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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河西 1915年12月2日，爱因斯坦发表广义相对论，被视为20世纪最重要科学成就之一。今天，正好100年了。 你知道吗？本来，爱因斯坦是要来北京大学讲学的，最后阴差阳错没有成行。 1919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已经传播到中国，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多次与爱因斯坦接触，希望他可以到北京大学讲学。 最后，爱因斯坦终于答应1922年去日本讲学之后，顺便来北京（请注意，还是顺便）。可是蹊跷的是，他都到日本了，1922年12月30日，他还经日本抵达上海，只是他在上海仅仅停留了两天，就离开去了新加坡，没有北上北京，与蔡元培和北大学生擦肩而过。 蔡元培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感觉莫名其妙，当时又没有移动电话，不知缘由，只好修书一封去问。爱因斯坦见信后回复，他抵达日本之前，即1922年11月13日上午，他曾短暂到达上海，第二天离开。上海有一个叫斐司德博士（Dr．Pfister）的人，自称受了蔡元培的全权委托，向爱因斯坦又提出了违背以前约定的要求，因此他不准备来了。如今接到蔡元培的亲笔信，才知道是误会，但他已经不能追改旅程计划，希望原谅。 爱因斯坦第一次中国之行就这样打了水漂。太奇怪了，这个所谓的斐司德博士到底是谁？他为什么会对爱因斯坦撒谎，其目的何在？有人说，这是日本人从中作梗，不希望爱因斯坦访华，日本人怎么没有从中作梗泰戈尔访华？还有人说，爱因斯坦在日本看到中国的状况，产生了退意：当时中国军阀混战，财政困难，他吃不准北大能否兑现约定，即给他的报酬。爱因斯坦不是爱财如命的人，而且当时没有飞机，这么大老远从欧洲乘船来日本中国，路途艰难，都已经到了，怎么会因为这样的误会就回去了呢？ 在爱因斯坦的日记中，他是这样写的： “在外表上，中国人受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勤劳，是他们对生活方式和儿童福利的要求的低微。他们要比印度人更乐观，也更天真。但他们大多数是负担沉重的：男男女女为每日五分钱的工资天天在敲石子。他们似乎鲁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的可怕。” 在爱因斯坦眼中，中国人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他看到了中国人贫困的生活，怎么还要在酬金的问题上斤斤计较？他给人的印象不像是一个爱财如命的人，可是偏偏在访问中国的问题，酬金却成为了一个焦点。 早在1920年，袁希涛（曾任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次长）正在德国访问，他给蔡元培发去一封电报，说爱因斯坦有意东来，问北大是否愿意接待？蔡元培当即复电表示欢迎。最后，爱因斯坦以“一时不能离德”为由婉拒了。 第二年春天，蔡元培借出国考察之机，专程拜访爱因斯坦，希望他能来中国讲学，爱因斯坦说，一来他已答应美国方面的邀请，二来他还要为犹太大学筹款，所以今年还是算了，蔡元培说美国到中国很方便，不如顺便来华，先生意下如何？爱因斯坦有些心动，但是考虑再三，还是谢绝了蔡元培的好意。 1922年，蔡元培收到了一封电报，是日本驻德公使发来的，说日本政府邀请爱因斯坦访日，爱因斯坦提出愿意来中国访问半个月，就是想了解一下，中国方面可以提供怎样的条件？蔡元培闻讯大喜，当即回复：负担对方在中国境内的旅费，以及给予每月一千大洋的酬金（实际上这笔钱是梁启超资助的）。北大教授朱家骅转来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信中说，去年他之所以不同意来华，一是时间不够，二是酬金太低，现在报酬充裕了，从日本来中国也方便。他特别提到，他先去日本的理由，固然是你们先约我的，但是日本人给的条件优厚，除爱因斯坦夫妇居住费外，另有报酬二千英镑。你看，这就是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小心机，你们中国人先请的我，但是人家日本人有钱，有钱的优先。你们钱少，那么我就顺便来一趟，说穿了就是这么回事。 20世纪初的一英镑是重量接近8克的金币，以现在的黄金价格每克240元左右计算，当时的一英镑约合今天1900元人民币。民国袁大头银元一元，普品参考价550元左右，孙像银元普品500元左右，如果以现在的价格来算，当时英镑的实际价值大概在中国银元的4倍左右。而在当时，差价远远不止4倍，一盎司黄金大约在16-17美元，一英镑约为4美元，银元大洋2.4枚换一美元。那么大概一英镑是民国大洋的9.6倍。 爱因斯坦老兄，看来您也是个见钱眼开的主啊。 从爱因斯坦与蔡元培往来书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1922年6月，他给蔡元培写信，说美国各大学给他开的酬金都在中国之上，中国如果还是开一千华币，好像有点说不过去，言下之意就是嫌弃中国开的出场费太低。于是，都到这时候了，爱因斯坦提出改两项具体条件：一，一千华币改为一千美金；二，东京至北京，及北京至香港旅费，暨北京饭店开销，均请按两人合计。后一点，主要是考虑他的夫人无可厚非，但第一点则不免让人对爱因斯坦这位大科学家有点看低，你真的很缺钱吗？爱因斯坦在德国研究所的年薪在4万马克左右，他根本就不差钱，而将一千华币改为一千美元，即2400大洋，这完全是漫天要价！但是蔡元培还是同意了，最后你还爽约放鸽子，蔡元培真是好脾气，换我们上海的金星姐，立马就怒了！ 什么概念？我们知道鲁迅的收入很高，可是鲁迅1927年一年的稿费收入不过1200多元，爱因斯坦的要价是鲁迅1927年稿费年收入的一倍。1933年是鲁迅收入的一个小高峰，总计有10300元，这一年收入增加主要是由于《两地书》的畅销，多得版税一千多元。这样，鲁迅收入最多一年所得，不过是爱因斯坦在日本讲学一次收入的一半（二千英镑换算成大洋是19200元）。 我再打个比方（只是比方而已），去年中国作家富豪榜第一名是张嘉佳1950万，我们假设鲁迅也是当年的作家富豪榜冠军，那么相当于爱因斯坦在日本讲学所得是张嘉佳的两倍即3900万人民币，而据传周杰伦《中国好声音》的出场费不过1000万而已。 《银元时代生活史》中，作者陈存仁说他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时，每月薪资只8元，上海卫生局的一名科长，月薪也不过30元。爱因斯坦的收入又可以抵得过多少个中国普通百姓的年收入所得？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7年在上海，二号梗米1石14元，面粉1包3.30元，猪肉1斤0.28元物价之低更衬托出爱因斯坦要价之高，如果美国等地的出场费都不低于日本的价钱，他一次讲学的收入可以在中国乃至世界过怎样奢靡的生活？ 1936年，爱因斯坦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与前来年进修的周培源第一次个别交谈时说：“中国人民是苦难的人民。”既然目睹了中国底层大众的苦难，你居然还以蔡元培方面可能——只是可能——不能满足他的酬金为由，单方面取消北京之行，确实太不应该了。有人说双方之前虽没有签订什么协议，爱因斯坦取消也没问题，那只是法律上没问题。蔡元培的热情从之前他给爱因斯坦的信中应该可以清楚地看到，口头承诺在爱因斯坦这样的大师身上也应该是一诺值千金，如今却弃若敝履，这样做确实让北京热爱他的师生们大失所望了。之前，为了欢迎爱因斯坦到来，宣传学习相对论的热潮已经形成。物理学家丁西林在北大发表演讲《爱因斯坦以前之力学》；在上海的虹口澄衷学校，也专门请人来讲相对论，结果给一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 爱因斯坦给蔡元培的回信中说他本来是要来的，但在日本等了5个星期也不见北大方面有什么消息，所以便临时改变计划，决定“中止赴华”。这一说法有很大的疑问，第一，他给蔡元培回信是在1922年的12月22日，当时他人还在日本，还没有回欧洲，完全可以消除误会挥师北上，可是他居然在12月30日上海呆了两天一声不响就跑了，可见他根本就不想去北京；第二，他既然前面说临时改变计划，决定“中止赴华”了，怎么又跑来上海？为什么不直接去新加坡？第三，这个所谓的“斐司德博士”到底是谁？11月13日，你在上海只停留了半天，他怎么会知道你在上海的歇脚处找到你？你认识他吗？不认识他怎么就相信他所说的话，怎么就不和蔡元培确认一下？ 其实，说穿了，也没有什么误会。事实上，也就在到达上海的那一天，他收到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正式通知（还是补的1921年的诺奖），这恐怕是他急于要回国的主要原因。此外，他说斐司德博士曾向他提出“与我们从前的约定相抵触的留华的请求”他不能接受，说穿了还是钱的问题。还没得诺奖，日本出场费就已经2000英镑了，现在得了诺奖，怎么可能低于这个价？而斐司德博士很可能只是爱因斯坦的一种托辞而已。 有一则轶事说，爱因斯坦把一张一千五百美元的支票夹在书里当书签用，结果把书弄丢了。还有一个故事说，人家请他在无线电上讲话，他拒绝了，说他不爱出风头。人家出了一千美元，请他只讲一分钟话，他也拒绝了，说他不需要钱。关于他为人淳朴的故事层出不穷，可是我们在他失约北大的事情中看到的却完全不是这样，也许，人都是有多面的吧。如果一个被认为是全世界智商最高的人会把自己的家庭住址忘记，那么他让人传颂他的淳朴的同时，又表现出贪钱的一面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这就是爱因斯坦，一个奇怪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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