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瞿永发：现代文学史料馆资料的收藏超过了旧书（上）

韦力 芷蘭齋

我印象中第一次见到瞿永发先生是在他所开的旧书店中，是哪位书友带我去的那家店我已回忆不起来，但那天见面时的情景却清晰如昨。他的第一个书店开在福德广场内，当然，那是不是他的第一家店其实我没跟他确认过，准确地说，应当是我看到的他的第一个旧书店。福德广场的外观颠覆了我对旧书店的固有印象，因为这个福德广场其实是一座现代化大楼，按照三十年前传统的说法，这种楼应该叫作“百货大楼”或“百货公司”，我来到这个大楼门口时，真疑惑自己是不是找错了地方，然而在这个大楼的某个楼层里竟然全部是个人经营的旧书店。想到这一层，我又觉得自己以上的说法有些武断，因为天津的劝业场更是漂亮的大洋楼，而里面也同样开过旧书店。

似乎就是在福德广场内，我认识了瞿永发先生。在这里，他介绍我认识了陈子善先生和韦泱先生以及另外七、八位书友。我在这里还第一次看到了藏书票的专卖店，虽然在此之前我在福州路看到过售卖藏书票的店铺，但那是美术商店的兼卖品，专营藏书票者我在这里确实是第一次看到。当天晚上，我跟这伙书友共同的吃饭、喝酒、吹牛，一直聊到了意兴阑珊，那次的见面让我了解到了瞿永发是个豪爽之人，他部分地改变了我对南方人曾经有过的偏见。

跟瞿永发的约见面地点

那次见面后的一、两年，大概是20003年我再次到上海时，瞿永发邀请我到其家去看书，这当然是求之不得之事。他家当时住在一个老区之内，这处旧居本是一排排的平房，在那个时代，人口随便增加，住房面积却丝毫不见增长，但这挡不住群众智慧的发挥，每家人都自力更生地想办法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我在这里又看到了这种活样板：原本一排排的平房，而这里每家人都在这平房的基础之上一层层地往上加盖，瞿永发家本是一间房，而我看到之时，已经在上面加盖出了三层，这种加盖如果没有见过的话，会将其想象成将平房变成四层楼而已，其实没这么简单，因为这些房屋是每过几年加盖一层，而每一层是在下一层的房顶之上再往上盖一间屋，以这种方式盖出的房没有整体感，从外面一眼望过去，每加盖一层的痕迹都显露无疑。我惊叹于这种加盖的本领，瞿兄对我的惊叹不以为然，他让我向左右环视，原来很多房屋加盖到了五至六层，这种方式加盖出的房屋从外观看过去，颇具画面感，有着随性的参差之美，然而在里面的使用却让这种美感打了折扣。

无意中看到了这个图书公司铭牌

因为每家原有的面积不大，这样在上面加起的房屋里面的面积更小，这就不可能在这么小的面积内再修造楼梯，只能是在每一层的地板留下一个不足1平米大小的空洞，然后用简易的木楼梯由此口上下，这种楼梯几乎没有坡度，近乎于笔直，由此爬上爬下只能是手脚并用，而瞿先生的藏书就是在这楼上的三层和四层，我想参观他的藏书，当然也只能由此爬入。仅爬了一回，我就知道这种楼梯的上下不容易，由此我更加感慨，他把这满墙的书从这些孔洞内搬上、搬下是何等的不容易，瞿兄对我的感慨仍旧是不以为然，他说自己背着书上下楼梯感觉如履平地，更何况这也是一种运动，对身体大有好处。当时我以为他是在发扬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自那次在他家看书到今天，已经过了十几年，这十几年的光阴在他的容貌上没有留下痕迹，我不知道是不是拜那上下楼梯之赐，因为有十年没有跟他见过面，瞿永发看到我后的第一句话是：“你显得老了。”我回答他：“你依然还是那么年轻。”

厅房

十年前在他家的楼上，我看到了他那分类明晰的藏品，其中的三楼看到的是整面墙的民国旧平装，瞿兄很在意旧平装的品相，他把每一本书都用一个透明塑料袋封起来，他说，这么多年来自己买这种塑料袋就至少买过几万个。将旧平装放在塑料袋内，再整齐地摆在书架上，一眼望过去，白花花的一片，有着后现代的蒙太奇效果。我在此意识到了这种包装方式确实是对旧书有所保护，我到朋友家的书房都会毫无顾忌地翻看对方的藏品，一派熟人不讲理的蛮横，而在他这里，我仅拆了几个袋子就不好意思再弄下去，因为他的塑料袋是根据规格来使用的，每本书装的近乎严丝合缝，将书从袋子中抽出就不容易，而看完后再想插回去，那是更加困难，我总不能给他拆开一堆扬长而去，毕竟丧尽天良是一种不容易做到的极致，于是主动罢了手。如果来他这里看书的人都有我的这种心理，那书品的损坏度就会大大降低，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瞿兄有意考验书友底线的方式，但至少我在这种考验面前败下阵来。

整理出的档案资料

记得那次在他家的四楼看到了他收藏的大批资料，这些资料有不少都是上海文化名人在文革中的交待材料，我对这类东西向来不感兴趣，我觉得这是特殊社会中把人性恶的一面推到极致的产物，瞿兄认为这些资料也很有价值。后来细想，他说的也有道理，哪怕是人性扭曲，也是一个时代的真实，当年巴金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我想巴金恐怕也是这种想法，想留下一段真实的历史让未来的新新人类能够知道，在这个古老的文明国度中还曾经有过这样的一种文化摧残。

用书墙隔出了内外间

在瞿家的四楼上我还看到了一些线装书，他知道我对这类书最感兴趣，于是很遗憾地告诉我，这些线装书只是后来又重新搜集起来者，在此之前的1998年，他把自己的线装书总计2000多本一次性地卖给了北京的一位大藏家，当时的卖法颇为奇特，这些线装书不论版本、不论全残，只按册数计价，一律30元一本，当时卖了6万余元，我今天见到瞿兄时，他又聊到了这段经历，我说，那些书放到今天应该能翻几十倍吧？他承认这一点，但他同时说，有些事情要从时代上来说话，因为那个时候自己缺钱，这6万元对他很管用，所以没有任何后悔可言。我很欣赏他的这种达观，他不像有些经营旧书的人过了若干年后不断地后悔当年的书卖便宜了等等，我曾有过这种不幸的经历。多年前从某人手中买到了一些书，仅隔了一年多，那人又找到我，说那些书今年涨价了，需要我补足差额，或者把书原价退给他。我本想说，如果今年跌价了，我是不是应该找到你把差价退给我？后来觉得自己这么想就很无聊，于是把书退给了他。我的痛快让他觉得很意外，或者是他看到我已经把书装池一新，要另外送我一本旧抄本，我谢绝了他的好意。但这件事对我有心理影响，之后我变得喜欢到拍卖会上买自己想要之书，无论买的贵与便宜，都不会再有啰嗦事。瞿兄对我的所做不以为然，他认为，跟人打交道，对不同的人应当有不同的策略，跟不讲理的人去讲理，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内室

这次到上海来，我给瞿兄事先打过电话，他告诉我，自己原住之处已经拆迁，看来我再想看那个奇怪的楼房景色已经不可能，因为他告诉我，那一片居住区已经拆光了。我问他搬到了哪里，他说当年加盖那些房子确实有用，因为拆迁时补给了他三套单元房，但地点在青浦，离市区太远了，他家没有在那里居住，而是把这三套房子全都租了出去，他用那些资金又添了些钱，反而在市中心又租了三套房，其中两套用来放书，一套用来居住。我听到了他的介绍，真的又开始怀念他的旧居，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是除了上下楼的不便，而另一件则是在他家吃了一顿美味的午餐。记得那次看完书后，我说请他及其家人外出吃饭，瞿兄坚决不同意，说来到他家，他定要尽地主之谊，但是在外面吃饭不卫生，他已经让家人出外买了新鲜的食材，并且已经基本做好了。闻此我不再推让，坦然地坐在他家一楼的餐桌前，快快乐乐地跟他及其家人一起饱餐了一顿。那顿饭吃得很美，看来瞿兄很讲究生活品质，他说这种丰盛的午餐并非刻意准备，平时家居就是这种吃法。孔府家宴我仅闻其名，未曾享受过，但瞿氏家宴确实是够得上“讲究”二字，而今再在那个奇妙之地品尝家宴的可能性不存在了。

看不到书名

瞿兄担心我行动不便，他要来酒店接我到其家看书，我告诉他，自己行走没问题，于是他告诉了我一个新地点，让我在一家餐馆与他见面会合。第二天一早我如约地来到了家风饭店的门口，这家饭店的门口摆着许多盛放海鲜的冷冻箱，一个工作人员正在整理这些海鲜。我觉得这不应当是瞿兄的藏书之处，但想到他是位美食家，也有可能这是他开的饭店。我给瞿兄打了电话，他告诉我站在原地别动，马上来接我。在等候期间，我无意间看到家风饭店门口的立柱上另外还挂着一个金属招牌，上面写着“上海海燕图书文化有限公司”，我觉得这个铭牌肯定跟瞿永发有关，于是拿起相机准备拍照，那位工作人员立即站起身警惕地问我想干什么？我跟他说，自己拍的是这个牌子，不是这个饭店，他仍然问我为什么要拍照，好在这时瞿兄及时赶到替我解了围，他见我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原来你还能走路。”

说话间我们来到了这家饭店侧边内的一条弄堂内。这条弄堂内的建筑是典型的老上海建筑风格，我很喜欢这闹中取静的风格。在路上，我问他那个海燕公司是不是就是他所办者，瞿兄说确实如此，我又问他这个名称是不是来自高尔基的那篇名作，他笑着说，跟高尔基没关系，因为自己在办执照时选了很多名称，都重复了，后来他猛然想到解放前有个海燕书店，这家书店的思想较为进步，于是他就说出这个名字，竟然就通过了，因此一直就用到了今天。我又问他为什么公司的铭牌要放在饭店的门口，他说，那家饭店是自己弟弟开的，说到这里，我明显地看到瞿兄的脸色黯淡了下来，他说弟弟原本在某家工厂工作，后来厂里意外失火，弟弟冲上去抢救，被火大面积烧伤，受伤的面积竟然达到了98.2%，但终于抢救了过来。因为是工伤，所以政府拨给了这套房给他疗养，后来弟弟得到了产权，再后来就开起了饭店。

瞿兄告诉我，那个过程中他一直陪弟弟在医院，因为每天往返于医院和家中，那时在医院的路边上有很多旧书摊，他为了打发时间，就开始买旧书看，他说那个时代因为抄家退还，很多人家里无处放书，于是摆在路边出售。他说，那时的书摊多到转不过来，在淮海路上有几千个书摊，当时书价很便宜，大多是5毛一本，因为他每天都在买，渐渐喜欢上了书，这也就成了他藏书的开始。我问他这是哪一年，他说是1975年。淮海路而今成了上海著名的商业街，几千人在这里摆摊，我脑海中想象着那宏大的场面。瞿兄说，当时上海的车很少，所以这么多人摆摊并不影响交通，但偶尔警察也来清理，可是因为人太多，清理不过来，渐渐也就不管了。每个家中的幸福相似，而不幸相异，每个人的藏书经历竟然也这样，各有各的不同，但瞿兄的这种不同，或者说他的藏书起因却让我在心里听来有一丝的难过，但他跟我描绘这些过程之时，态度很是平静，我马上想到刚才他见我面时的第一句话，我的这点伤痛跟他弟弟比起来，确实不算什么，他照顾过那么重的病人，经过那样的风浪，还有什么能让他吃惊的事呢。

排列整齐的书

瞿永发的藏书室在一座老楼的二层，这种老楼仍然是窄而陡峭的木楼梯，这种楼梯对今天的我来说确实有些困难，但他刚刚给我讲过自己弟弟之事，我本想调侃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我觉得这种调侃似乎不合时宜，而瞿兄确实是不以我的状况为意，经自箭步上楼前往开门，我一个手拎着带有三角架的相机，另一只手摸索着栏杆，竟也登了上去，只要肯登攀，看来世上真的无难事。

瞿永发的藏书室面积不大，分为内外两间，然而两间房内四壁全都堆满了书，并且在内外间过道的位置还按照门形打制出了书架，这个居所离上海的步行街——南京路很近，走路不过几分钟的距离，我不明白他为什么租在这寸土寸金之地。他说，房子是前几年所租下者，一次性地签了10年的租约，房主又是熟人，对方不好意思涨价，所以他也就用了下来。我先在各个书架前浏览一番，于是问他，当年的那个现代文学史料馆匾额在哪里？他说，无处悬挂，也就找不到了。

书话

在这里看到的书大部分是文史类的平装本，瞿永发虽然经营旧书，但他却把屋内收拾得十分整洁，上架之书能够看得出他进行了分类的仔细排放，在外间屋有一排架子上放的全部是塑料文件袋，粗看上去有几百本之多，他说这就是自己所搜集的资料，他说这些资料有10万页之多，这比我十几年前来他家时看到的数量又有成倍的增加。我记得当年来他家时，瞿兄给我看了不少关于黄裳的文革资料，后来我听说为这件事黄裳跟他还有所交涉，今日问他详情，瞿兄只笼统地告诉我，黄裳没有直接找他，而是通过一位中间人跟他商量过，但因为没有谈妥，所以这东西还在他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