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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流”：人才外流、资金外流、有效需求外流。
1.人才外流，导致县域金融原始化。
本世纪初以来，县域金融人才持续外流，主要是因为城市机遇多，发展空间大，生活设施好，教育水平高，既有利于自己发展，也有利于子女教育。
人往高处走，这是正常现象。但人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灵魂，人的层次决定社会经济活动的层次。县域金融人才的持续流失，使得县域金融活动由一般人士掌握，长期在低层次上重复进行，难以充分发挥金融作为“加油机”、“催化剂”、“助推器”的应有作用，极大地制约了县域经济发展。
2.资金外流，导致县域经济荒漠化。
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如果将县域经济比作一片生态完整的广袤大地，那么，金融就是一个与之配套的蓄水池，金融活动产生的资金流动，就象涓涓溪流一样滋润着万物，使得这片土地永葆勃勃生机的生命之水。资金外流一旦超过临界点，县域经济就会失去生机，逐渐变成令人窒息的荒漠。
县域资金外流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的逐利性。县域资金外流的主要渠道，一是储蓄性外流，如：非地方性金融机构通过上存资金、上划保费等外流。二是投资性外流，如：本地资本到外地投资并从本地贷款到外地使用，本地居民移民造成储蓄和投资外流；三是消费性外流，如：本地居民到临近城市消费，青年外地务工，大学生外地求学。
3.有效需求外流，导致县域经济空洞化
投资、消费、出口，是中国经济连续30多年，持续高速发展的三架马车。但是，对于大多数中西部欠发达省份来说，出口只是可遇不可求的补充。由于县域经济活力不足、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特别是远离交通干线的边远县（市），招商引资始终是令人头疼的工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
这又导致当地就业困难，大量青年外出务工，虽然每年能够带回相当规模的储蓄（其中不少又因“资金外流”重回城市），但这批最活跃的消费群体的日常消费也外流了，本地消费市场因而呈现季节性特点，难以做大做强。
另一方面，从存量角度看，县域内有限的优质企业，由于发展的需要，新增投资往往转移到投资环境更好的城市及其近郊，有效信贷需求也被大银行、尤其是股份制商业银行，通过网上银行等手段吸引到异地；而财政供给人员的工薪收入，大多被科技水平更高的商业银行，通过代发工资等方式集中，继而大部分外流。
如此持续20多年，除了少数区域中心城市周边县（市）外，大多数县（市）县域经济至今仍增长缓慢、欲振乏力。加上最近几年城市化进程加快，居民向城市加速集中，公务员“走读”现象明显，县域金融有效需求增长缓慢、甚至不升反降，县域经济空洞化颇有加剧之势，前景堪忧。
二、“三难”：贷款难、借款难、监管难
多年以来，经济欠发达的县（市）一直存在着“借贷两难”现象，即：中小企业、个体私营经济组织、普通城乡居民“借款难”，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放款难”并存，不仅严重制约了县域经济发展，也使得县域内的银行、信用社难以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县域借款人主要是小企业和农民，有效抵押物不足，是其“借款难”最主要的原因。同时，农民长期小规模分散经营，社会保障少而负担重，缺乏向非农领域转移的相关技能，收入低而抵御风险的能力差，农产品市场交易成本高且交易风险大。因此，农民信贷需求具有额度小而分散、时效性强、借贷资金的生产性与生活性用途不分、信息不对称等特征，加上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农业收入的不确定性、农业投资的长期性和低收益性等特点，导致了农村金融的交易成本、资金的使用成本等都相对较高。
而在一些欠发达的县域，企业、个人的信用意识和观念淡薄，失信行为时有发生。个别企业利用不实会计与资产信息骗贷，悬空金融债权，转移金融资产，造成金融交易的信息不对称性、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进一步恶化了信用环境。
而目前我国征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社会信用信息系统与信用中介服务机构不完善，信用风险防范与分担机制不健全，加上现行法律对债务人的约束效力不足以有效保护债权人，案件执行期长、费用高、抵押担保物品处置难，失信惩戒机制尚未有效建立等，增加了县域金融交易费用和制度实施成本，县域金融生态呈现运行高成本和高风险双重属性。
所有这一切，既制约了县域金融的有效需求，又抑制了金融供给者的放款意愿，导致县域金融机构“惜贷”、“慎贷”、甚至“惧贷”。当成本过高或超过收益时，交易将无法进行。于是，“借贷两难”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可见，“借款难”本质上是担保难，“贷款难”本质上是：风险控制难、损失补偿难。
为了防范新增的贷款风险，避免重遭被“逃废债”的厄运，银行、信用社纷纷对原有的信贷制度安排进行了深刻检讨和重大修订。其基本特点有二：
一是重点突出了借款客户的信用可靠度。由于整个社会公共信用制度实际上已经崩溃，银行、信用社只好怀疑一切、“六亲”不认，大幅度提高贷款条件，对借款客户提出相当苛刻的担保（抵押、质押、保证）要求。由此将大部分客户排斥在外，客观上形成借款人求贷无门的状况，“借款难”问题凸现。
二是过分强调了发放贷款的责任追究制度。建立科学的贷款管理制度，本是现代商业银行经营运作的基本要求。但是，实际操作中，不少银行、信用社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忽视了“投资与风险总是相伴而生”这个亘古不变的真理，明文规定“新增贷款本、息必须100%收回”，有的甚至建立了贷款责任终生追究制度。
由此造成信贷人员产生畏惧、回避心理，办理贷款业务时往往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想法，增加贷款投放、开拓信贷市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缺乏，从而加剧了“借款难”、“放款难”状况。
进一步分析下去，我们就会发现，银行、信用社检讨、修订原有的信贷制度安排，并没有从根本上防范住贷款风险。因为，贷款风险其实是一种可能性，在其未实际产生之前，谁也无法测定，更不用说准确量度。
所以，如其说银行、信用社修订制度是为了防范风险，倒不如说是出于控制、降低或转嫁非正常交易费用的考虑，才出此下下之策。要求借款人提供远远超出其借款额度的担保，可以限制借款人打“逃废债”的主意，即便出现借款人无力偿债的情形，银行也可通过拍卖担保物品，来收回贷款本息及有关交易费用；而实行贷款责任追究制度，其用意愈加明显，就是为了预防员工渎职、失职而加大银行运作贷款的交易费用。
这样做，既不利于扩大客户群，又不利于调动员工积极性，客观上还造成了前几年屡招各界人士，口诛笔伐的“慎贷”、“惜贷”与“惧贷”现象，极大地损害了银行、信用社自身形象。但是，设身处地想一想，银行、信用社也是被逼无奈，实乃迫不得已而为之啊！
综上所述，“借贷两难”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社会信用沦丧导致银行、信用社交易费用膨胀的必然恶果。社会公信制度的崩溃，使得银行、信用社清收贷款的单位交易费用剧增，可以信赖的优质客户减少，造成了“放款难”。
为了避免新的贷款运作交易费用率膨胀、控制新的贷款损失，银行、信用社对借款人提出了苛刻的条件和要求，以转嫁交易费用，使得借款人取得贷款的难度和交易费用明显加大，“借款难”状况加剧。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大趋势看，在我国，“借贷两难”是转轨时期特有的社会经济现象，在计划经济时代从来就不曾出现，将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完全按照市场法则运作后，“借贷两难”现象也将自然消亡！
至于监管难，主要表现在县域金融点多面广、业务繁杂、良莠不齐，而监管机构各自为政、协调欠缺、人员不足、技术落后、能力不强、反应滞后。
（三）“三乱”是指机构乱、人员乱、业务乱。
1.机构乱。
从本省的情况看，县域内的金融机构相对较少，分类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按照功能分，主要有银行类（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信用社、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民间金融）、保险类、证券类、信托类，此外，还有具有部分金融属性的担保类机构。
另一种是按照合法性分，包括正规金融（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信用社、村镇银行、贷款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准正规金融（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非正规金融（民间金融）。
无论如何分类，机构都很杂乱，尤其是小额贷款公司和担保公司，可谓无处不在、五花八门。在我国各县（市），几乎没有信托公司，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对县域经济的影响相对固定，本文主要以银行类、担保类机构为分析对象。
2.人员乱。
这主要表现在私营性质的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其人员构成很杂，尤其是业务骨干，大多来自商业银行、信用社，既有因退居二线而内退的人员，也有因故辞职的人员，甚至是在商业银行、信用社犯过错误、受过处分的人员。这样的人员构成，总是不怎么让人放心。
3.业务乱。
这也乱在没有政府背景或国有股份占比很低的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据了解，这些公司日常从事的主要业务，大多存在合法性问题。
一是资金“调头”、“过桥”业务。为在商业银行、合作银行、信用社借款的企业、个人提供短期、高息的资金，助其归还到期的贷款，待新的贷款发放到账后，再归还其从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借入的短期、高息的“调头”、“过桥”资金。
二是验资资金融资业务。为企业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增加注册资本验资时所缺资金，提供短期、高息的融资，待验资完成再收回。
三是披着合法外衣的高利贷。
四是非法集资抽逃资本。主要表现在面向社会非法筹集资金、要求被担保对象自行出质保证金，分期分批持续抽逃注册资本。这些业务，看起来解决了借款人的临时资金困难，似乎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
但实际上：掩盖了借款人的实际经营情况、现实还款能力、真实资本水平，掩盖了现实的信贷风险，合伙编造了虚假的金融、经济信息，欺骗了政府和社会公众，一旦问题暴露，不仅危害有关当事各方，破坏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也将给当地政府带来巨大的麻烦，必须严加防控、及早查处、坚决打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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