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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1716—1797)清朝诗人、散文家，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为官颇有名声，奈仕途不顺，辞官筑随园，吟咏其中，倡导“性灵说”，著述以终老，世人称之为随园先生。
愉悦，从历史的长远角度来看，从使命感的神圣角度来看，对人而言，是一种可得而不可常得，可有而不能常有的奢侈品。
作为一个文人，在一些事情上，快活得不行；在一段日子里，压根儿用不着忧虑和恐惧；在一定范围中，甚至连顾忌、戒备、防范、紧张，也是无须乎在意的，从而获得相当程度，或一定程度的愉悦感受，是绝对可能的。但终其一生愉悦，从头至尾愉悦，无日无夜不愉悦，无时无刻不愉悦，这种福星，中国没有，世界也没有；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古人说过，“人生识字忧患始”；古人还说过，“不如意事常八九”。这就说明生活本身，其实是并不愉悦的。愉悦难得，不愉悦却常得，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不过，乾隆年间，“江左三才子”之一的袁枚，这位随园老人的一辈子，是几乎接近于上述福星水平的愉悦。
文坛中的特例
在中国历史上，在那个很难愉悦得起来，“文字狱”大行其道的年代里，袁枚的出现和存在，应该说是一个奇迹。这位老人家，不但他自己感觉到愉悦，享受着愉悦，同时代的人也都认为他，即使不算百分之百的愉悦，也足够百分之九十九的愉悦了。很有一些同行，不但羡慕得直流哈拉子，还嫉妒得恨不能咬他一口。所以说，如果只是自己感觉到愉悦，也许是算不得数的，谁知你是强撑着的呢，还是假装着的？唯有众人都一致认为，那才是货真价实的愉悦。
不管你对袁枚的评价，是好是坏，对他这种能够获得全天候愉悦的结果，我觉得有值得中国人为之深思的地方。
其实说白了，袁子才的愉悦或不愉悦，与别人是并不相干的，愉悦是他，不愉悦也是他，关咱啥事？为什么人们要将他的愉悦当回事呢？问题就在于这位老先生的一辈子，基本也是乾隆皇帝的一辈子呀！如果袁枚是个有他不多、无他不少的三流诗人，是个作品不多、废品不少的末等文人，也则罢了，皇帝不会把目光投射到这班文坛小虫子身上的。可他却是领袖群伦、左右诗坛、引导潮流、众望所归的庞然大物，乃举足轻重之人，非同小可之辈啊！古语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样一个大脑袋，在这位皇帝铁腕文化政策的统治下，既没有受过被膜顶的荣耀，也没有挨过吃凿栗的疼痛，细想想，该是多么多么(恐怕还要加上一个“多么”)的不容易了，那是一个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年代，是一个死了以后应该入土为安却不能安的年代。结果袁老先生在他的随园里，优哉游哉地风花雪月着，得其所哉地吃喝玩乐着，既没有派出所的警察半夜敲门，也没有戴墨镜的便衣盯梢尾随，能够安然无恙地，逍遥自在地，甚至还是大摇大摆地，风风光光地度过一生，这岂不是奇哉怪哉，值得刮目相待的事情嘛！这其中的蹊跷，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全都纳闷，为什么他在乾隆当政期间，居然成了个特例，难道这位老先生在陛下眼中，竟然成为一个隐身人吗？
乾隆皇帝爱作诗，更爱文字狱
弘历比袁枚早生五年，晚死两年，是位厉害的皇帝，也是位爱挑剔，甚至到吹毛求疵程度的皇帝。随便举个例子，乾隆十三年(也是袁枚辞掉公职再也不做朝廷命官的一年)十月二十日，翰林院撰孝贤皇后的冬至祭文，这本是一篇例行的应景文章。但文中出现了“泉台”这样的字眼，弘历一看，挑起刺来。他说，“泉台”二字，加之常人尚可，岂可加诸皇后之尊？皇后归天，只能去西天极乐世界，哪有进十八层地狱之理？简直混账之极！也许，九五之尊，不会出此粗口，但他心里会这样申斥的。什么混账东西，你们以为朕是草包蛋，是外行领导内行，想蒙我唬我吗？结果，张廷玉、阿克敦、德通、文保、程景伊为此俱着罚本俸一年，连基本生活费也不给。由此来看，这样一位咬文嚼字的皇帝，必然也是一位特别爱好收拾文人的皇帝。这一点，与他的父亲雍正、祖父康熙、曾祖父顺治，如出一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虽然到他在位，大清江山，已经坐稳一百多年。然而，一个人的根，扎在血脉之中，非一朝一夕形成，也就非一朝一夕能够改变；如果不幸这根是劣根的话，那就成了劣根性。清朝历代皇帝，那种狭隘的意识、一些不可逾越的劣根性，根深蒂固，不可改易，盘根错节，无力挣脱，遂造成这个种族最后的没落、这个朝代最后的衰败。所有出身于草根阶层的头领、莽原部落的渠首，即使登上权力巅峰，都难免这种抱残守缺的愚执。有什么法子呢？试为乾隆以及其父其祖着想，统治着人口众多、地域辽阔、传统悠久的汉民族，如何不被同化，如何不致淹没，焉能不让他们戒备防范？对这些整日疑惧不安、心理复杂变态、充满过敏反应、深感危机叵测的帝王来说，面对汉族精英分子，在清洗上之不择巨细，在铲除上之不遗余力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而弘历在这方面，可以称作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一位。据故宫博物院早年出版的《满清文字狱档》，顺治在位18年，康熙在位61年，雍正在位13年，乾隆在位60年，加在一起，共计152年，清朝的中央政府一级，或政治运动式的大规模，或消防灭火式的中规模，或追查扑杀式的小规模，先后共制造了160余起的“文字狱”案件，平均不到一年，也就是十个月的光景，就对汉族文人开刀问斩一次。在这种皇帝钦批的诏狱里，坐大牢的，掉脑袋的，株连九族的，流放宁古塔或更远的黑龙江、乌苏里江，给披甲人为奴的，每起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加上地方政府一级的扩大战果，层层加码，法外行刑，斩尽杀绝，恨不能挖地三尺，人人过刀，以邀功求赏，用这些无辜文人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全中国到底关、杀、流、坐、立决、凌迟、斩监候多少文人，恐怕是个统计不出来的巨大数字。
盛名之下依旧潇洒
袁枚虽然生活在每隔十个月，就得收紧一次骨头的年代里，不但毫发无损，皮毛未伤，而且还相当愉悦地活到了81岁，寿终正寝。能不教人吮牙花子，啧啧称羡么？能不令人视为奇迹，纳罕叫绝么？要知道，乾隆如果想修理他的话，是绝对来得及的，因为袁枚咽气之后两年他才咽气，但这位陛下百密一疏，竟让这样一位“倡性灵说，天下靡然从之”的大文人，在文网罗织、诗狱频仍的年代里，逃脱自己那一双鹰隼般捕获猎物的眼，这简直有些不可思议。
我特别钦佩这位老滑头，头大且滑加之老，俗话说，老了的兔子不好拿，他就属于这种让乾隆没辙的老人家。
说实在的，他的名气，大得不可能不让当局对他注意有加；他的行状，其招摇、其响动、其出格、其影响，不可能不让当局对他置之不理。据李元度《袁枚事略》：“所作随园诗文集，上自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重之，海外琉球至有购其书者，仕虽不显，而世谓百余年来极山林之乐，享文章之名，未有及先生者。”这份张扬、这份排场、这份气势、这份声誉，尤其不可能不让中国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诗产量最高的乾隆皇帝，漠然视之，心不为动。然而也怪，他快活欣喜一辈子，舒畅自在一辈子，吃喝玩乐一辈子，风流潇洒一辈子，相对于他同时代的那些愁眉苦脸、焦虑恐惧、担惊受怕、坐卧不安、惶惶然不可终日的同行，那天壤之别，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辞职隐退是最好的选择？
弘历好作诗，这是这位皇帝的毛病，做你的皇帝得了，干嘛非要挤进诗人队伍里来？乾隆十四年(袁枚辞官后的次年)六月，他的处女作《御制诗初集》问世，共44卷，收其自元年起到十二年的诗共4150首。此后，越写越多，欲罢不能，到了咸丰年间，他当太上皇了，还在写，一生写诗达4万多首，超过《全唐诗》所录的唐人诗篇总量，这实在是惊人之多。一位如此强烈喜好写诗的皇帝，对文人来讲，我相信，福的可能性很小，祸的可能性反而很大。固然，皇帝爱好文学，马屁文人得以施展其溜舔功夫，但那些非马屁文人、拍不上马屁的文人、马屁没有拍好拍到了马脚上的文人，就不会有好日子过。大学士张廷玉，因为一纸祭文，用了“泉台”二字，被罚俸一年。由此可以了解，弘历必是一位非常精细、非常尖刻、非常不容人、非常挑鼻子挑眼、非常具有侵略意识的人。如果他不是帝王，而是个普通人的话，第一不能共事，第二也不能交友，第三当他的下级你就没命了。因为这种唯我独尊的强人，几乎不能容忍超过他、胜过他，对他不敬、对他的存在构成威胁的另一个。在太庙历代清帝的肖像之中，乾隆这张脸是最不面善的。
袁枚辞职，未必受到乾隆对张廷玉五大臣罚款影响，但下决心打报告自炒鱿鱼，他肯定了解这位懂诗的皇帝，对于诗人的存在决不是什么福音。果如其料，第一，对钱谦益，乾隆三十四年下令销毁他的《初学集》《有学集》；四十一年汇辑《四库全书》时发布上谕，“钱谦益等人，实不足齿，其书自应概行焚弃”；同年，命国史馆编明季《贰臣传》，收入钱谦益，将其彻底搞倒搞臭，打入另册。第二，对沈德潜，乾隆二十六年，将这位老夫子由苏州招至北京，因为陛下正处于诗歌创作热潮之中，急需一位捉刀人为其大量制造诗篇。归愚先生虽年近古稀，但乾隆对他破格提拔，恩庇有加，授编修、擢中允、五迁内阁学士，官至礼部侍郎，以年老乞休，乾隆许原品致仕，并赐诗送行，作为御用文人，得此殊荣，可谓登峰造极。然而，四十三年，徐述夔《一柱楼集》诗案起，乾隆以其曾为之作序的罪名，尽管已死多年，也不轻饶，“扑其碑，夺其谥”。其实，大家都明白，沈老先生告老还乡之后，管不住自己的嘴，透露他为陛下代笔的秘辛，这才招来刨坟掘棺之灾。就这样两位诗人的下场，能不让袁枚不寒而栗吗？
（本文摘自《中国人的教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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