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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一朝61年，御窑厂的督陶官何止一人，负责写款的工匠也何止一人。总的来说，负责陶务有影响力的共有三人，即臧应选、郎廷极和安尚义，前二者为人们广为熟知的“臧窑”和“郎窑”的掌门人，而所谓的“安窑”并不被人们所熟知。 “安窑”的存在是有明确官方依据的。雍正三年四月初三日江西布政使常德寿奏折：窃奴才前恭请训旨，蒙皇上面谕：着访查安尚义在景德镇造磁有无招摇等因，钦此。奴才到任之后……，（朱批）知道了。雍正五年三月初九日内务府总管管理淮安关务臣年希尧谨奏为奏闻事，（朱批）……安尚义效力处可以不要了，他们所办未完事物可着赵元接班，一切图样从前所办的数目皆留与赵元一（以）免重复，可明白？知会伊等奉行。 从以上雍正三年和五年的两份奏折可知，从康熙五十九年至雍正四年（1720-1726年），曾有明珠家奴安尚义于景德镇烧造瓷器上输宫廷，前后达七年之久，即我们所称的“安窑”。奇怪的是，安尚义在负责为清宫烧造之时并无任何官方身份，而且只是一个家奴，但这种烧造竟持续了七年之久，那么“安窑”又是以怎样的模式烧造的呢？从当年奏折及相关史料中可以查到，“安窑”的模式是安尚义派家人马自弘、杨宗、伙计俞登朝三人“在景德镇置买材料，雇工烧磁”，每年用银九千两。形式简单，远远没有前述“臧窑”那么兴师动众。从奏折中我们还查到，“着访查安尚义在景德镇造磁有无招摇”，雍正皇帝似乎并不关心安尚义有没有私吞、浪费烧造经费之类常见问题，而是以 “招摇”一词去审视安尚义，颇令人寻味。一方面，安氏虽无任何官方身份却为清宫服务，雍正皇帝怕安氏借烧造 御瓷之名骚扰地方，欺压窑民，可见安氏的家人在景德镇虽尽心为清宫服务，但这种烧造模式并不属于官方行为，可见其经费并非来自官方，而应是安尚义自己贡献经费，为清宫效力（因为只有这样，雍正皇帝才不关心经费花销情况）。另一方面，则说明至少在雍正初年雍正皇帝还是默认“安窑”的存在的，到了雍正五年才觉得“安尚义效力处可以不要了”。 康熙末期至雍正初期出现了一种截然不同于“臧窑”的“安窑”模式。“安窑”并非官方正式所为，所以上至内府档案，下至地方史志，皆无记录。从奏折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安窑”并非是朝廷委派，但是“安窑”“所烧磁器尽行载到扬州转送进京”，其产品确实为清宫所用，那么“安窑”的性质应该如何归属呢？笔者以为，“安窑”亦属于康熙官窑，只不过是一种低调的官窑烧造模式而已。“安窑”的这种烧造模式，成本低，效率高，既不动用大量的行政资源，又不滋扰地方百姓。“安窑”这种低调的模式也体现了当时清宫只求满足需求，不问具体形式的实用主义思想。康熙皇帝觉得这样不扰民，体恤百姓，这也符合当时景德镇瓷业发展的实际水平。 安尚义在景德镇负责为宫廷烧造瓷器前后持续了7年，历经康熙和雍正两朝。康熙朝仅仅最后的三年是由其负责向宫廷输送瓷器的，其数量在康熙一朝官窑瓷器中所占比例很小。其监督下烧造的瓷器有独特的风格，造型与康熙早中期的瓷器有所差别，更偏向秀雅纤柔，与雍正瓷风有相似之处，多见小巧的盘、碗、杯、盏、碟，大器仅见花盆，大盘很少。品种也比较广泛，有青花、斗彩、单色釉、三彩、五彩甚至还有粉彩，但不见有豇豆红和天蓝釉瓷器。纹饰题材最为普遍的就是以祝寿和云龙内容比较多。包括青花万寿无疆碗、斗彩寿桃纹盘、斗彩云龙纹碗、黄釉云龙纹盘，青花红彩云龙纹碗等。款识见双圈三行六字楷书和双行六字楷书两种，后者更为少见，单行横书款目前仅见花盆。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清”字写成“淸”，这种已经成为安窑的标志款识，这种写法的款识一直持续到雍正初期（见图1与图2，从书写风格上看应为同一人所写，只不过是把六字中的“康熙”二字换成“雍正”二字而已，其余四字基本一致）。此后，官窑瓷器中这种写法的款识就绝迹了，一直到清朝灭亡也没有再出现过。 综上所述，我们在收集康熙和雍正官窑瓷器和瓷片的时候，应该尤其关注这一类所谓“安窑”时期烧造的器物和标本，这段曾经的文明不应该为人们所遗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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