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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冲波 | 文图 2015年8月28日，山西平陆、夏县、垣曲三县“中条山战役”难民及后人1000多人，来到三门峡市渑池县坡头乡，为在70年前救助过他们的渑池及豫西恩人立下一块感恩碑，被救助者代表还向当年的施恩人分别赠送了感恩匾。参加立碑仪式的有许多七、八十岁的老人，谈起当年被救助的故事，激动的热泪盈眶。场面十分感人。 这块感恩碑高3米、宽0.9米、厚0.2米，碑座高1.457米，碑总高4.157米。它提醒人们永远不忘1941年5月7日日寇发动中条山战役这个黑色日子。碑亭为重檐六角亭，左右两侧建有40米长廊，象征着那段难民生活的艰难和漫长。长廊两侧各建有一个四角亭，寓意黄河两岸人民共同托起中华民族施恩和感恩的优秀文化。 中条山战役难民感恩碑 1941年5月7日，日军10万人对驻守在山西平陆县张店以东中条山18万中国军队发动全面进攻，史称中条山战役。日军在挺进队、便衣队和伞兵部队的配合下，多路分进，中路突破，层层包围，中国守军被困溃败。至5月11日，日军控制了整个中条山和黄河北岸，对战场进行篦梳式反复扫荡，中国军队伤亡惨重，至6月10日战役结束，中国守军阵亡约42000人，被俘约35000人，唐淮源、寸性奇、王竣、梁希贤等十余国军将领为国捐躯，日军战死673人，负伤2292人。 中条山战役爆发后，山西平陆、夏县、垣曲一万余百姓不堪忍受日军的铁蹄蹂躏，扶老携幼，背乡离井，偷越日军封锁线，逃过黄河，流落到渑池、陕县、灵宝、洛宁、宜阳、新安等豫西一带。在国民政府赈灾委员会、当地乡绅、驻军及外国传教士等多方努力下，在渑池县坡头街、马口村、小羊河村、苦楝树村、县城西关福音堂等处为难民开设舍饭场、举办难童学校，同时还在万寿寺村、陈村等进行难民登记并向周边县域遣散。豫西百姓在战乱、灾荒、自身生活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五户联保救济一户难民，为他们提供住处，筹措口粮，扶危济困，共渡难关。
为感谢豫西人民当年的慷慨救济，黄河两省五县民间组织发起了这次感恩碑铸立活动，也得到两岸官方的热烈响应。 一、鬼子来了 这些白发老翁老妪的讲述，把我们带到了那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月。 山西平陆县曹川镇南沟村民、86岁的乔治治回忆，1941年农历四月初八的平陆寺头村关帝庙会上，人们听到后山轰隆轰隆的炮声。因为离得太远，大家都没有把它当回事。四月初八这天，他们的村子还在唱戏。这次唱戏主要原因是有人在村里发现了一条小白蛇，村民便认为这条并不多见的小白蛇是条白龙，于是搭起了戏台唱戏，小白蛇就被放在供桌上，供大家祭拜。沿河的村民和对岸河南渑池县的群众都来凑热闹看戏，在龙王跟前表表心意，祈求平安。 当时仅有十一岁的乔治治在人多的地方窜来窜去，一不留意，一只脚踏进卖饭人刚从火炉里扒出的炭灰里，把他的脚一下子烧伤了。唱戏结束后的一天，天上有飞机盘旋，人心惶惶。第二天就鬼子的飞机就开始丢炸弹了。村民们纷纷渡河逃往河南。乔治治脚有烧伤，是他的叔叔们背着他逃命的。 逃难的人群扶老携幼，谁也不顾谁。姚治治看到，黄河边有一群十五、六岁的女学生，正在哀求岸边的人，谁帮她们过河就嫁给谁。可是没有人能够帮助她们。后来她们中有的被日本飞机炸死，有的跳进黄河被水冲走，幸存者寥寥无几。
夏县祁家河乡庙坪村人文居仁说，中条山战役打响那年他24岁。曾万钟第五集团军第3军12师师部就住在他家的前后院子，师长寸性奇就住在西屋，副师长和参谋长住在后院，第三军后方医院也扎在庙坪村，还有几个苏联顾问。日本兵是农历四月十三占领祁家河的，此前几天，师长骑着马带着护兵走了，几天没有回来，大家都说跟往日不一样，前线一定打得很厉害。 5月8日刚吃过早饭，只见师长太太穿着旗袍从外边回来，文居仁的母亲问道：“前头仗打得怎么样了？师长还没有回来？”太太回答：“不要紧，师长正在前线指挥作战。”过了一会儿，文居仁见师长太太从西屋出来，手提一只小皮箱，与护兵每人骑一匹马匆匆走了。 天快黑时就听见枪声乱响，许多人顺大路跑来，有军人也有老百姓，原来日本兵已经来了。看见别人都跑了，文居仁的母亲说：“咱家也走吧！” 文居仁背了一条被子，随着村里人跑到一个叫大草洼的地方。大家都躲在一块大石头后边，只见日本飞机在他们的村子上空来回飞，还一边打着机关枪。据村里没走的几个人说，日本兵为了联络几路人马会合，在河滩地上铺了很大几块白布红布做记号。
第二天，村里人跑到更远的骨朵沟去。文居仁大哥想回村里取点东西，但有许多日本兵在村子里走动。原来日军就把司令部就扎在他家。 而夏县祁家河乡福家洼村的文桃爱的母亲和婶婶则和附近村子一百多口人都藏在河边一个石洞里。几天后，一群日本兵竟然找到这个石洞，他们强迫老百姓回村，并把几个年轻妇女糟蹋了。大家才明白这里不能藏人了，才设法往黄河边跑，要逃过黄河去到河南。 二、逃过黄河 夏县祁家河乡横口村祁积德说，逃难时他才几个月大。父母商议说，过黄河到河南去可不比在家里，孩子带在身边是个累赘，干脆扔掉算了。可他爷爷不答应，“孩子交给我带，不麻烦你们。”就把他裹在自己宽大的腰带里一直到河南地界才解下来看。在匆忙中，他一直是头朝下裹着的。 夏县窑泉村民安占业说，1941年5月日本兵来时，他8岁，还有一个未出满月的小弟。一家人和村里人一起往后山跑。他父亲一直埋怨这个孩子生的不是时候，她母亲只是叹气：“这只能怨日本兵来祸害，咋能是孩子的过错？”
按当地风俗，坐月子的人到哪都不吉利，所以没有随村里人一起过河，而是去高洼村的一眼破窑里藏。 后来这里的人也越来越多，大家都说日本兵糟蹋的不行，都想往河南逃。从任家堆下到黄河滩，安占业看见黄河里漂的死人特别多，大多是穿着军衣的国军，也有老百姓，还有不少学生。 羊皮筏子每送一个人不论大人小孩一块大洋，他们不收纸票。但没有船让他母亲过。 安占业母亲一连几天一口热汤也喝不上，奶水也断了，小弟弟饿得哇哇直哭，父亲急了，说“大人不知道还能不能活，不如狠心把他扔了。”但他母亲说啥也不同意。 在河边又住了两天，眼看很多的村人都过了黄河，安占业父亲急得两眼冒火，趁他母亲解手之际，抱着小弟弟紧跑几步一下子扔到黄河里去了，眼看着小弟弟被滚滚黄河吞没了。他母亲气得连声埋怨，但连大声哭一下都不敢，只好躲在一边流泪。 直到第八天，安占业也不知道父亲给人家说了多少好话，又加了几倍的钱才让过的河。
垣曲县刁窝村文显湖说，他家虽然离黄河不到200米，但弟兄几个水性都不好，他大哥见别人抱两个大葫芦就浮水过去了，还能带一个人或者背些东西。大哥就想把他送过去，文显湖害怕得不行，下到水里紧紧抓住哥哥。大哥水性不好，他死死扒在哥哥背上，浮到河中间一个浪头打来，一不小心葫芦朝上人到下边了，幸亏哥哥一手紧紧地抓住他的胳膊，他才没有被水冲走。 但这样哥哥只能一只手抓葫芦，却再不能把葫芦压到身子底下，只好任凭水冲了。文显湖不知道喝了多少水，漂着漂着又漂回了北岸。一到岸边大哥就软了，歇了好大一会儿才站起来。最后不得不等着坐船。水手一共过了8个晚上才把全村170口人过完。 平陆县崔家坡村解克友说，中条山战役打响时，14岁的他还在曹川镇太寨村“平陆儿童教养所”上学。教养所收容难民儿童500多名，有一百多名教职员工。学校决定从50里外的尖坪渡口渡过黄河，到河南去躲避。但一到渡口，日本飞机三架一组轮番轰炸扫射，根本无法渡河，只得赶到40里外的下游白浪渡口过河。 谁知白浪渡口更糟糕，日本飞机封锁得更厉害，逃难的老百姓，溃败的中国士兵，满河滩都是等着过河的人，到处是一堆一堆的尸体。老师只好领他们翻过一道土岭，来到相对安全的鲁坪村。 住进一座村民院子，北边三孔大窑洞，东边一孔没有窗没有门的小窑洞。炊事员半路上捡的80军丢弃的十几支枪就放在小窑洞的干柴堆下。每人每天发两个馒头，喝一碗玉米槮汤。第二天，又来了120名师生，一下子增加一倍，成了240人，只好每人每天一个馒头半碗汤。 三、逃难渑池 渑池县城南郊小羊河村口这棵百年苦楝树下的碾盘，就是当年舍饭场磨面的见证。
国军高桂滋17军每位将士每天节省二两口粮、渑池乡绅老财富户捐赠的粮食、国民政府赈灾机构调拨的粮食，就在这个石碾盘上日夜不停磨着。起初，每人每天两顿两碗玉米糊糊，后来灾民太多了，加之高桂滋17军换防陕西，以及随之而来的旱灾、蝗灾，只能每天一顿稀糊糊，有的灾民喝罢，又继续到附近村子讨饭去了。 夏县庙坪村民文英子说，他们先到三里外的马口舍饭场喝完汤，又一路小跑，赶回小羊河舍饭场再喝一碗，那天不凑巧，系在腰间的布裤带断了，当下出丑，被认为是喝饱撑断的，一时传为笑料。马口村、小羊河村相距不到三里地，都在渑池县城西边一条小河的上下游。 郭成贵是平陆县郭家原村人，他是在逃难渑池时中结的婚，记忆深刻。他祖父郭振华是县里有名的乡绅，他12岁会做诗，14岁开始教书，当时就在小羊河舍饭场一所难童小学当老师。媳妇叫杨圣朵，夏县七泉村人，这一年16岁，一家人也逃难在此。她的堂哥杨治水是舍饭场管事的，一天郭成贵托杨治水说媒提亲，两家人一拍即合。 逃难途中，婚礼一切从简。在小羊河舍饭场不远的郑家窑村举办，流亡到渑池县的运城专署专员关民权还给他当证婚人。后来难民学校停办，郭成贵到渑池县城东门外一家学校去教书，每天的报酬是4两麦糁子，教学之余还要到地里挖野菜，才能勉强活下去。杨圣朵主要靠给当地驻军做鞋做衣服，给当地人纺线维持生计。 据《渑池县志》记载：1942年，“全年大旱，小麦欠收七至八成，秋粮基本绝收。”当年的难童、如今的中央党校教授杨圣清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蝗虫飞来，遮天蔽日，响声如雷，纷纷落入庄稼地里，把玉谷、高粱压弯，把谷苗压折，蝗虫吃禾的声音如牛吃草一般，嚓嚓作响，一块玉米地，不到半天叶子全被吃光，只留光杆。1943年春，当地大多数人家，也只能以树皮、树叶为食。杨叶、柳叶、皂角叶、洋槐叶成了人们最常吃的食物。人们把这些树叶拿回去，在水中泡两天，去其苦涩味，然后再食。”
在这样的年景，当地人卖儿卖女不在少数，难民更不要说了。小羊河村边有一条小溪常年流淌，水里有一年四季常绿的水草，那年冬天实在找不到野菜了，8岁难童杨景致亲眼看见年迈的奶奶边拔水草边往嘴里塞，然后拿水草回家，放在锅里，加上从舍饭场领回的一碗麦糁子，煮煮让一家人吃。 一个大雪天，他和母亲跑了几个村子，一整天几乎没要到东西，就在野地里找一些干刺蓟拿回来住着吃。那年冬天还煮干柿子叶吃，但怎么也煮不烂。有一天饿极了，偷偷拔人家的麦苗吃，但怎么也煮不软，放在嘴里也嚼不烂，实在咽不下去。 一天，杨景致路过一家馍铺，看见刚蒸出来的热腾腾白馍，馋得直流口水。这时，一个中年妇女过来买了五个馍，她问杨景致：“想吃吗？”他说，想吃。中年妇女说：“想吃跟我走。”厮跟走了一段路，他果然吃上一个白馍，来不及多想，几口就下咽了，觉得很香，只是太少。走一段路，中年妇女又给他一个，一共吃了三个白馍。 中年妇女叫到她家吃饭，杨景致紧紧跟着。转了好几个弯，最后来到一座砖门楼前，门前还蹲一对石狮子，一看就是财主家。 中年妇女打开门让他进去，杨景致这时才多了一个心眼，“万一进去不让我出来咋办？”他屁股抽着往后退。中年妇女把他往门里推，杨景致抓住门框死活不进。中年妇女先进门里去拉他，他使劲蹬住门槛就是不进去。 幸亏那三个白馍出上了力气，他扭头拔腿就跑。回到住处，杨景致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母亲惊喜说道：“人家肯定没孩子才哄你去的，要是你进去了，咱娘俩就恐怕永世不得见面了！” 平陆下坪村难民杨银发说，那年他5岁，过黄河后在渑池陈村舍饭场吃的是几口大锅熬的稠米汤，只让老人和孩子吃。
平陆下涧村的崔月英来渑池逃难前，在老家丈夫被国民党抓壮丁生死不明，娘仨来到池底村讨饭时，村子一位老人问她山西哪里人，她说，平陆下涧村的。老人又问她父亲的名字，她说出“崔万福”三个字时，老人很惊奇。 原来老人也姓崔，10年前过黄河到下涧村续家谱，时任村长的崔万福热情接待过他。于是，老人把崔月英娘仨领会家中，晚上就召集崔姓一大家子人开会，商讨救济崔月英一事，“咱们不帮山西崔家的闺女，就对不起老祖宗！” 第二天纷纷背来米面，拿来被褥，安排到一孔土窑居住，流浪半年多，现在总算有一个挡风避雨的窝窝了。后来本村磨豆腐的刘克俊看上了崔月英，把她娘仨全接过来一起过，吃了一顿便饭就算成亲了。 祁家河乡侯家山村民安陈锁说，他是1929年生人。那年过黄河后，先在床脑村给一个财主放羊，干了三年整天喝的是玉谷面糊糊，不记得吃过馍。1942年大旱，收成不好，河南人把榆树皮剥下来吃，他还吃过枸树的叶子，毛茸茸的实在难吃。谷面糊糊加上糠菜还是不够吃，眼睛常常饿得发黑连路都走不成。本村的放羊娃王如臣从家里拿些玉米、豆子，两个人找一口破锅在山坡上煮着吃，后来成为一对好朋友。
后来安陈锁又到王坟村一个财主家干活，掌柜叫崔月明，待伙计很好，一个长工一年下来能挣一千多斤麦子。 村里最大的财主叫崔道庆，他家有二百亩地，雇工十几个，大部分地租给别人种。秋天有些难民没有吃的，偷了他家的玉米穗子，被看庄稼的伙计抓住了，崔道庆说：“不值得大惊小怪，把他放了，以后再也不要为难这些难民。” 夏天收麦时，难民们到地里拾麦子，只敢拾掉下的零散麦穗，一天也拾不下多少。崔道庆端着水烟袋在地边树下乘凉，他对拾麦人说：“不偷不拿，不如在家，拾麦子就是连偷带拿才对，一根一根地拾，一天能拾多少？你们只管拿，每人扛一大捆回去才对。”这样一来，难民的胆子就大了，真的连拾带拿。 夏县祁家河乡杨家窑村民杨敬礼，那年5岁。一家人逃难过黄河后，在黄楝树村进行难民登记，国军17军派士兵护送到灵宝县的大麻沟村，同去的还有交泉村王广治、祁大海两家人，保长把难民分到各家各户，按五家当地人保一户难民，要保证难民有吃有住，每户每月出一斗粮。 杨敬礼一家人一下子领到200斤口粮，心里十分欢喜。当时政府还偶尔发一点可怜的救济款。那天，杨敬礼去领钱，看见一个十岁女孩手冻得肿着还流着黄水，发钱的人就多给女孩子一块钱，杨敬礼还挺羡慕的。 四、遣散豫西 从渑池县城往北10里有个万寿寺，当年难民在这里进行登记。当场，大人每人发一件衣服，小孩是半斤棉花，然后不论大人小孩每人两块钱，最后进行遣散分配，开个证明，也就是发个“难民证”，有分到陕县、灵宝、阌乡的，也有分到洛宁、宜阳稍远一点的，更远的就是陕西的扶风、麟游县的。
先到乡镇报到，再安排到村，由当地保长引回村子，一家一户摊派粮食，最后收上来交给难民，规定每个难民每月的口粮30斤，不够部分，自己要么四处讨饭，要么给富户干活挣粮食吃。头一年摊派还能收上来，第二年逢当地大旱绝收，就收不来了。 有的难民胆子大，找着当地驻军。因为此前这些部队就在中条山驻防的，部队出面，保长只好硬着头皮去一家一户讨要。夏县七泉村王秀梅随母亲先在渑池县城边的苟不管舍饭场，后到万寿寺登记，分配到下洪阳村，刚开始保长还主动送粮食来，到后来就不好好给了，要一点，给一点，后来要也不给，说各家各户说收不上来。 那天保长正在吃饭，王秀梅母亲上去就把保长手里的饭碗夺了，“我们难民饿着，你也得饿一会儿，反正你不给粮食我今天就不走！”保长只好先从自己家里拿些粮食打发走难民。 平陆曹川村李天来那年9岁，跟母亲在荥阳汜水街讨饭，成群的难民走过后，路边一个老大爷叫住他，便把两个大饼塞进他的衣襟，随即推他离去。母亲上前连连道谢。旁边的人指着那个给饼的人说：“他是个好人，你一个妇道人家，拖儿带女出来逃难太可怜了。”
夏县交泉村人、82岁的祁大海述说时几度哽咽。当年他父亲一句话，“快带上急用的东西往河南逃”。一家人就从宝山渡口过黄河，在渑池小羊河吃过舍饭，最后遣散到灵宝县阳平镇裴张村。 一开始几家人挤在村边的几孔破窑里，第二天一早，一位六十岁老太太喊祁大海一家人，”收拾东西到我家去住，住在这破窑里没门没窗的，天冷了咋行？“老太太有上下两个院子，把下院两间房子腾出来让他一家人住。不多会儿，就送来做饭用的锅、碗、瓢、勺和被子等，”逃难的人都说我一家命真好，遇到了活菩萨。” 五、患难情深 百姓的语言，琐琐碎碎的故事，却道出了几十年的感恩感谢。就象在8月28日立碑仪式上，难民后代、渑池丹峡风景区董事长陆朝军致辞上说的那样：“沿黄一带的河南老百姓，用一颗善良的心，温暖了山西难民不堪忍受异族蹂躏的痛楚之心，倾其所有，度过难关。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发起募捐建碑活动，报答救命之恩，永世铭记，使感恩情结得以释怀。”
就象难民后代、祁家河中学校长杨春红在讲述中说的那样，小时候常听奶奶讲在河南逃难的心酸往事，说到伤心处痛哭流涕，最后结尾总是那句话：“河南人真好！” 稍大一点，看见爷爷奶奶对河南人特别热情，不管他们是木工、烧窑或者挑货郎担子，但凡河南人到村子，奶奶总是迎接到家里，如亲人一般，问寒问暖，问长问短。杨春红常常不解问奶奶，他们又不是咱们的亲戚，对一个外地人这么好？奶奶只说一句话：“河南人真好，河南人救过咱的命！” 上世纪八十年代，豫西的小戏班子来七泉村演出，那年冬天下大雪，住在她家的几个女孩子把鞋踩湿了，奶奶扭动小脚去灶火膛里烘干。戏台下，奶奶用手绢包几个热馍，给唱戏的几个女孩子拿去，“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我们当年在坡头街要饭，要不是那里的老百姓待我们好，恐怕早就饿死了。” “河南人真好，河南人救过咱的命。中华民族扶危济困的传统美德，在豫西人民身上体现得尽善尽美，这种善良，这种恩情，晋南人民将祖祖辈辈没齿难忘！”杨春红女士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感激之情，道出了晋南全体难民的共同心声。
感恩碑的建立，既是70年前国仇家恨的历史见证，又是晋豫两省黄河两岸人民的情感纽带。 ——完稿于2015年9月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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