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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20日在莞城美术馆举办的“传神阿堵—明清人物画精品展”展出了浙江省博物馆馆藏明清人物画137幅作品，其中有些是明清时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画家作品和经典之作，如明代的陈洪绶、曾鲸、沈周，清代的禹之鼎、任伯年、华岩、费丹旭、金农、罗聘等名家作品。作品较全面反映出了明清时期人物画的整体风格面貌。 中国人物画是较早出现的一门画科，是与山水、花鸟相对独立存在的绘画门类。而人物画又是最能直观反映当时社会生活、宗教哲学、道德理想等方面的意识形态的画科。中国人物画与西方人物画一样早期主要是为宗教服务，作为宗教宣传画形式发展起来。中世纪以前的西方油画主要是描绘耶稣、圣母等宗教故事题材的作品。文艺复兴时期倡导以重视人的价值为核心的人文主义，美术家们的思想逐渐从长期的基督教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开始表现世俗化、感性化的人。在题材方面，中国人物画的发展与西方油画人物的发展方向也是不约而同。在表现技法方面：随着时代的变迁，科技的发展，新材料的不断发明与技法的研究，尤其是明末以后西方艺术的传入对中国人物画产生了重大影响，表现手法也更加丰富多样。 目前据所知道的资料记载，中国的人物画独立成科于魏晋时期。当时的魏晋南北朝，战乱频繁，人们生活困苦。动荡不安的社会，给宗教的发展和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社会各个阶层都对佛教和道家思想有了更为迫切的需要和更为广泛的接受。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映象之一的绘画艺术也在此时发生了重要变化。在这一时期中，发展得最为突出的是人物画尤其是佛道人物画，而中国绘画中的其他各科还远未成熟。据记载，三国时期的曹不兴最早创立了佛画，他的弟子卫协在他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后来又出现了顾恺之、戴逵、陆探微、张僧繇、曹仲达等著名人物画大家，从留下来的绘画作品与文献记载来看，他们的绘画表现题材主要为宗教人物。这一时期的作品在表现手法方面，主要是以线描作为主要表现手段。唐代张彦远曾把人物的线描归纳为当时并存的两种技法：一是北齐画家曹仲达的线法，一是唐代吴道子的线法。曹的线法已无画迹可考，据前人记载他的线条稠叠，粗细不变。而吴道子的线条则有粗有细，流动飘逸，看去满壁生风，为当时佛画的四大样式之一。后人有“曹衣出水吴带当风”之说。中国的线描经过历代画家的发展，最终形成为流传至今的“十八描”线描技法。据记载“十八描”是明代邹德中《绘事指蒙》、周履靖《夷门广谈》和汪坷玉的《珊瑚网画法》中所归纳的历代各派人物衣褶的表现形式，按其笔迹形状而起的名称，到清代才由王赢加上图例，后来逐渐成为中国人物画线描技法教材。 随着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人类对自身认识的不断提高，特别是明清以来西方文化与艺术的传入，随着人文主义认识的提升，表现现实生活的人物画作品逐渐取代了宗教绘画作品，成为人物画表现对象的主流。宋元以前的人物画主要是佛道人物，元以后佛教开始衰落，绘画题材与风格有了不同的变化。中国人物画发展到明代尤其是晚明，可以说是人物画发展的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当时城市化程度已经很高，市民生活也更加精致化，人们对娱乐与艺术的需求也空前的增加，风俗画与肖像画等到了很大的发展。据记载，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他带来了西洋油画的写实技术，逼真的透视画法与现场写生技巧，引起了当时中国画界一些有开明思想人士的兴趣，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赞美，从而影响了后来国画人物“写真”即肖像写生的风气。中国传统的以线描为主，意笔写形的传统人物画表现方法开始与西方立体写实的素描、油画表现方法相结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画家是福建籍的曾鲸，相传当时的人物画家曾鲸曾与利玛窦有过交游，深受西画写实技法的启发，他借鉴西画的立体写实表现手法，并结合中国画的线条勾勒，通过笔墨烘染、层层敷色的“墨骨”法表现人物脸部的凹凸质感，追求如其所说的：“如镜取影，俨然如生”的艺术效果，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可，追随他学画的弟子也越来越多，从而形成了当时饮誉大江南北的“波臣画派”。从“波臣画派”画家留下来的作品看，主要是表现名流雅士的肖像画，如现藏于浙江博物馆的曾鲸人物肖像画代表作“张卿子像”，便是画家为杭州一位叫张子卿的医生的肖像写真之作。画中人物脸部汲取了西洋画写实手法，造型严谨，形象逼真，具有较强的立体感。人物衣服则是以中国传统线描的表现手法出之。是一件难得的融合中西绘画所长的经典之作（见图1）。当时有别于曾鲸革新艺术取向的，还有一批追求“古意”的人物写真画家群，他们是在明代同样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画家陈洪绶和蓝瑛等。尤其是陈洪绶，他执着于古意，善于运用夸张手法表达个性并以此为“古风”的传统，其作品格调高古，对后世画家影响深远。 清朝初年，有更多的西洋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中善于绘画的有郎世宁、艾启蒙、安得义等。他们的到来给当时的中国画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已经开始酝酿变化的中国肖像画进入了更加快速的发展与变革历史时期。尤其是郎世宁的创作实践，丰富了中国肖像画的笔墨技法，使传统的墨骨、敷色两大传统肖像绘画受到影响。以禹之鼎等画家为首的“白描派”、焦秉贞为首的“西学派”等，都是清朝中期最主要的肖像画流派，与“波臣派”一同构成了我国明清肖像画的三大主流。清代末年，海上画派画家任熊、任伯年等人将曾鲸以来的中国肖像画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他们汲取了曾鲸、陈洪绶、禹之鼎等人的肖像画创作方法以及曾鲸再传弟子徐璋生纸写生的方法，同时继续接受西方传来的肖像画技法，创造出了兼工带写、写意型的中国肖像画新形式。如任伯年为海派花鸟画大家吴昌硕所作的“蕉荫纳凉图”与“酸寒尉像”便是开一代新风的人物画经典之作，尤其是他运用没骨法表现的“酸寒尉像”带有十分明显的学习西洋水彩表现技法的痕迹，他充分利用生宣纸具有的特殊水墨渗透特点，使得水、墨、与色彩的特性得到充分发挥，画面赋色鲜活明艳、水墨淋漓将吴昌硕早年的形象刻画得唯妙唯俏（见图2）。由于生宣纸的发明与运用，特别是到了清代，运用生宣纸作画的画家越来越多，使得原先在绢或熟宣纸上未能充分发挥的水墨效果得以充分开发出来,。可以说生宣纸的发明极大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技法与表现力。 明清人物画在其他绘画门类如山水、花鸟整体的颓势下，却呈现出了向多元化格局发展的局面，尤其是到了晚清时期，因为“海派”画家任伯年等人的加入，使人物画的整体面貌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同时在人物画发展史上也出现了历史的反弹。这除了当时西洋绘画传入对中国肖像人物画发展起到重大促进作用外，还有就是当时宫廷内也非常重视肖像人物画，宫内还专门设有供奉朝廷的画家机构，他们为帝王与大臣画肖像，或根据帝王意愿创作历史画，记录清代重大的历史事件。乾隆时期曾多次下诏给功臣画像，规模之大、要求之严，也是历史上少有。清高宗弘历多次出巡都有画家“随驾而行”，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了大批关于出行或纪功的作品。这些作品大都根据帝王的要求，场面宏大、刻画细腻，虽然从艺术角度看并没有太高的造诣，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一个人物画的鼎盛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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