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主的否定之否定》引言引言 一、由“春”入“秋”：西方政治现代性展开的三个阶段 中国史学界在世界历史中使用的“近代”常常只是时间意义上的，然而就西方政治理论的发展来看，近代却具有不扣不扣的“现代性”内涵。因此，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在时间上不断展开的过程不但是西方政治现代化得以不断实现的过程，而且是西方政治理论的现代性不断凸显的过程。自近代开始，以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为轴心，西方社会全面地进入了现代化的进程：在经济上，商品经济的发展打破了旧的封建生产关系，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基础；在政治上，资产阶级通过革命和改革，不但夺取了政权，而且设计了一整套与资本主义生产力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在文化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的启蒙运动进一步将西方的文化推向高峰。 从某种程度来看，近代政治思想是古代希腊、古代罗马，甚至是中世纪的继续，然而在近代与前述三个时间段之间亦存在着重大的差距。就整个近代政治理论的基本特征来看，它明确地阐述和论证了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正义的原则和精神，从而形成了西方社会政治哲学的基本主题；它在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政府与市场等关系上进行了种种理性的思考，从而架设了政治关系的基本框架；它在政府与政治制度建构上所提出并实践了种种设计与选择，从而构成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这些无不对当代西方乃至世界各国社会与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作为现代性充分展开的阶段，18世纪对西方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是西方现代化经过早期的酝酿，逐渐由经济向政治领域扩展并取得全面胜利的年代。建立于性灵最深处的西方文化形成了以独特的观念、情欲、生活、愿望以及感情等为内容的文化模式，并将这一模式进一步外化为一整套的制度，从经济、政治诸方面展示了西方文明的活力。德国著名思想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以其独有的创见为人们描述了西方文明的全貌：就精神形态来看，西方世界由“夏”入“秋”，通过反思的发展路线具备了成熟的形态；就文化形态来看，西方社会形成了成熟的艺术，并以理智化了的形式语言通向文明的顶峰；就政治形态来看，18世纪的终结和19世纪的来临完成了西方政治由文化向文明的过渡。 就政治文明三大轴心发展的历史顺序来看，精神形态无疑是政治形态的先导，这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从斯宾格勒的描述来看，在最早期的城市批判活动中，西方文明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张扬了“青春期”各种伟大形式的“内在的、普遍的对立”以及“唯心论体系与实在论体系的对立”，并在英国的清教和法国的冉森教那里表现出“宗教在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方面的贫乏”。具备了“成熟意识”的西方文明顺理成章地发展到“严密理智创造性的顶点”：以洛克（John Locke）为代表的英国理性主义者、以伏尔泰（Francois-marie de Voltaire）、卢梭（Jean-Jacgues Rousseau）为代表的法国启蒙运动以及以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哥德（Johann Wolfgang Von Geothe）、康德（Immanuel Kant）、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等人为代表的总结性体系，则成为这一时期的精神特征。 按照斯宾格勒的分析，与精神形态的先导性历史顺序相比，政治时代的到来明显滞后，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历史的真实。由文化向文明的转变标志着西方文明的最终形成，制度化的结果最终使得西方社会得以兴起。这种兴起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同时亦是政治上的。就其政治时代来看，继17世纪英国革命后，18世纪的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成为这一巨变阵痛的临产区，在它的血污中诞生的正是19世纪的“列强体系”、常备军和宪法；就宪政民主制的形成来看，由于在不同程度上糅合了法治，近代西方民主的发展事实上形成了两个传统——“卢梭传统”和“洛克传统”。 这两种传统排列了西方政治的两条基因链，不但决定了西方政治制度发展的基本原则，而且成为现代西方政治意识发展的两条主线。 启蒙与革命成为这一时期西方政治思想的主题。如果从宽泛的意义上看待启蒙的话，它应该是发轫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中兴于法国的启蒙运动，并从美国的宪政民主理论、英国的保守主义和德国的古典哲学那里得到修正与重申的宏大思想史事件。仅就本编的内容来看，它围绕着激进民主与宪政民主展开历史的进程与思考的线索，以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为思考的主题，并从英国的保守气质与德国的妥协精神那里得到印证。 二、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西方政治现代化的两条道路 18世纪是资产阶级革命进一步深入发展，并在整个西方世界确立起来的历史过程。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对其它国家起到了重要的先导作用，由此而引发的资产阶级革命进一步在法国和美国展开，从而在西方社会全面地确立了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 就其典型性来讲，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无疑成为西方政治现代化的两条道路。同为资产阶级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是最可资比较的两场革命。作为政治行为的两种模式，美国革命是“阳光”，温和而耐久；法国革命则如“闪电”，“照亮并荡涤旧世界的角角落落，但也迅速回归于黑暗” 。影响如此之大又相隔如此之近的“姊妹革命”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而其结果却又有着天壤之别，为我们提供了两个最具有可比性的个案。 就思想史的意义来看，两场革命来源于两场启蒙。法国的启蒙运动步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尘，继承了它的精神财富，使欧洲资产阶级的思想革命达了“顶峰”，成为欧洲历史上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启蒙运动继承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基本成就，总结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经验，对法国大革命和美国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伯恩斯（Edward Burns）认为，“历史很少有别的运动像启蒙运动那样对人的思想和他的行动发生如此深刻的影响” 。相比之下，美国的启蒙运动并不像法国的启蒙运动那样流光溢彩。然而美国的启蒙运动将欧洲存在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付诸实施，不但以独立宣言宣称了仍然处于欧洲思想家头脑中的自由、平等与独立，与法国大革命中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遥相呼应，而且通过历时五个月的激烈辩论制定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成为与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相媲美的历史性成就。 就革命的进程来看，美国在革命胜利后，制宪会议从《独立宣言》的民主立场上退下来，选择了法治，有意地削弱了民主，成为一场缺少民主的宪政革命；与此相反，法国革命选择了民主，却没有形成民主的制度化，进行了一场没有形成宪政秩序的民主革命。总的看来，西方政治现代化早期以民主和法治为主题，在政治意识的形成、政治制度的确立、政治行为的个性等方面昭示了政治文明青春期的对立，从两个方向塑造了西方政治文明发展的雏形。 从早期的发展来看，无论是激进民主还是宪政民主都没有摆脱其自身的局限性。激进民主理论指导下的法国大革命挤压了法治的空间，宪政民主指导下的美国革命则扼杀民主的活力。历史的发展遵循着否定之否定的路线，再一次验证了反思的魅力。美国革命后，以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麦迪逊（James Madison）等人为代表的民主派逐渐取代联邦党人掌握了美国的权力，进行了大规模的民主改革，从而加强了美国宪法的民主性；而法国革命之后，在一次又一次的复辟与混乱中，保守主义逐渐占据了欧洲思想界，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法国大革命激进民主的扩展，加强了宪政法治体系的建设。 仅以美国来看，在民主革命完成后，美国成功地实现了宪政秩序，完成了建立民主政体与宪政秩序的双重任务。宪政与民主的不断融合亦使得美国的宪政民主制得到不断的修正与巩固。以杰斐逊为代表的民主派和以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为代表的宪政派分别领导了美国的独立革命和制宪革命，为美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发展提供了两条道路，两种传统的冲突与融合最终成为美国宪政民主制度的思想源泉。 三、激进民主与宪政民主：西方政治文明的两种样式 与西方社会政治现代化的进程相适应，西方政治文明亦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政治理论围绕着如何分配和制约国家权力、如何行使和保障个人权利等主题展开了更加深入的讨论。如果将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的两条道路放到民主政治的大背景下来考察，我们发现，激进民主与宪政民主正是西方现代政治文明的两种基本制度样式，强调民主彻底性的激进民主理论更强调人民的力量、民主的要求、国家的权力以及公民权的行使，而强调法治稳定性的宪政民主理论则更强调法治的力量、分权与制衡以及人权的保障。“就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来看，民主与法治之间的互动不但昭示了国家主权与法律为王两种至上性要求的交叠，在议会主权与宪法至上、人民主权与限权宪法之间保持着持久的张力；而且还强化了国家与社会的领域分离，在人民主权与人权、公民权与人权、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间要求应有的界限。” 因此，西方政治文明的充分展开本身就从两个方面保持着张力。就政治意识的形成来看，由于在不同程度上糅合了法治，现代西方民主观念形成了两个传统——“卢梭传统”和“洛克传统”；与这两种政治意识相对应，就政治制度的理性筹划来看，现代资产阶级革命又可以明确地区分为以美国革命为代表的“法治优位”模式和以法国革命为代表的“民主优位”模式；与之相适应，政治行为的模式亦区分为美国的宪政革命模式和法国的民主革命模式。 实际上，两种模式的考虑只不过出于典型化的需要：一方面，所谓的“优位”是出于比较而言，因此很难说美国革命没有民主，法国革命毫无法治；另一方面，两种模式亦没有完全整合内部存在的矛盾。尽管人们可以将思想观点基本相近的思想家划分为不同的思想流派，然而每一个活生生的思想个体总是倔强地声称其多样性的存在。他们之间的思想分歧与对立是复杂的，但其民主与法治的理论个性却是鲜明的。就法国的政治思想来看，大致可以划分为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自由派和以卢梭为代表的民主派。两派均从自然状态、自然法、社会契约等基本的政治概念与研究方法出发，提出了分权制衡、人民主权等重要思想，对法国大革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就美国政治思想的发展来看，以杰斐逊为代表的民主派和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宪政派成为政治思想的两大主流，前者强调民主力量的重要性，而后者强调宪政秩序的合理性，主张通过分权与制衡限制权力被滥用，这为美国政治现代化提供了两条不同的道路。 然而对革命的反思更为明显的却是革命已经完成的英国和等待革命的德国，冷眼旁观使得英国的保守主义与德国的妥协主义更具有反思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尤其是法国革命成了重大的思想史事件。在对法国大革命进行反思的基础上，英国人柏克（Edmund Burke）创立了保守主义，使其成为西主世界能够与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相提并论的三大传统思潮；同时，亦是在对法国大革命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德国人康德及其后继者创立了“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以温和与思辨回应了法国大革命的激进与革命。 实际上，激进民主与宪政民主只不过是理论上的两种极端形态。在这中间，存在着种种不同的政治思想样式，体现了思想史的丰富多彩。比如在对法国大革命进行反思的基础上，英国形成了所谓的保守主义政治思潮。英国国内激进派与保守派的争论尘埃落定，以柏克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它不但在当时形成了一大批的信徒，控制了英国国内的舆论，而且，直接影响到20世纪，成为保守主义思潮继续发展的源头活水。保守主义从所谓的人性论、传统论、革命论、理性论、法治论等基本主题出发，全面地修正了法国启蒙运动对理性、革命、传统等的认识，推动了思想史的进一步发展。德国早期的政治思想深受法国的影响，在对法国政治思想进行借鉴和吸收的基础上，德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最初政治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自由主义的倾向，形成了所谓“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 就18世纪德国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人的基本理论倾向来看，他们一方面对法国大革命心向往之，深受卢梭等激进革命派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极力地调和革命的激进，采取保守的中庸立场，将理论的探讨局限于思想与精神生活的领域，并以纯粹抽象的哲学语言表达出来。狂飙运动和浪漫主义正面挑战启蒙思想的理性主义和法国文化，在感性与理性、主观与客观的两分法中确立了德国政治文化的传统。康德以伦理国家观确立了其政治自由主义基本倾向，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奠定了基础，其后的洪堡、黑格尔等人均从不同程度上继承了这一传统，使得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发挥光大。  原创投稿、文章荐稿邮箱： zhengzhixueren@sina.com 政治学人，公益的专业学术分享平台！ 本期编辑：吉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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