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半部《论语》治天下”，古人对《论语》推崇至极，可见一斑。这部诞生于2500多年前、充满人类智慧的经典之作，让人常读常新，“色难”便是一例。 《论语·为政篇》：“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子夏问什么是孝，孔子说：“（当子女的要尽到孝），最不容易做到的就是始终对父母和颜悦色，仅仅是有事替父母去做，有酒饭让父母吃，能认为这样就算孝吗？”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生产力低下，加之诸侯混战，民不聊生，他自己就有7天没尝过米饭滋味的经历，即便是物质丰富的当今，能做到为父母“做”和“养”也不能不算“孝”吧，然而孔子却不这么看：“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如果把孝只看作能供养父母，那么犬马也能得到人的饲养；如果没有对父母的一片孝敬之情，那么，两者还有区别吗？“曾是以为孝乎”“何以别乎”，两个诘问让人有醍醐灌顶之感。 上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研究人类行为和心理活动规律，提出了需求层次论，将人类的需求由低到高分了5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生理需求是最底层的需求。孔子与学生讨论孝道，把孝分了3个层面，最高层面是“大孝尊亲”，尊敬亲人；其次是“弗辱”，不让父母遭受耻辱；最低层面是“其下能养”。因此有“孝子之至，莫大于尊亲”的说法。两者尽管角度不同，但反映的是共通的人性，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有人说，决定孔子境界和智慧的不是知识的总量，而是另外一种东西——对世道人性的透彻体察、对生命的深刻思考和对社会的清楚认识。 在《论语·季氏篇第十六》中，记载孔子所言的君子“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其中“色思温”就是讲君子要常想自己的脸色是否温和。如此看重“色温”，不知是不是和他周游列国，如“丧家犬”般颠沛流离，看尽人间“脸色”的经历有关，推己及人，才能更加体会为何“色难”，更加强调“色温”吧。难得的是,尽管他一生遇到很多挫折，但“不怨天，不尤人”，对人对事对社会，始终保持平静，温煦而友爱。“温”处在“冷”与“火”之间，是孔子中庸思想的一个体现，不极端，不偏激，不灼人，不伤人。人们喜欢玉，很大程度是喜欢玉的温润；对于统治者，民间也有“温良宽厚，则民爱之”的说法；陶斯亮谈起阎明复时，说他身上有一种独特的东西，对什么人都那么诚恳，从来不严厉训斥什么人，让人从内心充满敬重。我理解，孔子讲“色难”，不单单是讲孝道的问题，实际上讲的是如何齐家乃至处世的道理，一个家庭和不和睦、幸不幸福，是和每个成员能否保持“色温”有关的。 相由心生，就像《礼记·祭义》上说的：“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给父母一个好脸色都做不到，恐怕其他“孝行”也很难做到，即使做到了，又有多少是发自内心呢？对父母常怀感恩之心，常念哺育之情，心中怀有深爱，就会有和气、愉色和婉容。推而广之，心有深爱，心存善意，心怀感恩，对待爱人儿女，对待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对待同事甚至陌生人，也会温和处之。 当然，即便有深爱也得要修炼。人有七情六欲，不良情绪在生活中会时时产生，人的优雅关键在于控制自己的情绪。“一个能控制住不良情绪的人，比一个能拿下一座城池的人强大”，这话虽有些夸张，但“冲动是魔鬼”被屡屡验证。有人总结了人生“八不过”，其中就有“怒不过度”之说，心里烦恼，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提高涵养，乐观处世。如果一个人在家都不能很好控制不良情绪，对父母家人常常急躁，不能心平气和，很难想象能有干大事业、善待他人的格局和心胸，即便短时间内小有成就，但终究也不会走得很远。每临大事，能够神闲气定，“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其实多半从对父母保持“悦色”修炼开始的。生活中，让我们少些功利主义，多些平常心；少些急哄哄，多些从容不迫；少一点躁动，多一点静思；少一点抱怨，多一点微笑，让淡定抚平狂躁的心绪，让宁静稳住忙乱的脚步，我们的内心和面色就会逐渐温和起来。 色难，是因为温和之色需要我们终生修炼。 （作者系《党建》杂志社副总编）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