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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篆小议 尚磊明 兰亭书法艺术学院
小篆在历史上是作为秦朝的通行文字的。汉一统天下后，以隶书作为主要字体进行交际，但篆书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它虽然未能继续作为通行文字，但却在某些领域得到使用，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我们在一些汉代的出土文献中仍然可以看到当时篆书的面貌，为我们研究汉代篆书继承发展以及篆书的历时变化提供了资料。 汉代的出土器物中，使用篆书的主要包括以下一些方面： 1．青铜器，汉初《文帝九年铙》，武帝《中山内府钫》、《中山内府鋗》，成帝《上林鉴》、《寿成宝鼎》，汉末王莽《新莽铜量铭文》、《新莽衡杆铭文》、《新莽嘉量铭文》。 2．刻石，汉初的《群臣上寿刻石》、《祝其卿坟坛刻石》、《上谷府卿坟坛刻石》、《五凤刻石》，东汉《袁安碑》、《袁敞碑》、《嵩山少室石阙铭》、《开母庙石阙铭》以及《张迁碑碑额》等众多碑额题记，还有墓记、塞石等。 3．瓦当，数目众多，就不作举例了。 4．汉印，同上。 5．钱币，如五铢钱，莽布莽币等。 6．棨信，数量较少。 政治文化上，汉承秦制，在篆书上也是如此，汉代篆书总的来说是对秦代小篆的继承和发展，在文字上是对秦小篆的延属。汉代篆书在字形构件以及笔画组合上与秦篆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他们之间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体势上，即其在书写上的风格特点及体势上有很大的区别，这既是文字形体学又是书法学上研究的内容。我们通过与秦篆的对比说明汉篆与秦篆的差别，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汉篆的特点。这些区别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结体上的差异：拿秦《泰山刻石》以及一些秦代诏版与《袁安碑》等汉代石刻比较一下，我们就会的出以下认识。《泰山刻石》篆字中宫紧收，字体肃穆严整，整饬庄严，布白均匀，是一种极端规范的书写，是皇室宣武及规范秩序的体现。秦诏版相对而言更接近日常的书写面貌，大都为划刻而成，故无刻石的整齐划一，显得大小错落。但是它仍保持其规范特征，除大小不一，笔画略曲外，体势与刻石皆是笔画均匀一致，呈长方体样式。汉代篆书就显得要丰富的多了。汉初，隶书通行，篆书却未殆亡，故这时的字体是篆与隶的杂糅，显得朴茂浑厚，《群臣上寿刻石》、《祝其卿坟坛刻石》、《上谷府卿坟坛刻石》、《五凤刻石》等刻石鲜明的体现了这点。这时的金器除了继承周秦金文规则严谨的书写体外，就是这种参与篆隶之间的写法，像武帝《中山内府钫》、《中山内府鋗》中的铭文篆体已由秦小篆的长转为方，笔画外展，篆隶混用，难以分别，这时的篆书形态为汉篆的发展铺垫了一个基本的格调。后来出现的东汉碑额题记上所使用的篆体应该说就是在其基础之上的发展形成的。汉篆由圆转方的变化还促使了字的重心下移。秦小篆结体较长，上紧下松，竖笔托长，汉篆则下体明显缩短，字的重心明显趋下。秦小篆中宫紧收，字的构件不均而上紧下松。汉篆则相反，笔画明显在外拓，二者的区别恰与书法中上羲献之别相似，一为“收”，一为“拓”。这种差别也表现在秦汉印文上，对比秦代与汉代印章上的篆文，秦篆依然结体圆长，而秦篆依然转粗转方，而且笔画粗细随文字多少而变化。当然，汉篆笔画增粗应该还是有其目的性的，那就是可以做到防止作伪。 二．笔画线条的差异：秦小篆与汉篆在文字的线条上有着很大的差别。秦世小篆以圆转细劲而被称之为“玉箸篆”，其线条均匀一致，婉转而通畅。由于篆隶的相互融合，汉篆在线条上要比秦小篆厚重一些，有些甚至相差甚远，像一些东汉碑额上的题记。值得注意的是，汉篆的笔画线条还存在着诸多的变化。首先，汉篆的线条不再是秦小篆的那种均匀一致，一笔之中存在粗细的变化。对比《袁安碑》与《泰山刻石》，由于受到隶书的影响，汉篆笔画中轻重粗细的变化节奏极其明显，转折处有方有圆，有些笔画甚至带有隶书笔画的波挑。而且汉篆在笔画的组合上已不再是秦篆的整齐划一，它采取了多种组合方式，如斜正、直曲的搭配。东汉的《张迁碑》碑额也很特别，由于字的挤压，笔画之间就相互穿插，笔画弯曲折叠，极为有趣。 三．“静态”到“动态”的变化：就总体而言，汉篆极富动态感，这一点上与秦小篆庄穆严整的静态美显得很是不同。秦代篆书可以说是极富理性的，它的线条粗细均匀，字的大小一致，空间布白上稳定均衡。它体现了对称性和平衡性，是一种极端程序化的书写方式。汉篆则极尽变化之能事，追求自然舒放，讲求灵活生动，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汉代的许多碑额、刻文、墓记、棨信都体现了这一点，汉瓦当文尤为突出。这是由于瓦当圆形体制的限制，篆字必须采取避让、弯转、折叠等手法来完成。这些手法使篆字形态上夸张到了极点，整体飘逸灵动起伏跌宕，富有节奏和动态效果，把汉篆的飘逸灵动发展到了极致。当然，汉代同样还有一些较为严整、刻板的体态，主要为金器铭文，汉印缪篆。钟鼎彝器主要为祭祀之用，置于庙堂之上，是庄严肃穆的体现，其书体必然要规整严饬，然而又极具时代特色，就是汉代金文由长转方的鲜明特点。这是一种必然趋势，同时也是对周秦金器铸刻方式严整风格的继承和发展，这与其他载体上书写风格有别也是无可厚非的，见汉初《文帝九年铙》以及成帝《上林鉴》、《寿成宝鼎》。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西汉后期社会文化方面掀起的“复古之风”，这在西汉末期的文学、思想以及以及艺术上都得到强烈的表现，如古文经学的兴起。新莽时期出土的一些金器，就是这种现象的体现，这时的篆书体态纤长，显然是在模拟秦小篆，上紧下松，如《新莽铜量铭文》、《新莽衡杆铭文》、《新莽嘉量铭文》等。而且这时的莽布上还有一种悬针篆的写法，是在小篆长体基础上的变化。 通过与秦小篆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以上汉篆在体势上的三大特点，这些特点都不同程度的表现在两汉各种载体的篆书形体上。然而，引起这些变化的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汉时篆书与隶书的交杂参用，这是它的核心所在。正是由于在隶书的“渗透”，才造成汉代篆书其鲜明的时代特色。
参考文献： 邓散木《篆刻学》人民美术出版社 1979第一版 黎东明《秦汉篆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徐玉立主编《汉碑全集》河南美术出版社 2006年第一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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