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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断裂的文本
很高兴来这里与朋友们交流学习萧红作品的体会，今天是周末，还有这么多同学怀着文学热情来到这间教室，我感到很振奋，感谢大家。 文革结束以后，现代文学史上有两位女作家特别走红。80年代是萧红拥有了很多读者，90年代是张爱玲得到了更多读者的青睐。张爱玲热一直持续到现在，萧红的影响则在逐步消失。我作为一个喜欢萧红作品的人，希望萧红的作品得到当代读者的了解。萧红在走红时期影响最大的作品是她临死前写完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但是我一直觉得，萧红最好的作品是她的成名作《生死场》，所以我就从《生死场》讲起，主要讲我对《生死场》的理解。 《生死场》自诞生以来，读者对它的接受跟作品本身一直有某种距离，我在读萧红时深深感觉到这一点。为什么人家阐释的《生死场》跟我感受中的《生死场》不一样呢？ 我们都知道，现代文学这个学科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在现代文化史和现代革命史的影响下逐步建立起来的，它很大程度上被用来阐释现代革命的合理性，阐释新一代政权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权诞生的合法性。在建构学科理念和体系上，在作家的取舍和评价上，在每一部具体作品的阐释上，都难免带着这种比较功利的眼光。比如某些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实际上影响很大，但在建构现代文学这门学科时，人们或者对他进行批判、或者进行回避、或者进行歪曲，这样就使他们在教科书上的面貌与他在文学史上本来所具有的面貌相距甚远。许多作家就这样在文学教科书中和读书界起起伏伏，沉浮不定。不光作家有这样的命运，一些作品也经历了这样的起落。《呼兰河传》和《生死场》可以说都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呼兰河传》在四十年代刚诞生时，没有多大反响，八十年代却备受欢迎。《生死场》刚刚问世就名噪一时，后来一直被看作抗战文学的代表性作品受到称道，当这种定位无法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时，就逐步受到冷落。 《生死场》写于1934年。萧红二十来岁在哈尔滨开始了她的文学生涯。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日本人大约半年之内占领了东北全境，萧红他们作为难民离开东北往内陆跑。1934年萧红和她的伴侣萧军来到青岛，萧军在这里写《八月的乡村》，《八月的乡村》是直接写抗战活动的小说，萧红在这里写《生死场》。两本书写完之后就寄给了鲁迅。鲁迅看了很欣赏，经过不太长的周折就帮他们在上海出版了。书出版的时候，萧红萧军本人已经到了上海。“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社会抗日情绪非常强，不太夸张地说，全国都在关注东北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大家把注重点都集中到了作者的独特身份（东北人）、作品的独特地域（东北）和独特情绪氛围（抗日）上，两部小说都被定位为抗日小说，两位年轻的作者一下子名声大震，享誉全国。《生死场》就以这种方式得到了广泛传播。这是《生死场》刚诞生时文学界读书界对它接受的角度——认定它是一部反映东北人民抗战生活的小说。 鲁迅为《生死场》写序的时候，日本人在关内一些地区也已经咄咄逼人，鲁迅还到租界去躲过日本佬的枪炮。鲁迅写序就是从抗日角度写的，读者就更有理由从抗战的角度来解读这部作品。 一直到70年代末，文革结束后，中国一家出版社重新出版《生死场》，请萧军为《生死场》写序交待一些有关情况，萧军于是写了一个出版前记。他把《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放在一起，说这两部小说都是为了反映在日本人占领东北之后，东北人民坚强的生活和愤怒的抗争。他这个阐释也是比较权威的，对读者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现在流行于高校的现代文学史教材，把《生死场》放到左翼文学运动的后期来讨论。左翼后期的文学主张和文学作品，有两个主要的内容，一个是反映民族内部关系的阶级压迫问题，写劳苦大众的苦难生活和反抗压迫的阶级要求；第二呢，当时共产党积极谈论抗日，企图通过抗日高潮消除国民党对他们构成的军事压力，于是左联号召作家强化抗日舆论。今天的学者在这样的框架中讨论《生死场》，自然也是比较多地看到它与抗战的关系。 可是我读《生死场》的时候，感觉不是这样。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觉得从抗日角度来阐释《生死场》虽然有合理的一面，但是第一，这显然是不全面的，第二，可能有很大程度的歪曲。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人读过《生死场》，读过的同学请举手示意我。举手的不多，这正说明萧红90年代以来与大家的距离确实大了一点，要是在80年代，来关心萧红讲座的人肯定大部分都读过她的小说。 我认为《生死场》主要不在于写抗战。《生死场》一共七、八万字，如果看成八万字的话，前面的三分之二大约五万多字内容与抗战毫无关系。“九一八”之前的十来年，约1921年前后，这个时期东北两个村庄的老百姓是怎么样过日子的，怎么样地生病，怎么样病了没钱看医生，怎么样地死亡，怎么样贫穷得养不起孩子只能把孩子摔死……全是写的这种东西，这是前面三分之二的内容。简单来说，就是写生民的生、老、病、死，这体现了萧红最深切的人生感触。 写过这些东西之后，小说怎么收住呢？ 萧红作为一个难民逃到了关内，回望备受异族蹂躏的故乡和比平时更加苦难深重的父老乡亲，她很可能意识到自己的文学作品应该担负起某种与时局有关的责任，对日本侵略者进行遣责和控诉，表达一个具有亡国之忧的人收回故土的愿望。在这样的情感背景下，萧红把《生死场》的后三分之一尽力朝抗日的方向上拧，这是可以理解的。另外，萧红在学习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受到萧军、舒群、金剑啸这几个人的影响。舒群、金剑啸都是共产党员，萧军也是左翼倾向很明显的人。他们的影响也会使得萧红的创作有时候主动向左联的文学主张靠近。于是我们看到，她笔下的这帮普通老百姓，他们生老病死的过程突然发生了某种变化，日本人占据村庄以后，他们的生活便多了一个内容：反抗日本人。这样，在小说前三分之二和后三分之一之间，内容有了一定程度的断裂。 作者其实意识到了这种内容的断裂。铺写了生存意义上的生老病死之后，她知道转到抗日主题上十分不容易，对读者缺乏说服力。于是她费尽心机，用了两章来作过渡，而这两章并没什么具体内容。第九章还在写生老病死，第十章的名字叫《十年》，只有大约两百字，努力在作过度，她说“十年过去了，老百姓还是那样生老病死，就这样过了十年。”到了十一章，名叫《年盘转动了》，字数更少。这一章总共只有四行，才几十个字，用于承前启后。全文是这样的： 雪天里，村人们永没见过的旗子飘扬起，升上天空！ 全村寂静下去，只有日本旗子在山岗临时军营门前，振荡的响着。 村人们在想：这是什么年月？中华国改了国号吗？ 这两章是作者在结构上做的缝合手术，目的是弥补文本内部的断裂。萧红刻意经营这两章，说明他自己意识到了作品内容前后不一致。 以这个裂口为界限，《生死场》前半部分所占篇幅更大，有三分之二以上，所以在文本解读的时候，应着重于前一大半。后一小半所体现的抗日主题，在中国的许多作品中都得到了体现，萧红笔下的这两万来字，并不比别人的同类作品深刻，没有什么过人的特色，而前面一大半写人们的生老病死的文字，其特色其深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却是极其少见的。萧红由于个人特殊的经历、特殊的遭遇和她非常特殊的才能，以《生死场》的前面部分为现代文学史做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 在现代，一般把鲁迅看作最伟大的作家，到现在为止，中国那些杰出作家其写作主题还总是会跟鲁迅挂上某种关系，从他那里找到灵感的原点，然后延伸开来，可见鲁迅的影响多么巨大。但是根据我个人的体会，《生死场》前三分之二所达到的某种东西，是连鲁迅作品也没有达到的，鲁迅没有以这种角度来审视我们的生死与人生，所以我认为《生死场》前三分之二非常有价值，萧红完全靠自己的天才和独一无二的苦难经历，触及了生老病死的重大主题，而不是用思想触及了这么深刻的东西。在现代文学史上，这种深刻的资源非常少见，如果我们能够比较忠实地阐释《生死场》，就能得到这种比较新鲜的、稀少的资源。如果只从抗战文学或者左翼文学的角度理解《生死场》，那就等于放弃了这种稀有资源，那是十分可惜的。所以，我们有必要特别强调《生死场》前三分之二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意义。 《生死场》之所以受到读者这么多的误解和歪曲，一方面因为读者的眼光受到时代风尚的引导，忽视了作品之中与时代风尚不一致的气质和信息，另一方面也因为，作者在写作的时候，她不仅有意接受了时代风尚的影响，还无意间受到时代风尚的熏染和制约。在这里说时代风尚不带贬义，而是中性的。萧红很自然地参加到了抗战时代氛围、时代潮流之中，转变写作观念，扭转写作思路，导致了她对自己的作品的扭曲、歪曲和误解。由此可见一个作家要坚持自己的独立性是很不容易的。曾经有不少人批评钱钟书在抗战时写的《围城》、《谈艺录》跟抗战没关系，我在私下里也讲过批评的话，这种批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可是文学与学术本身有它们自身的要求，从这个角度上说，钱钟书在从事小说创作和学术研究的时候，尊重文学和学术的内部要求，恪守一个作家和一个学者的独立性，不受时代风尚的影响，这也是值得我们肯定的。如果当年萧红也像钱钟书那样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沿着自己的文学主题发展下去，今天我们从《生死场》中看到的文本断裂就不会存在，她给我们提供的独特资源就会更加丰富更加完整。尽管断裂本身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文学意义上毕竟令人遗憾。 生命意识的麻木 《生死场》前三分之二，究竟蕴含着什么独特的气质和信息？今天我主要就谈谈我在这方面的想法。 首先，萧红在这部作品中极力书写乡民们生命意识是如何麻木。 我们知道，课堂上老师讲鲁迅最喜欢讲的就是鲁迅文章里所写的人物灵魂如何麻木，但是他们俩有所不一样。鲁迅可以说是跟时代风尚结合得最紧密的作家，他身上最好地体现了时代精神，他跟所有别的作家都不一样，他有能力驾驭时代精神，有能力把时代精神跟他的文学揉到一块。怎么个揉法呢？他把所有的时代命题，包括社会政治层面的命题，都揉到精神层面来说话。他生活和创作在一个社会很动荡、阶级矛盾很激化的时代，他也一直很关注这种动荡和激化，但是他不像茅盾等人那样全面铺排社会政治问题，而是从精神角度切入社会。所以鲁迅的小说虽然涉入时尚很深，却不是追逐时尚，而是将所有的文字都聚焦到国民的精神麻木这一点上。 萧红也写人们的精神麻木，但是她没有重复鲁迅的发现，也没有重复鲁迅的手法和角度。鲁迅所写的精神麻木是结合特定时代的要求和时代使命来说话，比如他写阿Q的精神麻木是从遭遇革命、糟踏革命、最后被革命所糟踏的革命角度来表现，但萧红写精神麻木的角度我认为更加根本，萧红是从一般的日常生活，或者说是从生存本身的意义上来写人精神的麻木，灵魂的麻木。鲁迅作品处理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阶级、国家、政府）的关系，萧红作品处理的则是人与存在的关系，甚至包括人之外的其他生命与存在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萧红写的角度是鲁迅小说所没有自觉涉及的角度。 《生死场》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第六章《刑罚的日子》。她所谓刑罚的日子是指哺乳动物的生产，当然也包括人的生产。鲁迅小说一直是写人的，而萧红不单单是写人，她写的是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命，所以刑罚的日子是写所有生命的生产。她先讲房子后边草堆上狗怎么样在生孩子，猪怎么样在生孩子，然后再写人怎么样在孩子。这样就使作品的涵义迅速扩大，主题升华得更加深刻和丰富。她对于一个新生命从娘胎里诞生的可怖、恐惧与痛苦写得非常真切，充满了血污和血腥，读《生死场》的人几乎没有谁不对此留下深刻印象。 萧红写小说尽管比较主观，但她一般不站出来议论。可是，当她写到妇女生产的时候却禁不住站出来诅咒上苍。我念上几句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产妇在痛苦的时候，萧红写道： 可是罪恶的孩子，总不能生产，闹着夜半过去，外面鸡叫的时候，女人忽然苦痛得脸色灰白，脸色转黄，全家人不能安定。为她开始预备葬衣，在恐怖的烛光里四下翻寻衣裳，全家为了死的黑影所骚动。…… 生孩子是哺乳动物的繁衍方式，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尤其对女性来说，简直是推不掉的使命和天职。萧红就是在天职意义上写生产的苦难，这是生命的基本苦难。正是在写这些内容的时候，萧红发了一句感慨，这句感慨非常入骨。她说： 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 生和死是一个过程，完成生老病死的过程是每一个生命的天职。这句话与其说是她的感慨，不如说是她的独特发现。她一定是被这个发现所深深震撼，才按耐不住用一部小说、用一生的创作来展示她的这一发现的冲动。这句话可以看作是这部小说的主题所在，它暗示这部小说写的就是，所有生命都在完成一个生老病死的苦难过程，她要写的就是这个过程本身。 她写生命不光是关心肉身的生命，还关心生命的另一种形态：灵魂，因为灵魂也是生命的真谛所在。她沉痛地说：“在乡村，永久不晓得，永久体验不到灵魂。”又说：“在乡村永远也感受不到灵魂，只有物质来充实他们。”也就是说她写的是地球上这些生命在肉身意义上的痛苦和灵魂意义上的麻木。对于生命层面的麻木，鲁迅小说没有自觉地涉及。鲁迅展示人物的灵魂麻木，是以一个启蒙者的眼光，展示他们如何没有自我意识，如何没有尊严，如何屈辱而偏偏不知屈辱，他的笔触耕耘在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而萧红一笔就戳到了生命层面的痛穴，表现的是更加本原、更加永恒的苦难。所以，我觉得萧红的作品具有非常独特的价值，在现代文学史上，涉及这种主题的作家实在不多。 象萧红这样深刻地将笔触伸向生命的，我认为还有一个废名。废名是个一直不受重视的作家，现代文学史上许多不受重视的作家，在文革结束后大多先后被重新挖掘出来而名噪一时，比如周作人、张爱玲、沈从文、钱中书、林语堂、徐志摩等等。废名却一直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他跟萧红都是直接涉及生命与存在的关系的作家，而且各有偏重。萧红偏重于展示存在的痛苦，废名偏重于诉说存在的虚无。废名在文体上处理得比萧红更加优美更加精致。萧红实际上文化水平不高，文学修养也远不深厚。废名有广泛的文化、文学修养。萧红的成就主要是凭天资达到的，她的文本直到最后的《呼兰河传》才显得比较漂亮，她前期的作品在文本上可以说都是比较原生态的，缺乏打磨和修饰。《生死场》的面貌就很有点质朴粗糙，如果推迟半个世纪，在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我敢肯定它发表不出来，编辑肯定会说作品尚不成熟，不好发表，叫她修改又改不了。幸好这部作品产生得早。 萧红能够用这样的眼光写东西，不管她跟佛家佛学有没有关系，她的内心素质、内心感受方式是非常接近佛学的，她以一种悲天悯人的眼光看待芸芸众生、看待现象界生老病死的苦难过程。她具有佛家心性。而废名在佛学上非常有修养，甚至有精深的研究。他还写过专著与熊十力争论佛学问题。 萧红同废名两人都能写好对生命苦难的感受，是因为他们都有跟佛家很相近的感受方式，这是一个写生命意识麻木的角度。 萧红在铺陈人性的麻木时，特别注重成年人对于孩子的态度。一个成年人对于生命界的理解，对于人类社会的理解，肯定会体现在对于弱小生命的态度上。这弱小生命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比人弱小的生命，如昆虫、小动物、小花小草之类，还有一个弱小的生命就是人类的孩子。长者对于孩子的态度，完全可以体现他对于整个生命世界的态度和对于人类本身的态度。很多作家关注到这一点，周作人、鲁迅都曾反复讨论过这样的问题。萧红作为一个女性，作为一个夭折的孩子的母亲，对这一点感触尤深。所以她的笔触总是不可遏止地伸向孩子。 《生死场》篇幅这么短，却有好多地方写到孩子。那个王婆跟祥林嫂一样，老跟人讲自己一个孩子三岁的时候怎样摔死。她把三岁的时候放在草堆上，自己去干活，偏偏那个铁犁放在草堆下面，孩子没人照看一摔就摔在铁犁上。她过去一看，孩子流着血已经死了。王婆经常念叨着这个血淋淋的场面。作者通过王婆的讲述，给读者一种强烈的提示，孩子在这样的境遇中是非常受苦受难的。 王婆除了老说孩子外，还老说自己生孩子时的恐怖情景。即使一个来自偏远乡村、见惯了血腥场面的人，听到王婆的介绍也可能会感到毛骨悚然。王婆说： 这庄上的谁家养孩子，一遇到孩子不能养下来，我就去拿着钩子，也许用那个掘菜的刀子，把孩子从娘的肚里硬搅出来。孩子死，不算一回事，你们以为我会暴跳着哭吧？我会嚎叫吧？起先我心也觉得发颤，可是我一看见麦田在我眼前时，我一点都不后悔，我一滴眼泪都没淌下。 她为什么早早把难产的孩子用刀子绞出来？因为她要赶快下田干活去。她说第二年看见自家的麦粒比谁家都大，心里感到很充实、很幸福。 《生死场》中有个少女金枝，她不小心踩到一棵菜，她的母亲就暴怒地骂她，恨不得揍她一顿，这时候萧红议论说：“母亲是爱着孩子的，可是母亲更爱她的菜，更爱她的庄稼。”把生命跟庄稼放在一起比较，人们选择庄稼不选择孩子，可见在人们心中庄稼的地位更重要，孩子是无足轻重的。萧红感慨道：“妈妈们摧残孩子，永久疯狂着。”一个女人的母性，在生存苦难中受到严重压抑和遮蔽，于是成为一个麻木的女人，一个残酷的母亲。 父亲也许比母亲更加残忍。金枝结婚以后，生计有困难，丈夫就老是发脾气骂老婆，骂孩子。有一天这个父亲气急之中真的把孩子拿起来往地上一掼，就把自己的孩子摔死了。 通过大人对孩子的这种态度，萧红写出了在乡村世界人们的生命意识的完全麻木，根本不把生命当作生命。从存在的意义来写我们生命意识的麻木，这是萧红对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生存困境 《生死场》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特色，是它对生存困境的强调。 很多现代作家写到生存困境，但是写的角度和深度各不一样。别的左翼作家从什么角度来铺陈这个主题呢？都是写阶级矛盾阶级对立，地主老财盘剥呀，官府敲诈呀，我们受穷啊。这样写当然很真实，但这是一个社会的公共经验，其中缺乏作家本人的独立发现。因此写不出独特之处。但是萧红不是从社会的层面、政治的层面，不是从阶级矛盾、阶级对立的层面来写生存困境，她从生存本身意义上展现人们的生存困境，其中包含着她个人的切身体验和独立发现。 一种情况是贫穷的直接压迫。我们在座的朋友，有的人对乡村贫困群体和城市贫困群体可能也有一定的了解，能够意识到贫穷对人的压力有多大。金枝的丈夫摔死孩子，直接的原因就是贫穷。金枝作为《生死场》的主人公之一，充分体现了贫穷对人性的扭曲。她曾到城里去找活干，出发时她母亲千叮咛万嘱咐，叫她千万别跟男人接触，一定要学好不要学坏。金枝给人家缝衣服。那个男主顾故意多给她一点钱，对她提出性要求，她在金钱的诱惑下也只能是半推半就。她回家给了一块钱给她妈妈，她妈妈知道她的钱是怎么来的，这个时候她妈妈跟原先的想法不一样了。金枝在家里才住了一晚上，她妈妈就赶她快到城里去挣钱。在贫穷压迫下，一个人要想按照自己的观念保持自尊是难以做到的。 第二种情况是疾病的折磨。萧红写疾病的折磨写得很成功。萧红在三十一岁的时候因为肺结核病死去，她可能二十一岁时就有这个病，甚至可能十一岁时就有病。她写《生死场》的时候很可能有肺病在身。一个身体不好的人对病的体验特别深。《生死场》写少妇月英，生病在床没人照看，两个村妇来看她，掀开被子发现满床臭烘烘的，她的排泄物都在床上，于是这两个村妇帮她擦拭。擦拭的时候发现她身上已经长了白蛆了。然后村妇从隔壁借来一面镜子，让这个生病的人看看自己的样子。月英一照镜子就嚎啕大哭，说我这哪是人啊，分明是鬼啊，老天你让我早死吧！活埋了我吧！ 《生死场》还有一章题目叫《传染病》，写村里的一场温病，家家户户都被死亡的恐怖所笼罩，很多人在家里等死。官府派穿白大褂的西医，其中还有外国人一起来做救治工作，而乡村对西医这种治病方式不理解，抱着半死的孩子远远地躲开那些医生。他们就在这种瘟疫的折磨之下一个个死去。萧红对疾病的威胁，也没有从阶级的角度上去阐发，她更有感触的是跟生命一起诞生的存在的苦难。那些视野开阔、思想深刻、立意深远的作家常常受到观念体系的局限，一不小心就露出浅薄的马脚，倒是弱女子萧红更像一个具有深度的哲学家。 最后还有一点，这种生存苦难还包含着战争。日本佬打进来了，他们又多了一重生存苦难。村子里那个吕青山组织人去打日本佬，有位寡妇的儿子被日本人打死。这个老妈子就跑过来揪住吕青山，说我十九岁守寡守大一个儿子你把他带去死掉了，你这个坏蛋你还我儿子。她哭着说我现在也不能活我也死吧，又对小孙女说你也死吧，在日本佬的眼前你还想长大吗？第二天人们到她家，发现那个老妈子真的与孙女一起吊死在屋梁上。萧红说“那梁上挂着像两块干鱼”。《生死场》虽然是个断裂的文本，可是后面的抗日故事其实差不多也可以纳入到前面三分之二之中。战争是人类摆脱不了的永在的苦难之一，你写人的苦难当然可以包括战争。生老病死应该加两个字：一个是贫，一个是斗，变成生老贫斗病死。人类之间的冲突和伤害，是如此残忍如此血腥，战争是其中最严重的形态。萧红写抗战跟别人就不大一样，别人写抗战小说是写抗战英雄，拿着党旗拿着军旗，冲冲杀杀，写胜利凯歌。萧红从人的苦难上去写。你以为你把日本人打死了你也死了你就胜利了？有人说战争永远没有正义可言，还有一句，同样可以并列起来：战争永远没有胜利可言。战争没有胜利者，所有的人都失败了。因为战争本身是永在的苦难。所以萧红写战争她选择一个老妈子的角度，用一个生命的屈辱和毁灭对战争提出严正抗议，把战争转化到诸多生存苦难之中的一种来理解它。这和别的作家的写法也是有所区别的。这种写法对这个断裂的文本有一定的弥补作用。 两性伦理中心灵的荒凉 下面要讲的问题是《生死场》里最突出的东西，也是最能打动读者的东西，是什么呢？我把它叫做心灵的荒凉。萧红的这一感受跟鲁迅很相近，你们北大的钱理群教授就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谈萧红跟鲁迅的共同之处。在一般人眼中他们俩人是放不到一块的，因为一个是文学大师，一个是还不算影响很大的作家，可以说是比较一般的作家。萧红的名字还排不进那个显赫的群体之中。但是钱理群先生发现萧红跟鲁迅精神气质非常相通，我觉得这个发现很有眼光。 我认为萧红写心灵的荒凉写得比鲁迅更加生动，因为鲁迅是放在一个比较功利的框架里来写，他始终摆脱不掉社会革命、思想启蒙的公里目标。萧红没有这样强烈的功利目的，没有如此严重的束缚，所以她写得更加生动、更加逼真，更加贴近她的原初感受。 《生死场》里第一个值得说的是男人和女人相处中所体现出来的心灵的荒凉。一个男轻的女作家通常比较善于处理爱情题材的写作，因为男女之间的爱情应该是她最向往的情感归宿，是最渴望的心灵蔚藉。但是萧红笔下就没这事儿，就没这种东西，这颗心永远是封闭的，从来没有打开过，即使是热恋的时候也是没打开的。我们来看看萧红是怎样处理爱情的。《生死场》写了一对年轻人从热恋到结婚到生孩子到死，就是成业和金枝，他们的故事和命运是这部松散作品的重要线索之一。我稍微念几句萧红笔下的热恋，这跟琼瑶大不一样（众笑）。她写这一对热恋的情人到河边约会，一点诗情画意的过渡都没有，萧红直接写道： 五分钟过后，姑娘仍和小鸡一般，被野兽压在那里。男人着了疯了！他的大手敌意一般地捉紧另一块肉体，想要吞食那块肉体，想要破坏那块热的肉。尽量的充涨了血管，仿佛他是在一条白死尸上面跳动，女人赤白的圆形的腿子，不能盘结住他。于是一切音响从两个贪婪着的怪物身上创造出来。 这是一场非常激烈非常疯狂的肉体挣扎，这就是热恋的内容。这一场疯狂的浪漫过后，成业全身舒畅，喜滋滋地回到家里。也许萧红应该像他一样喜滋滋地描述一番幸福的感觉，可是萧红知道成业心中并没有体验到爱情，她不想欺骗笔下的人物也不想欺骗读者，她觉得有责任将一些虚假的东西戳穿。于是她安排一个过来人对成业的感受发表一番评价。当成业喜滋滋地告诉婶婶，他要娶金枝做老婆时，婶婶马上猜到了河边的浪漫故事，她没有为侄子高兴，而是泛滥着满心的苍凉。作品中这样写道： 婶婶完全悲伤下去，她说： “等你娶过来，她会变样，她不和原来一样，她的脸是青白色；你也再不把她放在心上，你会打骂她呀！男人们心上放着女人，也就是你这样的年纪吧！” 这个婶婶，面对热恋中的侄子，一句话就揭穿了侄子恋的并不是人，不过是肉欲。至于朝肉欲的感情，她没有看见过，所以不相信。 婶婶为什么这样满目阴凉？萧红给了读者一个交代，让读者理解了婶婶是多么言而有据。正在说话的时候，婶婶远远地看见自己的丈夫来了，她不敢再跟侄子说话，赶快装着在收拾柴草的样子，装着干活的样子——她站在这里跟侄子说几句话的权利她没有，丈夫可能会骂她，骂她不干活，所以她必须装出正在干活的样子。丈夫回来拿过东西走了，她又给侄子回忆着自己恋爱的经过，然后深有绝望地说：“这时节你看，我怕男人，男人跟石块一般硬，叫我不敢触一触他。”她还说：“年轻人什么也不可靠，……这时他再也不像从前了！那和死过的树一样不能再活。”婶婶没有从男人那里感受到温爱，所以即使面对热恋中的侄子她也只会满心荒凉。 这方面写得最出色的，是那个生病的女性月英。男人娶老婆干什么？乡下流行的说法是烧饭、洗衣、陪睡觉。月英生病卧床，无法履行这些责任。男人就一边干活一边唠唠叨叨地骂她。月英除了绝望和寒凉还能有什么别的感受呢？她对前来看望她的村妇说： 你们看看，这是那死鬼给我弄来的砖，他说我快死了！用不着被子了！用砖依住我，我全身一点肉都瘦空。那个没有天良的，他想法折磨我呀！ 这个女人没有了经济价值也没有了性的价值，一个男人就是这样对待女人的，萧红把那种心灵的荒凉、那种没有人气、那种人性灭绝的状态，写得很生动，令人颤栗不已。 请注意这些砖头，这是一个非常冷非常硬的意象，它与那些灭绝人性的故事交织在一起，象征着残忍、冷酷和荒凉。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冷硬与荒寒：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要美学特征》，一个世纪的文学就是这样令人不寒而栗。当我们对这个世纪的文学表示轻蔑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它其实基本上体现了中国人人性死灭、心灵冷漠、情感荒凉的精神现实。 我所不能容忍的是，为什么绝大多数作家都只是客观的再现这样的精神现实，而不能用自己的热血和爱心创造一个百花盛开、天慈人悲的世界，对这样的精神现实构成否定、改造和提升？如果因为文化资源不够、精神力量不够、个人修为不够无法创造出这样的世界，无法改变现实的残酷与荒凉，至少可以因此而焦虑、而痛苦、而无望地呼号。有人说，一个有教养的人就是要为无可改变的悲剧现实承担责任，顺而言之，一个作家就是要对令人绝望的世界担当情感痛苦。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拯救世界，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创造未来，但是，为苦难的世界担当情感痛苦却应该是一个作家的精神底线。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中，我之所以特别推崇鲁迅和萧红，是因为在我看来他们至少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精神底线。他们的灵魂痛苦流淌在每一个意象、每一行文字之中，颤栗在每一个人物的声音里和眼神里。他们写了许多寒冷刺骨的作品，可是他们都在用绝望的悬崖上残存的那么一丝微弱的温热，尽心尽意地包裹着这个世界的寒凉。这一层薄薄的包裹，大大缓解了那些残忍寒冷意象对于读者的伤害与摧残。 一般人伦关系中的心灵荒凉 人心的荒凉不只是体现在两性伦理上，也体现在一般伦理上。萧红的作品经常涉及一般人伦关系中的心灵荒凉。如果说得远一点，日本人打进中国这本身就是一种人性灭绝的行为。无端侵略他国他人，必定有顽强抵抗，有顽强抵抗必定有更加顽强的征服。人心的自私、残忍、罪恶在战争中无不发展到极点，叫人不敢正视，即使千百年过去，依然不忍回顾。然而，哪里等得到千百年后让人回顾，间隔不了几年，新的战争又会气势汹汹地打响。一场又一场战争简直叫人目不暇接。 战争中的人心荒凉可能还常常有人为之开脱，日常生活中的人心荒凉则是无法开脱的。《生死场》里的赵三，有一回他把一个小偷的腿打折了，事后他的第一反应不是给那个人救命疗伤，为了逃脱打伤人的责任，他想干脆把这人打死，悄悄埋在雪堆里。他的同伴表示反对，可是他反对也不是出于道义，而是考虑到春天来了雪堆就要化了，尸体一暴露还是要查到凶手。所以这个反对的人说，不如把他扔在井里。这些人不说什么道义和良知，起码的善良起码的恻隐之心也完全泯灭掉了。伤害了他人不但不想挽救和弥补这种伤害，反而故意施加更彻底的伤害以求逃脱责任，这种心态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十分普遍。比如那些在交通事故中伤害他人的司机，你压伤人了肯定是个过错，可是常常有肇事者不是把伤者送进医院，而是开车逃掉。如果事故发生在偏僻地区，肇事者往往更加放心地选择逃逸。所以说赵三的选择并不是萧红刻意虚构的特例，他跟肇事司机逃逸一样，体现了人性的死灭与荒凉。 《生死场》的主人公之一王婆，有一次吃药自杀，她吃药之后整个村庄没有一个人想到应该找个郎中来抢救，也没有一个人尝试着用灌肥皂水之类的土办法让她吐出来，大家只是那么很刺激地喊叫着：要死了要死了。她的丈夫也扔下她不管，直接跑到城里去买棺材。王婆的女儿从外村赶过来，趴在妈妈身上哭得死去活来。经这一刺激，晕死的王婆身子在动弹，好像马上要活转过来。乡下人传说，一个人死而复活，是要抱着一个人跟他一起死。所以，王婆动弹着身子，大家不是去帮助她抢救她，而是设法让她赶快死。她的丈夫用扁担摁着她肚子，不让她爬起来。大家恐惧地嚎叫着，要他摁紧摁紧再摁紧。王婆被他摁得两头翘起，本来是一个活人的话也要被摁死的。这个故事、这个场景对我刺激特别大。我第一次读到它怎么也无法接受，老觉得这么恐怖的故事怎么会发生？以后我无数次读《生死场》，发现书中许多东西跟这个故事血脉相通。我终于发现，萧红是要告诉我们，人心的荒凉是多么惨不忍睹，她对这种荒凉无法忍受，她想抗议可是她连抗议都于心不忍，她只好带着强烈的疼痛躲在文字背后哭泣。不知诸位是否注意过，一种过于巨大的精神忧思，会引起强烈的生理反应。鲁迅在三一八惨案后，一天几天无法吃饭。在十八世纪法国政府迫害新教徒时，流亡国外的布鲁逊博士因为过于痛苦而大病一场，最后战胜内心的怯懦，回到法国与那些苦难的教徒一起承担患难，直到献出生命。这里的厌食和生病，都是心灵疼痛的表现。萧红将这种疼痛转化成了血淋淋的画面和奇绝惨厉的文学风格，表现方式与厌食和生命不一样，但内在的善良和悲悯是一致的。 死亡恐惧与乱坟岗意象 萧红的一生比较凄惨。童年时期没有享受到正常的父母之爱，情感世界荒草丛生。少女时期感情受骗，被人抛弃在旅馆做人质，这种打击是毁灭性的。后来跟萧军相依为命，但是性格不合，常常产生矛盾冲突。她性格极其敏感也极其软弱，同时还自尊心特强。 萧红的这么一种经历，这么一种状态，这就培养了她看世界的独特视觉。什么样的视觉呢？《呼兰河传》中有一段文字，简直就是为自己做的一个总结，特别凄惨，特别感伤，还有一种在感伤之中慢慢死去的美感，一种凄凉的美感。这段文字是这么写的： 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 老，老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瘫着。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 病，人吃五谷杂粮，谁不生病呢？ 死，这回可是悲哀的事情了，父亲死了儿子哭；儿子死了母亲哭；哥哥死了一家全哭；嫂子死了，她的娘家人来哭。 哭了一朝或者三日，就总得到城外去，挖一个坑把这人埋起来。 埋了之后，那活着的仍旧得回家照旧地过着日子。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 假若有人问他们，人生是为了什么？他们并不会茫然无所对答的，他们会直截了当地不加思索地说了出来：“人活着是为了吃饭穿衣。” 再问他，人死了呢？他们会说：“人死了就完了。” 这段文字体现了萧红看待人生的一个稳定视角，那就是生老病死的视角。他基本上是用佛家那种悲天悯人的眼光看待人类生活和生命的。而在现代以来的中国作家中，用这种贴近生存真相的眼光来描述我们的生存、我们的生活的人，极其稀少，萧红是极其难得的一个。所以我觉得萧红的作品应该成为我们一种非常珍贵的文学资源，我们来加以继承，也应该来发扬光大。 萧红并不是佛教徒，也没有别的宗教的皈依，所以他没法依仗某种终极意义来化解生老病死的痛苦或者提升生老病死的价值。她所展示的生老病死只能是没有价值归属的虚无主义状态，只能是一种荒芜的、荒寒的痛苦。她在生老病死之后加上一个“完”字，表现了她对于这种没有意义归属的人生的深刻绝望。萧红直到临死才前才把“人死了就完了”这句话写在《呼兰河传》之中，可是早在《生死场》中她已经用类似的方式表达过这种感受和发现。“在乡村永久不晓得，永久体验不到灵魂，只有物质来充实她们。”这样的句子充满了精神死灭的焦虑。正因为这样，死亡的恐惧弥漫了萧红的所有作品，自然也弥漫在《生死场》的文本之中。乱坟岗子的意象反复出现，几乎成了《生死场》的重心。请看几段引文： 年轻的妈妈过了三天她到乱坟岗子去看孩子。但那能看到什么呢？被狗扯得什么也没有。 成业他看到一堆草染了血，他幻想着小金枝的草吧！他俩背向着流过眼泪。 乱坟岗子不知晒干了多少悲惨的眼泪？永年悲惨的地带，连个乌鸦也不落下。 成业又看见一个坟窟，头骨在那里重见天日。 走出坟场，一些棺材，坟堆，死寂死寂的印象催迫着他们加快着步子。 《生死场》第七章 乱坟岗子，死尸狼籍在那里。无人掩埋，野狗活跃在尸群里。 赵三踏着死蛤蟆走路；人们抬着棺材在他身边暂时现露而滑过去！一个歪斜面孔的小脚女人跟在后面，她小小的声音哭着。又听到驴子叫，不一会驴子闪过去，背上驼着一个重病的老人。 …… 过午二里半的婆子把小孩送到乱坟岗子去！她看到别的几个小孩有的头发盟主白脸，有的被野狗拖断了四肢，也有几个好好的睡在那里。 野狗在远的地方安然的嚼着碎骨发响。狗感到满足，狗不再为着追求食物而疯狂，也不再猎取活人。 《生死场》第九章 如果将《生死场》看作两个文本的勉强连缀，其第九章实际上就是前一个文本的最后一章。就这个文本而言，乱坟岗子不但是人生舞台的中心，许多人物、许多矛盾都在这里交会并得到解决，也是所有生命旅程的终点，是生命悲剧最后的归属。有人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缺乏悲情，我很认同这个说法，同时又觉得必须补充一点：在萧红、苏曼殊、鲁迅的作品中，以及许地山、李叔同等人的某些作品中，这种悲情常常有星星点点的闪烁。在萧红笔下，许多人物的命运饱含悲情，她的创作作为一个整体，其切入生活的视角、其情调、其氛围，都可以说是中国文学中最具悲情的作品。完全可以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萧红的作品是真正的珍稀物种。她的作品不但因为独特而成为不可复制的绝品，而且因为具有这种非常深沉的悲情气质而开拓了读者的审美视野、启迪了读者的生命体验，并且一定程度地弥补了现代文学的浮躁与浅薄，从而为下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开启了另一种别具一格的资源，标示出文学的另一种可能性。这就是我们必须重视萧红作品的理由。 余论 我再结合我个人的精神经历和目前的状态，谈谈我从萧红作品里得到的启示。 萧红将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生老病死状态铺写一遍，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萧红用一种温馨的悲悯之情包裹着这些意象，可是那些意象本身所具有的悲惨、寒冷气息依然透过包裹向我们扑面而来。我们作为一个文学读者，怎么承受这些侵入骨髓的寒凉？ 我可能是在这种阅读中所感受到的压力太大，我渐渐觉得自己承受不起。先是承受不起这样的作品，然后呢，当这个作品把你的生命意识打开了，你就会承受不起自己。所以我最近几年老感觉到我承受不起自己，觉得自己精神上越来越空虚，我被这些空虚和荒寒压得承受不住。 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得找一种跟你的现状相反的东西，能够克服空虚和荒寒的东西。什么东西能够克服虚无呢？用虚无肯定抵抗不了虚无，用屠杀，再多的屠杀再多的尸体也抵抗不了这个虚无。二十世纪人类所付出的尸体难道还少吗？无论是苏联、德国还是中国，付出了许多的尸体，可是这许多尸体没有抵抗住虚无对我们的侵扰，虚无给我们压力照样存在。 肯定要有一种价值上的东西才能够用来抵抗虚无。应该找到意义，找到人与人之间精神上哪怕一点点温馨的东西来对这个荒芜进行克服。如果你一天找不到你就不得不成天承受荒寒的烤炙，那是地狱里的刑罚，永无尽期。 可能信仰和与之相关的宗教是解决心灵重压的方式之一。比如在基督教里有耶酥被钉在十字架上帮你承担，耶酥承担我们一切罪过和荒寒。佛教里有涅磐世界让你向往。我们老觉得佛教是消极遁世的，其实不是，它是要普渡众生的，它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它要为这个世界承担苦难和荒寒。人本身是虚无的谁都知道，可是那些宗教它都能找到一种方式，建构一个价值世界来克服这种荒寒、克服这种虚无。既然它们能够这样做到，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借助宗教信仰资源来解决问题呢？ 但是我们知道，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是一个无神论思潮占主宰地位的社会，我们受教育的整个过程都在加强对无神论的信赖。所以即使我们意识到信仰的重要，也不是几步就能走过去的。就拿我个人来说，我已经为解决信仰问题耗费了三、四年时间，如果要拉得更长一点的话，我已经耗费了十多年。我明确意识到这个问题其实是1990年，那一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站在自己的墓碑上发问》，就是结合俄国小说《当代英雄》讨论信仰问题的。后来虽然中断了这种讨论，最近三四年我已经在写作中反复言说这个问题。 我花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有让自己从无神论的状态进入任何一种宗教之中，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无神论者要进入信仰状态非常难，这有一个非常痛苦的寻找和挣扎过程。 在这个挣扎过程中，从文学这里得到资源是好的方式之一。其实越是把人生的虚无写到顶点的作家，他离信仰可能就越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离信仰最近的作家可能是著名的无神论者鲁迅。鲁迅是没有信仰的，他公开批评过基督教、佛教，批评过有神论，但是他可能是离宗教最近的。萧红作为跟鲁迅非常相通的人，就直接面对人的生存层面说话这个角度来说，萧红比鲁迅走得更远、体验得更深，她也是离信仰最近的一位作家。我觉得恰恰是在这两个人这里，我们可能能够得到克服冷硬与荒寒的某种资源，这也是我特别重视鲁迅和萧红作品的原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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