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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是从外部将中医与各传统艺术门类进行横向的比较，第二篇呢进入内部对中医的基本框架中的艺术色彩进行粗略的分析，这第三篇让咱们跳出来，再一次从外部以哲学的视角探讨相关的艺术、科学问题。
一 要谈科学，必先讲真理。到底真理是什么？真理可以理解为对世界的真实反应和把握，因此，就涉及到两方面。就是它既取决于现实世界（客体），同时也取决于探索现实的思想者的贡献（主体）。现实世界是外在的，它的运行规律不是我们定的，也许是上帝吧，所以可以被认为是恒定的。而思想者的贡献呢，则不一定是可靠的。它要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时代局限、个人素养、个人偏好，说不定还有阶级立场。 因此可以说科学概念不一定就是客观真理，只能把科学看作是一套不断被更好的理论更新的理论而已。这在物理学中表现得极为典型。当年牛逼烘烘的康德同学都认为牛顿力学已经是非常的完美了，用它就可以解释世界上的任何运动，以后的物理学似乎也就没多少可以做的事儿了。可是众所周知，进入二十世纪，爱因斯坦同学认识到了经典力学的缺陷并做了相关的完善，建立了更加完美的物理学体系，把高速运动和低速运动规律一起给搞定了。目前，物理学家们也并不认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是不能被修正的，迟早会被更加完善的体系所替代。因此，科学的正确性仅仅在于科学的变化性而已。科学家愿意并且希望更多的人从不同角度来验证自己的观点，因为这些观点根本就不可能永远正确。 对于中医而言，这种变化性表现的不太清晰。给人的感觉是似乎中医诞生、发展没多久，就已经到达了一种几乎无需改变的境界。“黄帝内经”和“伤寒论”就是这种“完善”境界的标志，此后的修修补补似乎都是可有可无。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对其进行的发展基本上也没啥可圈可点之处，反倒使其变得不伦不类。中医的这种相当的恒定性与科学的变化性大相径庭，让人感觉似乎中医不能或者不能完全地属于科学的范畴。 虽然我们明知由于难免受到时代的局限，有些目前看似神秘、荒谬的东西不一定是错误的，但是科学家也不能因此放弃可理解性的标准，将眼前不可理解、不能证明的东西轻率地划入科学这个本就不十分可靠的范畴，最多将其置于待定席等待PK。原因很简单，在科学的发展道路上，“存伪”的危害性要远大于“弃真”。被丢弃的真理要重拾其实不是太难，只要有足够的证据，即可重归正位；但是要剔除被长期认定为真理并且已融入大众心中的常识性范畴的谬误，就要困难得多，就像是把身体的某个部位给活生生地割掉。不光要有足够的证据，还要克服强大的阻力。这种阻力往往来自于公众的力量、习惯的惰性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强悍无比。想想倒霉的布鲁诺同学。 二 科学是认识世界的一种形式，其实艺术也是，想想一部莎士比亚的戏剧包含了多少思想和真理。但是艺术没有象科学一样进步，比如文学，就没有人超过荷马、东坡；书法，就没人超过二王、鲁公；音乐，就没人超过贝多芬、舒波特。 艺术是模仿，好的艺术——用柏拉图的话来说是回忆，对于我们所不知道我们早已知道的东西的回忆，艺术是“对自然举起的镜子”。可是虽然艺术的目的是模仿，但绝对正确的模仿并非艺术的目的。画得再逼真也比不过照相机，雕塑得再栩栩如生也比不过电脑制作。 艺术模仿的其实是各实物部分的相互依赖的关系，不论建筑、音乐、雕塑、绘画、诗歌，作品的目的都在于表现某个主要特征，所用的方法总是构建一个由许多部分组成的总体，而部分之间的关系是由艺术家改动过的。这个改动过程可以理解为艺术家的主观性或者艺术家自身对艺术对象的投入或与艺术对象的融合。其实从这个角度看，艺术和科学并无本质的差别。二者都是涉及现实世界（客体）和人的大脑（主体），不同的是科学追求尽可能真实地反映现实世界，尽可能减少主体无法避免的对客体施加的影响，旁观而已；而艺术是强调主体施于客体的色彩、影响，尤其是高明的艺术，从作品上就能看到艺术家的身影。明末清初的朱耷，也就是八大山人，其画作被后世极为推崇，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其作品中蕴含了极为强大的人格精神，其写意鱼、鸭、鸟皆以白眼向天，充满倔强之气。这种形象，正是朱耷同学自我心态的真实写照，作为朱元璋十六子宁献王朱权的第九世孙，生活在明朝衰亡之时，穷困潦倒，出家为僧，只有寄情山水花鸟，以鸟、鱼之白眼一翻表达愤懑、轻蔑。因此一张宣纸也就被赋予了生命，而小朱同学强悍的生命也就借着宣纸得以延续。 中医的表现为天人合一的模仿，更具备艺术性模仿的特点。它不是对现实世界的直观浅显的反应，也不是容易被理解的。比如经络，看不见摸不着，只能想象。比如三阳（太阳、少阳、阳明）和三阴（太阴、少阴、厥阴），简直是对人体极为抽象的艺术性描述。从我们可以理解的外在世界和人体自身到某位或者某几位天才脑中产生的基于这三阳三阴的六经辨证体系，之间有多少主观的加工啊？有多远的距离啊？以至于当下的大脑压根儿就很难直观地理解，只能宗教性地接受或者艺术性地把握，后者需要相当的想象力。记得俺当时不仅联想到了降龙十八掌，还有北冥神功、吸星大法、高山流水这些玩意儿。 而现代医学要直观得多、简单得多，几乎没有对悟性的较高要求。几乎一切都是可见的，几乎一切环节都是可推导的，也都是可以被修正的。翻开任何一本医学书籍，在冷冰冰的描写中你几乎不会感觉到与此相关的几十甚至上百个牛人影子的存在。科学家们总是避免让自己的主观色彩留在严密并且环环相扣的实验、理论推导和证明上面。而从中医经典著作中甚至可以捕捉传说中的黄帝、歧伯和张仲景同学的身影、色彩。一提起发热、恶寒、头痛，不就会马上想起张仲景同学的太阳病嘛？ 三 艺术作品与科学成果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对于过程的关注程度截然不同。 当我们欣赏一幅画的时候，我们是在体验某种美感，希望通过这幅画能和艺术家产生某种灵犀和共鸣，最好能够一点就通。就像钟子期同学一听俞伯牙抚琴，即发出“巍巍乎志在高山”或者“洋洋乎志在流水”之叹，让伯牙惊为知己，也就导致了后来子期死而伯牙摔琴绝弦终身不操的传说。因此，对美的欣赏和对艺术品中所藏的人格成分的感知是我们面对艺术品时的任务，艺术品和艺术家的生命也只有在得到欣赏者的共鸣时才得圆满，仅此而已。我们并不太关心这个作品是怎么来的，最初画的时候先画的是哪笔？为什么用这个颜料而不用那个颜料？为什么要这样画而不那样画？为什么这个音弹得那样沉重？为什么这几个音拖得那样的长？贝多芬的“春天奏鸣曲”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是贝同学在草地上感受了春天的气息或者是在院子边听到叫春的猫咪后分泌的旋律？是在河边漫步的时候还是坐在马桶上的时候构思的？第三乐章中由小提琴和钢琴勾勒出的那段情人般追逐、打闹似的欢快旋律到底是一气呵成还是慢慢拼凑？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欣赏成品的时候能感受到艺术家传递的东西，感受到艺术家生命的永恒存在，就行了。但是，在科学面前，仅仅一个结果显然是不让人满意的，我们还异常地关注得出这个结果的详细过程。只有附带了论证过程的结果才是真正的成品。而这个成品还要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接受考验，进而修修补补以趋完善。因此，科学真理的生命就在于从论证开始到得出结论和以后经历的诸多检验这个过程的完整性，经历的考验越多也就越可靠，就越接近逐渐固化的真理内核。 接下来考察一下中医，中医理论的书籍中从头到尾几乎都充满了结论性的描述，得出这些结论的过程压根儿不提。为什么肝是将军之官而胆是中正之官？能不能反过来？为什么芫花的药性是入足太阳膀胱经而不是手太阳小肠经？最初古人是如何得出芫花入足太阳膀胱经这个结论的？而“药性入足太阳膀胱经”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说这药的某个成分会进入足太阳膀胱经中游走一番？那么是先从哪个穴位进入足太阳膀胱经的？还是这药的活性成分仅仅是影响与足太阳膀胱经有关的脏器、经络的强弱、虚实？又是怎么影响的？虽然直觉告诉俺这些描述在某种程度上都有不少正确的成分，因为由此指导的治疗有时候确实有效。但是从科学的角度俺还是很不习惯，倒是觉得从艺术的角度看比较习惯，只有在艺术面前才能只关心最终的成品，不需要考虑最初的详细过程。或者把它当作是某种目前未知的史前文明留给咱们的礼物来看待？ 四 所以，在中医面前，俺们的态度是及其矛盾的。有时候发现它有惊人的疗效，在一些病因不是很明朗的疾病面前表现出莫名其妙的回天之术；有时候又发觉它和安慰剂没啥差别，去年就有好几篇德国人发表的文献，验证针灸治疗偏头痛的效果，观察了几百个病例后发现针灸组的有效率51％，伪针灸组53％；有时候咱们又发现中医还要坏事，非典那阵子大伙儿预防性地乱吃中医导致的肾功能衰竭的报道还历历在目；想对中药进行双盲对照研究，又严重不符合中医的辨证风格。而目前中医们的良莠不齐的现状又使人在想看中医的时候颇感为难，怕遇上伪中医。不过目前有一种模式是比较清晰并且成功的，就是让中医扮演线索提供者的角色，从中药中分析、提纯活性成分，进而化学修饰，然后再申请专利、化学合成，狠狠地赚大把大把的银子。青蒿素就是个现成的实例，可惜又严重违背中药的君臣佐使的原则。 其实矛盾并不可怕，因为矛盾其实是智慧的代价。俺们越矛盾，俺们也就越聪明。就这样矛盾并享受吧，反正这是永远不会消失的。直到地球爆炸那一天，质量转化为能量，阴转化为阳。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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