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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自由，所以我不允许你能自由 但愿大家都能拥有自由，承担责任。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仅仅是为了存活在这个世界上，也不仅仅是为了赢得胜利或成功，而重要的是认识和体验幸福、愉悦、真理和爱。 文|廖玮雯 朋友发来信息，老师，请问您经历过“道德绑架”，或是“道德胁迫”的事情嚒？如果你不去这样做，你就是不听话，你就是不孝顺，就是忘恩负义，就是没有良心，你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嚒？ 话说回来，这种事情真有不少。 一个母亲，以断绝母子关系为威胁，用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方式胁迫儿子与他的爱人分手，然后自作主张地安排相亲，要求儿子必须娶她相中的姑娘，哪怕儿子并不爱她，而且，那位姑娘居然也就同意了。 这个母亲认为作为儿子必须听话，必须孝顺，她这么为儿子操心是为了他的终身幸福，哪怕儿子结婚之后，几乎就没笑过也在所不惜，他还不懂事，我那是为了他好。 这种打着爱的旗号，为了你好的名义，去对子女进行控制，剥夺他们自主选择人生权利的事，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对错，来看这种行为常常会遭到的反噬。 父母会说：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你为什么不幸福，不快乐？你为什么到头来却还要怪罪于我？你对得起我对你的的牺牲和付出吗？ 子女会说：我什么都听你的，我什么都按你说的做，我对我的人生一点儿自由都没有，既然路是你给选的，那么，我在这条路上的所有困难和不幸都是你造成的，和我没有关系，你替我选择人生，就要为我过得是否快乐，是否幸福承担责任。 子女失去了选择人生的自由，他们就会拒绝去为人生担负责任，父母也会为此付出沉重代价，甚至搭上老年的快乐与幸福。 这样一来，双方都很委屈，随即彼此责怪，互相怨恨。 当然，我们绝不是说，他听从父母，他就一定不会幸福，他自主选择，他就一定能够幸福。问题并不在这。 对于没有勇气和能力去坚守自己对于人生拥有自由选择权利的人们，他们同样无法相应地承担自己的责任。 而更为可怕的是，他们不但不会再为自己负责，还会将这些责任归咎于人，他们将会怪罪他人，怨恨社会。 他们甚至会这样认为；因为我不自由，所以我不允许你自由，你自由了，就会映衬出我的不自由，证明我的无能与失败，这就意味着我的人生将遭受彻底的否定，所以，我要竭尽全力去控制你，至少让你同样失去自由，让你也深感人在“命运”面前的无能为力，既然大家都无能为力，那么，我便得到平衡。 简单说来，就是虽然我不能控制自己，不能得到自由，但我可以让你失去自由，所以，我还是有能力的，我还是有办法的，我的能力和办法就是让你变成和我一样的人。 从家庭看，一个失去自由的个体，必然无法去为自己承担责任，于是他将“责任”全部外化，我不自由，所以我不能为自己负责。 因为我是为了对方，为了子女，为了这个家，既然我的所有付出和牺牲全部都源于此，我的人生就是为了对方，为了子女，为了这个家，那么，你们就要对我负责，我的所有痛苦，所有失控，你们都要负责。 于是，对方悲哀了，子女悲哀了，这个家，也悲哀了。 如果一个社会绝大多数的人都失去了自由，那么，这个社会绝大多数的人都不会去为自己承担责任，这个社会就悲哀了。 现在那么多烧公交的，砍医生的，开水浇顾客的，铲车撞行人的……除了人性中的恶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自由，放弃了责任。 他们的思维是这样的：我的种种不幸，我对人生的失去控制，是因为他人，因为环境，因为社会，因为你们没有给我选择的权利造成的，所以，我要去讹诈那些扶我的人，我要去砍死那些“害”我的甚至是无辜的人，因为都是他人的过错，环境的过错，社会的过错，把我变成了这样的人，所以他们要对我的失控负责。 在心理咨询里，我期望我的病人，尤其是犯人，可以去为他们的人生承担责任，但是太多的人无法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中和能力范围内得到选择的自由，他们无法控制，哪怕稍微去控制他们的悲惨命运，因而他们大多数的人变得无法承担或者不愿承担责任，他们始终认为，这一切都是外界所造成的。 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无论是他们进来前，还是他们出去后。 当然，我绝不认同在这种情境下，人可以为恶。因为无论在多么恐怖的环境下，勇敢的、善良的，拥有知识和力量的人们都能竭尽全力地去坚守自由，承担责任。 譬如身陷牢狱惨遭宫刑依然坚持著书立说的司马迁，譬如身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心理学家弗兰克尔，他在随时可能被纳粹杀害的情况下，依然坚持思考与写作，他留下了无数著作，开创了意义疗法，还有一段精彩的人生。 他曾这样说过：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剥夺，惟独人性最后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选择一己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剥夺。 这些伟大的人总是可以在最专制，最残暴，最恐怖，最危险的时代依然坚守生而为人的人性光芒，彰显人类的伟大与力量，我们尊重英雄，但是，我们并不希望自己活在一个要靠英雄影响和拯救的时代。 我希望每一个普通人可以活得更加自由一些，他们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如果一个社会上多数的人都能承担因自己的选择而带来的责任，不去怪他人，不去怨社会，绝大多数的人都能敢于接受命运的安排与挑战，活出自己的人生，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变成一个合理的，健全的，美好的，幸福的社会。 一个社会，无论它多么富有，多么强大，如何幅员辽阔，如何实力强盛，如果这个社会里有很多人放弃或者不能拥有选择自己人生的自由，拒绝或者无法承担责任，这个社会还是会出现越爱越叛逆，越管越混乱的局面，长此以往，亲子关系就会崩溃掉，社会人际也会崩溃掉。 我会为此感到担忧。 为了避免更多无辜的人受到伤害，人们总该为此做点什么。 人类所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是建立在爱或恐惧之上的 人类所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是建立在爱或恐惧之上的。诸如大到全世界的联合国行动，小到个体的人际关系等等。你所做的每一个自由抉择都出自仅有的这两个可能思维之一：一个爱的思维或一个恐惧的思维。 恐惧是退缩、关闭、抽出、逃避、躲藏、攻击、伤害等思维的能量。 爱是伸展、开放、送出、留驻、显露、分享、治愈等思维的能量。 恐惧像衣裳一样包裹着我们的身体，爱则容许我们赤裸裸地站出来；恐惧依恋并且紧紧抓住我们所有的一切；爱则送出我们所有的一切；恐惧捆绑束缚我们，爱则温柔的拥抱我们；恐惧是占有，爱是放手；恐惧使人心痛，爱则使人欣慰；恐惧攻击人，爱则抚慰人。恐惧与罪恶感是我们唯一的敌人，爱与觉察则是我们真正的朋友，我们不能把两者混淆，因为恐惧使人瘫痪——它会杀害我们，爱和觉察则让人行动——能给予我们生命。 人类的每个思维、语言或行为都是建立在一个爱的情绪或一个恐惧的情绪之上的。你无法超越这个范围，因为没有其他可供你选择的东西。但在这两者之间，你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好多时候我们在抉择的片刻，恐惧却往往占了上风。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我们曾被教育成了生活在恐惧之中的习惯——我们曾被无数次的告知：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以及最聪明伶俐的人才会成功。但关于最有爱心的人在数千年 “行善者灾多难多”的总结的影响下却怎么也荣耀不起来。因此，无论如何你努力去做最胜任的、最强健的、最聪明伶俐的人，就成了你每时每刻的追求。如果在某种情况下，你觉得自己略差一些的话，你就会怕输——因为你曾被告知：较差就会输，就会被别人看不起。 所以，你当然会选择恐惧所发起的行为。现在我却要告诉你：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仅仅是为了存活在这个世界上，也不仅仅是为了赢得胜利或成功，而重要的是认识和体验幸福、愉悦、真理和爱。 可以说，每一个人都面临内心冲突和矛盾，但是，选择困难的人，他们面临的内心冲突不是现实冲突，而是一种被称之为“神经症冲突”的特有矛盾，这种冲突的最明显特征是主观性（缺乏现实性）和自相矛盾性（自己跟自己斗争）。 比如案例小王，他既有强烈的良心与责任感而使他做不到放弃妻子，他又有强烈追求情感浪漫生活的渴望，但这两者在他的婚姻里无法同时拥有。他离开妻子，会受良心谴责而背负罪感；而在婚姻中，他又会忍受乏味的情感生活。任选其一，他都面临痛苦。不做选择呢？他还是轻松不了。这种人，如果不明白他之所以选择痛苦的原因何在，就会始终面临选择时的优柔和犹豫，并最终选择不做选择。不过，他将仍然身陷焦虑 与痛苦之中不能自拔。 从心理病理学的角度看，神经症患者的自由选择痛苦，是与他们敏感而缺乏自信的人格态度相关联的。这种敏感而自卑的神经症人格，主要表现在做任何事情时，缺乏主动、缺乏恒心；抉择事情时，谨小慎微、顾虑重重；对未知事物，预期焦虑、忧心忡忡；人际关系，高度敏感、缺乏自信；情绪上显得焦虑、抑郁、容易激惹。这类人群的上述特征，无一例外地与他们童年残缺的生活环境——缺损的亲子关系——有关（亦即：早期依恋缺损）。也就是说，敏感（缺乏自信）性人格，发展于儿童早期，根源于儿童病态或残疾性的家庭环境。精神分析治疗家卡伦?霍妮在考察大多数神经症患者的儿童期时发现，这些人的共同特性就是有一种滋生神经症的病态环境，这种环境可以描述为：由于父母的神经症状态而不能给孩子真正的关爱；父母的某些行为与态度——如过渡控制和溺爱，造成儿童的挫折、无助与依赖。如果用客体 关系心理学与早期依恋理论来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明敏感而缺乏自信的人格是如何形成的，以及有这种人格的人是怎样身陷在自由选择痛苦中的。 客体关系与早期依恋理论指出，人格的组织和建立是内化的结果。内化是一个心理过程。如果儿童早期的客体是坏客体（比如惩罚性或控制性父母），儿童将他环境中坏的规则性互动和特征，转化为他内部的规则和特征。环境中坏的互动和特征可以理解为卡伦?霍尼考察的儿童病态环境，即由于父母的神经症人格，而对婴幼儿的各种漠视、恐吓、过渡保护、过渡限制和惩罚等。这种病态环境的依恋关系，通过内化作用形成了儿童今后的人格特征和行为模式——无助、强烈的自我中心和依赖。在任何冲突或风险性情境中，他会自然回避，不敢表达、不敢正常反击；在具有吸引力但需要一定能力才能获得的事务面前，会茫然不知所措。从而逐渐形成回避矛盾、抑制愿望、情绪的极端化、以及嫉妒等个性特征。 把Daniel Dennett的自由意志理论介绍一下，更准确的说，在读过丹内特（特别是Elbow Room和Freedom Evolved这两本，更完整的，还须加上The Intentional Stance和Consciousness Explained）之后，目前对自由意志这个概念的把握。 澄清“到底什么是自由意志”的问题，“参见丹内特” 自由意志是一种十分独特、清晰可辨的心理机制（因而值得用一个专门词汇来指称它），简单的用“复杂性、多变性、合目的性、非重复性、非机械性”几个特征来归纳远远不足以说明它到底是什么，将其称为幻觉或错觉正是这种错误简化的结果。 自由意志依赖于几种心理能力： 1）多样化的行为倾向和多层次的冲动/抑制机制，它为最终的“选择”提供了多重方案； 2）表征世界的能力； 3）基于表征能力而构建虚拟世界的能力； 4）在虚拟世界中预演各选项所导致的因果链、从而预见其后果的能力； 5）权衡各选项对应后果之利弊的能力； 6）做出选择后按预定方案实施的能力，这意味着他需要随时对实施效果与预案进行比对并作出相应调控， 7）事后评估结果与预期的偏离情况并作出反思的能力； 8）记忆上一次的选择/实施结果，并在未来类似情境下利用该信息的能力； 9）在运用上述能力时，认识到其他人类参与者具有相似能力的能力 概括：运用自由意志的过程，包括了表征、纠结（多重选项）、预见、权衡、选择、调控、评 估、满意（达成预见）、绝望（调控失败）、后悔（认识到选择错误）、长心眼（获得反馈、记忆、并影响未来选择），等等环节，该过程如此清晰而独特，常人拥 有该能力之事实如此显明，岂能说是“错觉”？ 赵南元在反二元论上有点走过头，走到虚无主义那里了。 评一下赵文的第四节： 第四节我也不能同意，他的意思是：向个体施加责任与规范，只须以它能够对惩罚作出可预期 的反应为前提即可，无须其他额外条件。——这可以自圆其说，但不足以支持人类社会的实际规范，因为这个前提太弱了，很简单的机器人就能满足，只要有记忆能 力且算法考虑了之前的惩罚记录即可。 很明显，头脑比人类简单的多的大部分动物都能满足这一条件，可是法律却不会承认它们的主 体资格并要求它们承担责任。实际上，只有那些仅由禁则组成的规范体系，才会将前提降到这么低，而人类的规范系统不仅包括禁则，还（更多的）包括了权利，而 权利必须以前述严格界定的自由意志为前提。 http:///archives/3566.html 人类终极的自由---选择的自由 (史蒂芬·柯维) 最令人鼓舞的事实，莫过于人类确实能主动努力以提升生命价值。 ——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美国文学家及哲学家 人性本质是主动而非被动的，不仅能消极选择反应，更能主动创造有利环境。采取主动并不表示要强求、惹人厌或具侵略性，只是不逃避为自己开创前途的责任。 现在请尝试跳出自我，把意识转移到室内屋顶的某个角落。然后以客观的角度，观察你阅读本书的情况。你能够把自己当作一个不相干的人来观察吗? 再换个方式，想一想现在的心情如何，你能够用语言形容吗？接下来，请检讨心智是否反应灵敏，是否正在为这个实验的目的而纳闷。 以上这些都是人类特有的精神活动，而动物则缺乏这种自觉(self-awareness)，也就是自我觉察的能力。这是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以及能够不断进步的关键；同时也是我们能从经验中汲取教训，并且改善习性的根本缘由。 凭借自觉意识，我们可以客观检讨我们是如何“看待”自己——也就是我们的“自我思维”(self-paradigm)。所有正确有益的观念都必须以这种“自我思维”为基础，它影响我们的行为态度以及如何看待别人，可说是一张属于个人的人性本质地图。 有了这种认识之后，将心比心，我们也就不难体会他人的想法。否则难免会以己之心度人之意，以致于表错情会错意。幸好人类独有的自我意识，使我们能够检讨自己的自我思维究竟确实发自内在，还是来自社会的制约与环境的影响。 社会眼中的我 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惟一想象来自“社会眼中的我”(social mirror)——依照时下流行的价值观以及四周人群的看法来衡量自己，那么所看到的景象就仿佛是从哈哈镜里反射出来的自己。人类终极的自由---选择的自由(史蒂芬路柯维) “你从不守时。” “你为什么不能保持整洁?” “你准是一名艺术家!” “你真能吃!” “我不相信你会赢!” “这么简单的事，你都弄不懂。” 然而，这些支离破碎的评语不见得代表真正的你，充其量不过反映说话者自身的想法与缺点而已。 目前一般人都认为，人性是环境与制约作用的产物。的确，制约作用对人的影响极大，前面我们也提到这一点。但若认为人的意志无法克服社会制约，未免错得离谱。 不过这类“决定论”相当盛行，可分为三大类： 一、基因决定论(genetic determinism) 认为人的本性是祖先遗传而来。你的脾气不好，那是因为祖父母就是这样，借着基因承袭到你身上。 二、心理决定论(psychic determinism) 强调你的个性是父母种下的因。父母的教养方式与童年的经验，造就了今日的你。你从不敢强出头，因为从小爸妈告诫不可以这样。你每次犯错都内疚不已，因为你忘不了小时候表现欠佳所受到的排斥与心理伤害，以及被拿来与别人比较的感受。 三、环境决定论(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主张环境决定人的本性。周遭的人与事，例如老板、配偶、子女，或者经济状况、国家政策，都可能是影响因素。这种理论是根据俄国心理学家巴甫洛夫(Ivan Petrovich Pavlov)以狗为实验，所得出的“刺激—回应”理论。也就是我们对某一刺激的回应，受制约作用所左右。这些理论是否正确，是否能自圆其说，有待商榷。 选择的自由 要回答上述疑问，请先看弗兰克尔(Victor Frankl)的感人事迹。 他是一位受过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心理学派洗礼的决定论者。这个学派认为一个人的本性在幼年时期即已定型，而且会左右一生，日后改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弗兰克尔由于身为犹太裔心理学家，二次大战期间被关进纳粹(Nazi)死亡营，遭遇极其悲惨。父母、妻子与兄弟都死于纳粹魔掌，惟一的亲人只剩下一个妹妹。他本人则受到严刑拷打，朝不保夕。 有一天，他赤身独处于囚室，忽然之间意识到一种全新的感受。日后他将此感受命名为“人类终极的自由”(the last of the human freedoms),当时他只知晓这种自由是纳粹军人永远无法剥夺的。 在客观环境上，他完全受制于人，但自我意识却是独立的，超脱于肉体束缚之外。 他可以自行决定外界的刺激对自身的影响程度。换句话说，在刺激与回应之间，他发现自己还有选择如何回应的自由与能力。 他在脑海中设想各式各样的状况。譬如说，获释后将如何站在讲台上，把这一段痛苦折磨学得的宝贵教训，传授给学生。 凭着想象与记忆，他不断锻练自己的意志，直到心灵的自由终于超越了纳粹的禁锢。这种超越也感召了其他的囚犯，甚至狱卒。他协助狱友在苦难中找到意义，寻回自尊。 处在最恶劣的环境中，弗兰克尔运用难得的自我意识天赋，发掘人性最可贵的一面，那就是人有“选择的自由”(freedom to choose)。这种自由来自人类特有的四种天赋。 除自我意识外，我们还拥有“想象力”(imagination)，能超出现实之外；有“良知”(conscience)，能明辨是非善恶；更有“独立意志”(independent will)，能够不受外力影响，自行其是。 其他动物智慧再高，也不具有上述的禀赋。以计算机来作比喻，动物的程序是由本能与训练设定，而且已经定型，无法更改。人类却可自创程序，完全不受本能与训练所约束。 因此，动物的能力有限，人类却永无止境。但是生而为人，如果也像动物一样，只听命于本能及后天环境的影响，发展自然极其有限。决定论所依据的观念主要来自对动物的研究，虽然在学理上有其价值，但人类历史以及自我意识都证实，这类的人性地图根本不确实。 “积极主动”的定义 弗兰克尔在狱中发现的人性典则，正是追求圆满人生的首要准则——“积极主动”(be proactivity)。 这个英文字如今经常出现在管理方面的著作里，但大部分字典都查不到。它的涵义不仅止于采取主动，还代表人必须为自己负责。个人行为取决于自身，而非外在环境；理智可以战胜感情；人有能力也有责任创造有利的外在环境。 责任感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能够积极主动的人深谙其理，因此不会把自己的行为归咎于环境或他人。他们待人接物是根据自身原则或价值观做有意识的抉择，而非全凭对外界环境的感觉来行事。 积极主动是人类的天性，如若不然，那就表示一个人在有意无意间选择消极被动(reactive)。消极被动的人易被自然环境所左右，在秋高气爽的时节里，兴高采烈；在阴霾晦暗的日子，就无精打采。 积极主动的人，心中自有一片天地，天气的变化不会发生太大的作用，自身的原则、价值观才是关键。如果认定工作品质第一，即使天气再坏，依然不改敬业精神。 消极被动的人，同样也受制于社会“天气”的阴晴圆缺。如果受到礼遇，就愉快积极，反之则退缩逃避。心情好坏建立在他人的行为上，别人不成熟的人格反而是控制他们的利器。 理智重于情感的人，则经过审慎思考，选定自己的原则、价值观，作为行为的原动力。他们与感情用事、陷溺于环境而无法自拔的人截然不同。 不过，这并不表示积极主动的人对外来的刺激无动于衷。他们对外界的物质、精神与社会刺激仍会有所回应，只是如何回应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美国小罗斯福总统的夫人(Eleanor Roosevelt)曾说：“除非你同意，任何人都不能伤害你。” 以印度民族主义者和精神领袖圣雄甘地(Gandhi)的话来说就是：“若非拱手让人，任何人无法剥夺我们的自尊。”因此，令人受害最深的不是悲惨的遭遇，而是“默许”那些遭遇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这个观念一时的确令人难以接受，对习于怨天尤人者尤其如此。但只有真心接纳“昨日之我选择了今日之我”的观念，否则“选择的自由”便成空谈。 一回我在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演讲，主题正是“积极主动”。讲到一半时，听众里一位女士突然站起来大声喧哗，引起不少人侧目。她自觉不好意思，才勉强坐回座位。可是依旧按捺不住，又向周围的人大发议论，神情看来相当愉快。 我不禁想听听她的高见。等不及讲到一个段落，就暂时打住，改请她上台来，与大家分享心得。她终于有了一吐为快的机会： “你们绝对想象不到我的心路历程!我是一个护士，我负责看护过一个可能是世上最挑剔、最难侍候的病人。他从来没有一句感激的话，反而处处找碴，处处作对，使我每天都过得很痛苦，然后又不由自主地把痛苦发泄在家人身上。其他护士也有同感，我们简直就希望他早点死。 而你居然站在台上大谈积极主动，说什么未得我同意，谁也不能把我怎么样。难道我的痛苦都是自找的?!这观念委实令人难以接受。可是我仍然不断地玩味这番话，一直探索到内心最深处。我自问：我真有能力选择自己的回应吗? 终于我发现自己的确有这个能耐，在硬生生吞下这苦涩的良药，并承认痛苦是自己选择的之后，我体认到人可以选择不要痛苦。那一刻我站了起来，只觉得自己像个重生的犯人，想向全世界宣言：“我自由了!我摆脱了牢笼!不再受制于别人给我的待遇。” 史蒂芬·柯维（Stephen R.Covey）：美国著名领导学权威，曾被《时代》杂志誉为“人类潜能的导师”，并入选为全美二十五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在领导理论、个人管理、家庭与人际关系等领域久负盛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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