人和社会公共秩序的。今天，在司法的所有环节和程序中，规定与科技都非常完善，抓错杀人犯完全是个笑话，而检察院错捕错诉，再到法院错判根本是不可想象的。沈同志没有必要说那个观点，因为那是个马后炮。 七、笔者小时候看过一个民间故事，说的是一个庸医扛着“医驼背”的招牌走街串巷。一日，他受请到一家人家为病人医治驼背。他的医术很简单，就是让病人爬在一块木板上，在其背上再压一块大木板，然后庸医站在上面不停地踩跺，最后，病人的驼背治好了，但他也断气了。当家属责问庸医时，他堂而皇之地答道:我只医驼背，现在不是医好了吗?今天，沈同志的这个观点，让我们再一次想起了那个搞笑的庸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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